材料一：三十年战争在其开始之初，仅限于德意志境内，皇帝和支持他的天主教诸侯与新教诸侯两大集团之间作战。不久，丹麦、尼德兰、瑞典、法国、西班牙等国相继加入战争，英国、俄国、教皇和波兰等则因支持不同的集团而纷纷介入，三十年战争遂演变为国际战争。1648年，交战双方经过会议协商，共同签署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结束了这场战争。和约规定，德意志的350个邦“在教会事务和政治方面均得自主行使领土主权”，和约还承认了瑞士和荷兰独立，划定了欧洲大陆各国国界。

——摘编自齐世荣总主编《世界史》

材料二：从1814年10月到1815年6月，列强在维也纳召开全欧国际会议。这是自威斯特伐利亚会议以来，第二次通过全欧国际会议来安排整个欧洲的政治格局。1648年，和会上没有英国、波兰、俄国和土耳其的代表，而这一次和会仅仅排除土耳其在外。会议所有重要事务主要由俄、英、奥、普、法五国协调决定。会议的主要结果是：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都恢复君主制，法国的疆界恢复到1790年的状况，俄国获得波兰的大部分和芬兰，普鲁士也扩大了领土，建立了由奥地利主持的德意志邦联，英国获得一些海外殖民地。

——摘编自袁明《国际关系史》

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不仅是经济革命，更是政治整合。一是通过清匪反霸打击实际掌握乡村统治权和压迫普通农民的地主势力或其他黑恶势力，将分散在乡村社会的社会权利收归到国家政权体系中来，实现了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的整合；二是国家政权在乡村社会末端建立起基层政权组织，将广大农民组织起来，将土地分配给无地、缺地、少地的农民。由此，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先生称土地改革是“农民取得土地、党取得农民”。

——摘编自李华胤《我国乡村治理的变迁与经验探析》

材料二1980年，四川广汉向阳公社率先重建乡政府，开始了政社分开，废止人民公社，建立乡镇政府的进程。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立了乡镇政府作为基层国家政权的政治地位，村民委员会是群众自治组织。村委会的建立使得农民成为乡村治理的主体。随着市场经济以及农村环保、民生事业的发展，市场组织、社会组织也成为了乡村治理的主体。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对农村各项工作提出更加全面、更加系统的要求。十八大之后，新型城镇化战略更明确地站在统筹城乡的角度上，以城乡一体化为目标，对农村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各个方面进行了全面部署。

——摘编自刘新《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乡村治理的历程与发展》

材料一   在亨利三世时期，律师已开始形成一个强大的团体，他们在普通诉讼法庭中拥有独占的出庭发言权。1310年前后，英国王室开始任命自己的律师。随着普通诉讼法庭固定于威斯敏斯特宫之后，法律执业者开始集聚于伦敦城与威斯敏斯特宫之间。英国历史中最为重要的出庭律师培训组织律师学院开始出现。在爱德华三世统治期间（1327—1377年），四大律师学院基本成型。四大律师学院拥有授予法律文凭和出庭执业资格的垄断权力。至亨利六世时期（1422—1461年），四大律师学院都保持着各家200人左右的学徒规模，对入学者还有着严格的血统要求，非绅士出身者不得入学律师学院，因而入学者非富即贵。

——摘编自王涛《英国律师的早期史——兼论中国律师分类改革的启示》

材料二   1950年，新中国第一任司法部部长史良明确提出“建立与推行新的人民的律师工作与公证工作”，并把它作为“当前的主要工作”中的一项工作。1954年宪法第七十六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后来，在党的八大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发言指出：“律师制度是审判工作中保护当事人诉讼权利不可缺少的一项制度……应该逐步建立起来。”随后，中国建立起来的律师制度，以当时的苏联为仿效对象，把律师纳入国家公职范围，统一领导，统一工作。除了少数是刚从法律院校毕业出来的担任学习律师外，大多数律师是从公、检、法系统调来的。律师制度建立后，有的当事人为了请到律师，天未亮就到法律顾问处门口排队等候挂号。

——摘编自汪文庆、文世芳《新中国律师制度从建立、中断到恢复》

材料   在苏联探讨总结自己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时，中国共产党结合自己的实践和国情，重新审视和探讨中国的经济建设道路，这种探讨成为1956年中共八大的主题。1956年5—8月，国务院召开了全国体制会议，讨论研究如何改进经济管理体制。会议提出了《国务院关于改进国家行政体制的决定（草案）》，经国务院全体会议修改后，提交中共中央讨论通过。1957年10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基本上通过了由陈云主持起草的《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决定（草案）》、《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决定（草案）》和《关于财政管理体制决定（草案）》。这三个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草案，总的精神是调整中央与地方、国家和企业的关系，即把一部分工业管理、商业管理、财政管理的权力下放给地方和企业。这三个草案经同年11月8日的国务院第61次全体会议通过和次年1月1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84次会议批准，以国务院名义正式公布下达，从1958年开始实施。

——摘编自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材料一   18世纪的英国，慈善事业兴起，有着种类繁多、数目惊人的慈善机构和慈善组织。慈善团体或机构都包括以认捐为前提的组织方式，入会会费、每年会费、一次性捐赠、募捐使慈善社团岁入动辄上千英镑。约束机制主要包括监督机制和惩罚机制。监督机制既体现在行政监督中，也体现在财务监督方面。行政监督包括年会、会长或委员会对社团记录的审查、会长对慈善机构的视察等少数服从多数的决策方式。慈善社团或机构的规定大多数都包括惩处办法，详细又严格。但是惩罚并不是目的，要求成员在处理会务时保持肃静、规定必须交纳会务费以及保障有资格享受福利的会员利益不受侵犯等，但大量善款依然不可避免地被侵吞、贪污或挪用。英国的18世纪由于慈善活动活跃，特别为英国下层民众提供服务而被誉为“慈善时代”。

——摘编自姜鹏成《18世纪英国慈善事业组织和运行机制初探》

材料二   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颁布，当年还成立了中华慈善总会，还举办了中华慈善奖的评比活动，在社会上树立了良好的榜样，激发了社会民众积极参与慈善事业的热情。2008年发生的汶川地震，社会上掀起了开展慈善事业的高潮，同年还举办了奥运会，我国南方遭遇了雪灾，当年接受的捐赠款物是前一年的3倍多，尤其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报告明确要求“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对慈善事业发展作出了重大决策部署。慈善组织根据全国各地不同地区、不同地点量身打造了帮扶手段，切实在脱贫攻坚战中展现了自己的担当。

——摘编自李春鸽《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研究》

材料一   门荫制度长期存在于中国古代社会之中。科举制为隋代所创建，唐代初步发展但不甚完善，加之魏晋以来的门阀大族死而不僵，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唐代门荫入仕在选官途径之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唐中期以后，随着科举制的日益完善，社会对科举出身人士越来越重视和推崇。根据学者对于唐代宰相等高官出身的数据统计：“除少数入仕途径不明者外，门荫出身者共177人以上（有隋代受荫承袭至唐的），其中位至宰辅的有48人，占唐宰相总数369人的13%。如果以宪宗朝为界把唐分为前后两期，前期门荫出身的宰相有45人，占唐朝门荫出身宰相的90%，宪宗以后则寥寥无几。高级官僚中门荫出身比重的下降，从一个方面反映了门荫制度衰落的趋势。”

——摘编自陈禹澍《唐代门荫入仕制度探析》

材料二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七月，清政府诏废八股，改试策论，要求各省均于省城改书院为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同年10月，政务处会同礼部奏定《学堂选举鼓励章程》，规定凡学堂考试合格毕业者，均给予贡生、举人、进士等出身；对成绩优秀的举人、进士，在进行殿试后，“酌加擢用，优予官阶”。自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至宣统三年（1911年），清政府共举行留学毕业生考试七次，大量留学生借此跻身仕途。为筹备立宪，清政府对资政院、谘议局议员的选聘均仿行西方的代议制度，实行选举制。清政府制定了《资政院议员选举章程》《各省谘议局议员选举章程》等，对被选举人的资历、身份、财产均作了严格的规定限制。活跃在清末资政院中的议员罗杰、雷奋等人，借此进入政治领域，并在推动清政府的改革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摘编自鞠方安《试论清末选官制度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