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古代社会自郡县制以来，政权只设到县一级，社会基层长期维持“乡绅自治”。这种治理格局概括为“皇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中国传统基层自治的存续，得益于既是社会经济单位、又是政治责任单位的家户制度和儒家意识形态的教化。

——任杰、郁建兴《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中的自治、法治与德治》

史料一   在朝廷内部也好，地方上也好，旧社会势力仍然占着绝对优势。维新派希望依靠一个并无多少实权的皇帝自上而下地推行某些重要改革，在不触犯地主阶级根本权利的基础上求得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这对那些无拳无勇的书生来说是可以理解的，但缺乏可以依靠的社会基础就终究只能成为不切实际的幻想。人们的思想认识在戊戌维新运动的启蒙下跨出了一步，又从这个运动的失败中再向前跨出一步。

——摘编自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

史料二   20世纪初的晚清变革大事记

——摘自袁行霈《中华文明史》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很多诸侯在其辖区开始设置郡、县。在当时，郡、县二者间未必有统属关系，但这已经说明这个时期郡县制已经开始出现。秦朝在地方建立了郡县两级的行政体制，秦分天下为36郡，汉代时期已增至83个。汉武帝为了对地方诸郡进行监察，设置13部刺史，刺史的治所被称之为“州”。东汉改“郡”为“州”，改刺史为州牧，开启了州、郡、县三级地方行政体制时代。

材料二   秦朝最初为三十六郡，县总数在一千左右。到西汉，郡级政区（郡与国）比秦代大幅增加，西汉末有郡国一百零三。东汉末年，朝廷派中央的高级官员出任州牧镇压农民起义，授与兵权、财权和行政权，以与农民军对抗。此后，州演变成了郡以上的一级行政区划。魏晋南北朝时期州郡数膨胀，平均每州只辖二个多郡，每郡只辖二个多县。隋炀帝大举并省州县，同时又改州为郡。并省之后全国有一百九十郡，一千二百五十五县。唐承隋制，但郡被改为州。唐太宗时，按山川形势分全国为十道监察区，以观察使监察地方。为了扑灭安史之乱，唐玄宗时不得不在全国普遍设置方镇，任命一大批上马管军下马管民的节度使。唐后期，经常以观察使兼任节度使。这样，观察使的监察范围——道与节度使的军管区域——方镇也就合二为一了，州县以上新的一级政区道（方镇）就渐渐成形了。

材料一   在神学统治的年代，盲目信仰、禁欲主义成为至上的美德和追求，人类失去了真实的自我和真实的生活。

——摘编自张成岗《从神本到人文：“文艺复兴”时期人文精神解读》

材料二   （清教）主张限制消费，尤其是奢侈品消费;认为把追求财富本身作为目的是极应谴责的，但是若作为从事一项职业劳动的果实而获得它，那便是象征着上帝的赐福……强迫节省的禁欲导致了资本的积累。在财富消费方面的限制，自然能够通过生产性资本投资使财富增加。

——摘编自[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史料一　英国历史上的宪法性文件

——摘编自《英国宪法的历史沿革》

史料二　“光荣革命”以后的这套政治制度在英国叫作“旧制度”。……这种制度能够保证工业革命的发生，但是当工业革命发生后，它又成为陈旧的制度，必然被工业化社会所淘汰。

——摘编自钱乘旦《第一个工业化社会》

唐初，赋敛之法曰租庸调，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玄宗之末，版籍浸坏，多非其实……民富者丁多，率为官为僧以免课役，而贫者丁多无所伏匿，故上户优而下户劳。吏因缘蚕食，旬输月送，不胜困弊，率皆逃徙为浮户，其土著百无四五。至是，炎建议作两税法，先计州县每岁所应费用及上供之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其租、庸、调、杂徭悉省。

—《资治通鉴》

材料：“两税法”树立了中国税制演进之路上的新的里程碑。两税法改变了自战国以来以人丁为主的赋税制度……不仅征税广度得到扩宽，且依据纳税人负税能力高低来征税，也极大地调动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在税收对象上“两税法”确立的“资产为宗”的计税原则，以后各代基本没有改变，整个趋势是财产税的比重越来越大，人头税的比重越来越小……在税收形态上，其间实物税虽然一直存在着，但较之货币税已经变为次要角色……在税收结构上，抑商观念在人们的心目中越来越淡。

——张敬群《中国税制演进规律初探》（载《税务研究》2015年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