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凡贸易，金太贵，而不便小用；米不能久而不便大用；钱近实，而易伪易杂，钞太虚，亦复有泡烂。是以白金之为币，长也。”对于民众来说，白银有保值和储存的便利。隆庆元年（1567年）明穆宗颁令：“凡买卖货物值银一钱以上者，银钱兼使；一钱以下止许用钱。”万历年间，张居正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标志着白银货币化的最终形成……民间海外贸易的自由发展，一个自然的结果就是对明王朝作为安身立命之本的等级秩序的致命颠覆，开创了自由思索与行事的开放氛围。明中期笔记曾有记载“纳银四十两，即得冠带（借指官吏），称义官”。明某话本中写道“如今人最易动心的无如才，只因人有了两分村钱，便可高堂大厦，美食鲜衣，使婢呼奴，轻车骏马……又有这些趋附小人，见他有钱希图叨贴，都凭他指使，真是个钱神”。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中国以白银为主要货币。围绕白银流通，当时形成了一个世界贸易网络。

——摘编自郭良伦《白银货币化之下的明朝中后期中国与世界》

材料一 1814年9月，英、俄、奥、普、法的全权代表会聚维也纳。法国提出，“恢复旧秩序”必须遵循“正统”原则，那些被法国革命推翻了的封建王权和制度都是“正统”的王朝，“恢复旧秩序”就是应该恢复这些“合法”的王权及其原有的旧疆界。这--原则得到大会的一致赞同，同时还决定把补偿原则作为大会的另一指导原则，即大国在瓜分小国领土时，如某一国要求未能得到满足，则可在其他的地方获得补偿。1815年3月20日，拿破仑返回巴黎。为了集中力量进行反拿破仑战争，英、奥、法、俄、普、西、葡以及瑞典八国于6月9日共同签署了《最后议定书》。《最后议定书》共121条，主要规定了欧洲版图的划分，以及明确欧洲各河流完全自由航行。议定书还有17项附件，内容涉及大国对海外领地的划分、呼吁各国停止奴隶买卖、关于外交代表等级的章程等。

--摘编自方连庆等主编《国际关系史（近代卷）》

材料二 1919年1月18日，27个战胜国的代表云集法国巴黎，召开关于结束战争、安排世界新秩序的和平会议。由于美国和亚洲国家的出席，这次会议成为历史上第一次全球范围内的构建战后秩序的国际关系会议。巴黎和会虽是处理战败国的“分赃会议”，但“俄罗斯问题”也引起和会的重视。和会批终签署的《凡尔赛和约》分为两部分，第一章是国际联盟盟约，余下部分为对德和约。

-摘编自刘德斌主编《国际关系史》

材料一   汉朝对西南边疆地区的统治主要是通过控制当地的部落首领或酋长来实现的。这一治策被此后的中原王朝相继沿用，地方大姓、“夷帅”、羁縻府州等西南边疆历史要素都是该治策的具体体现。元朝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创设“蒙夷参治”制度。当时云南参政、平章、宣抚、安抚以及路、府、州、县等官，皆由大批的蒙古人、契丹人和当地人担任。吴永章曾言：“有元一代创立蒙夷参治之法，而官有流土之分，于是始有土司之名。”明代将元朝的“蒙夷参治”发展为“土流并治”的治理思想，使其普遍运用于西南边疆地区。清因明制，大体皆如此，在西南地区的基本治策是：以土官“钤制”地方，再以流官对土官进行“弹压”。

——摘编自张楠林《明清时期云南“土流并治”管理模式与边疆治理逻辑》

材料二   西藏和平解放及西藏自治区成立以来，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和自治区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下，西藏各族人民认真贯彻执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使西藏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项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据统计，1998年，西藏全区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已达49851人，占全区干部总数的74.1%，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占80%，在自治区主席、副主席中占77.8%。至2021年年底，全区地区生产总值达到2080.17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56831元，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950元。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一直十分关心西藏各项事业的发展，不仅给西藏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和措施，而且还专门召开了三次西藏工作会议，从人力、技术、财政、物资等多个方而给以援助。

——摘编自姚俊开、马汉斌《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在西藏的实践》等

材料   公元607年，日本推古女皇派小野妹子等出使隋朝。小野妹子回国时，隋炀帝派裴世清陪送到日本，揭开了中日交往的新篇章。此后，日本频繁遣使来华。遣唐使每次来华，都送来100至250名留学生和留学僧。同时将“五经”与诸子、史学等汉字书籍带到日本。公元646年，大化新政府成立以后，任命长期居留中国并熟知中国典章制度的高向玄理、僧旻为国博士，参与新政府的施政。日本政府制定了《大宝律令》，仿唐朝官制，称为“二官八省制”。在地方官制方面也大体仿照唐制，设国、郡和里三级。佛教于公元6世纪从中国传入日本，日本派遣僧人留学唐朝，佛教许多宗派传入日本。律宗高僧鉴真也受邀去日本传经讲道。鉴真师徒用汉语讲读经书，使汉语广泛地渗入日本的社会生活。促进了日本汉文学和音韵学的发展。汉字伴随着汉文化东传日本，形成‘汉字文化圈’。该文化圈又因汉字所承载的中华文明，而被称为“中国文化圈”。

——摘编自袁行霈等主编《中华文明史》

材料一   宋代以来，中央集权的不断强化基本上解决了，地方割据的问题，但也陷入了一定的历史困局之中。政治上，“百年之忧，一朝之患，皆上所独当，而群臣不与也”。地方长官以事上为能，“而无肯为其民兴一日之利者，民乌得而不穷，国乌得而不弱？”君主对于地方“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而又设之监司，设之督抚”。由于任期有限和回避制度，地方长官对地方事务往往疏离，不得不任用当地的胥吏。胥吏们父子相传，谋取私利，造成了“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的局面，无异于“养百万虎狼于民间”。

材料二   南宋时期，叶适注意到了中央过度集权的弊端，指出“纪纲以专为累，则莫若分之”“法度以密为累，则莫若疏之”，主张把部分兵、民、财赋之权，分给将帅和地方守臣，使州县“兵、民、财赋皆得自用”。清初，顾炎武主张将生财、治人、辟属之权全部归县令，县令可长期任职甚至传之子孙，并主张在县以上只设郡，其权力仅限于监察。

——材料一、二均摘编自吕冰洋《央地关系的历史困局与顾炎武的思考》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后，一度建立起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20世纪80年代开始，央地关系进入一个调整期。20世纪80年代，财政上的包税制改革使地方收入大增。1994年又实行分税制，将主要税种划分给中央，但同时又规定了中央对地方税收的返还制度。同时，地方获得了一定的制定地方法规的权力。20世纪80年代，中央还向地方下放了一批国有企业的管理权、投资审批权等经济管理权。1992年，中共中央提出实行市场经济和“政企分开”的目标，中央政府主要负责宏观调控，地方政府也退出了企业的经营管理。同时，中共中央在文化教育等方面也采取了许多权力下放和市场化的措施。

——摘编自顾煜《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

材料一   南宋淮东转运副使虞俦指出，淮东钱法屡变，致使币制不被民众信任，货币流转不畅。解决之道在于“事体既定，不可复有纷更”，如“四川铁钱、钱引行之二百余年，公私流通，未有议其为不便者，良由事体素定，民听具孚故也”。以北宋交子的流通为起点，纸币登上了历史舞台。进入南宋后，作为交子继承者的钱引继续行用于四川，朝廷又在不同地域内长期并大量地发行东南会子、湖北会子、淮南交子等多种纸币，使纸币流通基本遍布南宋全境，对国计民生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摘编自王申《理想模型：南宋货币议论中的北宋交子形象》

材料二   北洋政府财政部部长熊希龄在1913年10月向袁世凯提议由财政部派监理官前往各省分驻官银钱行号监视包括纸币发行在内的一切业务，并由财政部拟具《各省官银钱号监理官章程》。北洋政府制定了很多推广中国银行纸币的法令措施，1913年还专门颁布了《中国银行兑换券暂行章程》，规定一切官款出纳及商民交易，完纳各省钱粮赋税，发放官俸军饷等，一律通用中国银行兑换券，如有拒不收受及折扣、贴水等，从严取缔。中国银行纸币很快树立了良好信誉，发行量迅速增加，从1912年的106万元，增至1927年1.59亿元，成为当时最重要的中资发钞银行。

——摘编自石涛《近代中国纸币发行权演变研究》

材料三   当时主持国家经济工作的陈云于1950年10月1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过去一年财政和经济工作的状况》，指出：“统一现金管理办法，是把所有属于政府的但是分散于各企业、机关、部队的现金，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管理、集中调度，这就不但避免了社会上通货过多的现象，而且大大增加了国家能够使用的现金。”后来，他又在《加强财政、金融和投资的管理》一文中提出：“建立决策制度，实行预算审核，加强投资的计划性，实行进一步的货币管理。”

——摘编自孟建华《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我国主要的货币理论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