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076年初，宋神宗诏令国家医学教育机构太医局，在京城开封开办“卖药所”，后称“熟药所”，习称“官药局”，制造成药向社会销售。官药局规定：成品药的包装，应外贴药品说明书及“和剂局记”的印记商标；药局必须昼夜有人轮流值班，以保证随时供应药物，凡因失职而影响了急症病家购药的，“杖一百科罪”；发现霉变及过时药品应予以废弃；遇有贫困或水旱疫病，要施给药剂等。官药局创立后，宋代出现了官营、民营并存的药业经营形式，市场“药价比之时值损三分之一”。1102-1106年，全国财政年收入6000万缗，京城官药局所属的5个惠民局门市，年上交40万缗，占0.67%。地方官府在总结防疫经验的基础上，也纷纷创设官药局。由于官药局按国家颁布的“局方”合药，客观上推广了医家及民间习用的一些有效方剂，普及了便于服用及保存的丸、散等成药剂型。

——摘编自唐廷猷《古代官药局五百年》等

材料   1952年8至9月，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秘书长荣高棠、教育部长马叙伦分别上书政务院，建议在政务院下设一个全国体育运动事务委员会。邓小平副总理做出指示，要求荣高棠立即开始“搭架子”，筹备全国体育运动委员会。同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9次会议决定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简称“国家体委”）。在地方，县以上政府也逐步设立了各级体育运动委员会。1954年9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周恩来总理的提名，任命贺龙兼任国家体委主任。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在体育管理的组织体系方面，逐渐形成三大系统，即国家行政部门系统、军队系统和社会系统。

——据傅砚农《新中国体育指导思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