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元成宗即位后不久，即发出崇奉孔子的诏书，新建文宣王庙于大都，并徙国子学于其中，同时增加了国子学的学生。至元三十一年（1294），成宗下诏减免当年包银、俸钞，以及内郡地税和江淮以南州县一半夏税。后来又多次下诏减免赋税，使社会矛盾暂时有所缓和。元贞元年（1295）七月，下诏告诫全体官吏，有再犯贪赃之罪者，罪加二等，从重处理。不久，又将对贪赃罪的处理改为罪加三等。成宗下诏罢征安南，释放了扣押的安南使节，着手缓和与周边各国的关系，放弃了忽必烈动辄征战、继续扩张的政策。对待贵族官僚则采取恩成并施的方针，下诏禁止诸王擅自干预地方政事。《元史》对元成宗的评价是：“世称元之治以至元、大德为首。……故终世祖之世，家给人足。……大德之治，几于至元。”

——摘编自邵远平《元史类编》等

材料   明初规定，纳粮人家“亲赴州县所在交纳”。因此，“郡县吏每遇征收赋税，辄侵渔于民”。还有的粮户委托别人去州县代纳，于是产生了所谓“揽纳户”，他们往往勾结州县吏胥从中舞弊。洪武四年（1371年）九月，朱元璋“命户部令有司料民土田，以万石为率，其中田土多者为粮长，督其乡之赋税。且谓廷臣曰：‘此以良民治良民，必无侵渔之患矣。’”这一制度主要在浙江、南直隶、江西、湖广和福建等地区实行。粮长主要负责田赋的催征、经收和解运，最为繁重的是解运。洪武十四年（1381年）二月，“浙江、江西粮长一千三百二十五人，输粮于京师，将还……赐钞为道里费”。有的粮长，如郑沂“自白衣擢礼部尚书”。如邾阿奶，“起立名色，科扰粮户”，正名“加五（成）收受”。

——摘编自南炳文、汤钢著《中国断代史系列》

材料 明世宗朱厚熜（1521—1567年在位），年号嘉靖。世宗即位后，撤回天下镇守内臣，基本不曾再设，仅裁革冒滥职员一项，每年省太仓粟二百五十万石。宦官犯罪，鞭挞至死，陈尸示戒。多次降旨，“若有才识优异堪以任重者，不拘资格，从公举荐，吏部遇缺，酌量请简用，不许避嫌推托”。因“近屡旨禁肃朝仪，廷臣多故违以唾者”，禁城内不许吐唾。嘉靖八年（1529年），敕谕户部清查庄田，对强占民田者，俱还原主。此后，只准许王府留用封国之初所请庄田，此外，不得议留。吏部方献夫奏称：洪熙以来，始封外戚，其后一门数贵，传袭不已。建议自现在始，已封爵的令终其身，不得再承袭。这项制度经世宗裁定后成为永制。嘉靖九年（1530年），桂萼上疏建策清查新增田地及编审徭役，世宗批准施行。这些改革仅是在局部范围内，且“数行数止”，“嘉靖新政”很快成为泡影。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1901年迄1905年，清廷最高统治者痛定思痛，决意变法。1901年7月，清政府宣布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新设商部、学部、巡警部和练兵处、财政处5个中央机构，撤除地方和中央的闲散衙门。1905年前后，立宪国日本战胜君主国俄国的消息传来，慈禧太后震惊之余，“如梦初觉，知二十世纪中，无复专制政体容足之余地”，退决心仿行宪政，并于1906年9月下谕宣示预备立宪要先行厘定官制。1908年11月，溥仪继位，由其父载沣担任摄政王，主持国政，积极筹备立宪。原有之内阁、军机处、会议政务处、宪政编查馆、吏部、中书科、稽察钦奉上谕事件处、批本处等衙门一律裁撒。组建责任内阁，在13名阁员中，满、蒙贵族占9名，其中皇族5名。当时即有人预言：“窃恐内闾甫成立，而推翻之动机已伏矣。”果然，不到半年，武昌首义爆发。

——摘编自李志茗《论清末新政时期的行政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