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明初沿用历代匠籍制度，凡在籍手工业工匠必须受工役管理机构的支配，定期无条件为政府服劳役。成化、弘治时期，朝廷将强迫轮班匠亲身服役逐步改变为纳银代役，无力纳银允许亲身服役。到嘉靖末年，轮班工匠一律征银，朝廷以银雇工。清政权建立后，宣布“今各省俱除匠籍为民”，后又将班匠银归并由亩或地了代征，使“手艺贫民受益良多”。但统治者认为“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对工商业实行重税政策，对手工业产品实行限价收购。

——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   新政给美国宪政带来的……主要后果，是把总统这一职务转化为实际上永久性的应急政府的工具。10933年（之后的）六年中，（罗斯福）共有35次都以“紧急状态”、“危机”或“国家危险”为由，将自己的立法和行政行为合法化。1939年，作为反对行政权力的一种反应，美国参议院要求司法部长列数总统权力时，才真正意识到包括一战以来的一百多条法令早已赋予总统宣布国家紧状态的权力。………冷战时，美国总统越来多地援用国家安全使自己的行动合法化。总之，罗斯福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大胆运用美国宪法为自己的权威服务的总统，他充分利用了“大危机”的“有利”形势，在各州、各个社会、经济集团，特别是顽固的州权主义者面对如此困境一筹莫展、束手无策之际，不失时机地通过了一系列美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集权化法律。

——摘自陈其《全面理解和把握历史事件和现象——以“罗斯福政”为例》

材料 （汉）武帝时期，出于与匈奴战争的需要，朝廷又想以军功爵刺激部队的战斗力，设置了武功爵。武功爵据云共十一级，“一级曰造士，二级曰闲舆卫，三级曰良士，四级曰元戒士，五级曰官首，六级曰秉铎，七级曰千夫，八级曰乐脚。九级曰执戎，十级曰左庶长，十一级曰军卫”。立功受爵的将士可以补吏，可以赎罪；如功劳超等，大者可封侯，小者可补郎。武功爵也可买卖。由于买爵者多，使之失去应有作用，不久便自行取消。（汉）宣帝以后，赐吏爵日益增多。

——摘编自龚书铎主编《中国社会通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

4 . 材料   1901年，清政府发布上谕，云：“人才为政事之本，作育人才，端在修明学术。……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行切实整顿外，著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于是，各地督抚纷纷遵旨办理，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书院改学堂的热潮。大多数书院的课程发生了重大变化，增加了西学、新学的比重，削减了旧的分量。书院从科举中剥离出来，向近代学校形态过渡或直接转化为新学堂，被纳入了新教育的体系中。

——摘编自马晓艳（近代化理念下教育体系的转型——以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为例》

材料   中国现代外交体制是清政府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它的最初建立更多的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这种体制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传统性与现代性杂糅的先天缺陷，在长达近四十年的时间里，清政府对它的变革也仅仅限于局部调整。然而，这种情况在清末新政时期发生了根本变化。庚子惨败使顽守旧势力遭受了致命打击，为洋务派重新进入权力核心提供了契机。他们大胆地举起了效法西方、进行变革的大旗，他们的变革决心不单单是一种迎合，更多的是真实意图的表露。清末新政时期，外交体制的变革主要取得了以下成就：第一，设立外务部，这是中国外交史上具有现代西方外交部性质的第一个专门的常设国家机构。第二，制定系列新的规章，严格了出使大臣及使馆参随人员的选用标准，形成了一套有效的出使经费监管机制。第三，完成了国歌的创制，完善了宝星（勋章）制度，结束了中外有关觐见礼仪的争论，完成了中国标志性外交礼仪和仪式性外交礼仪的制度化。第四，通过创制地方交涉使制度，消除了旧有外交体制中地方外交机构涣散无序的弊端。第五，开设了中国第一个外交才培训机构——储才馆。

——摘编自崔军伟《试析清末新政时期外交体制变革的有利因素》

材料   战国时赵武灵王即位的时候，赵国正处在国势衰落时期，就连中山那样的邻界小国也经常来侵扰。赵国在地理位置上，东北同东胡相接，北边与匈奴为邻。赵武灵王看到胡人在军事服饰方面有一些特别的长处：穿窄袖短袄，生活起居和狩猎作战都比较方便；作战时用骑兵、弓箭，与中原的兵车、长矛相比，具有更大的灵活机动性。为了富国强兵，赵武灵王提出“着胡服”“习骑射”的主张，决心取胡人之长补中原之短。

“胡服骑射”的推广，开创了我国古代骑兵史上的新纪元，从此我国军事史中除车兵、步兵和舟兵外，出现了骑兵这一崭新的兵种。同时，它也改进了军队的服饰装备。着胡服弱化了服饰的身份标示功能，强化了实用功能，使“习胡服，求便利”成了我国服饰变化的总体倾向。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实施促进了各地区，尤其是中原汉族与边地各少数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摘编自《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改革》

材料   清朝前期，清政府借鉴了明朝的度量衡器制造制度，议准工部行宝源局制造铜砝子（标准砝码），各级地方行政机构根据中央颁发的标准器，由府、州、县逐级复制，校正合格印烙后方能颁发使用。近代以后，清朝在沿用传统旧制的同时，也与米制进行比较。1847年，中国与瑞典、挪威的《贸易章程》规定，瑞典、挪威等国各口岸领事馆所用度量衡均以粤津关定式为标准。1858年《天津条约》订立之后，清政府请外国人帮助办理税务，中国海关大权旁落，各国海关衙门借口中国度量衡庞杂纷乱，另设专款规定相互折合的办法，从此中国度量衡史上出现了海关度量衡，即所谓海关尺和关平秤。清政府还向万国权度局（即国际计量局）定制了铂铱合金营造尺一支，库平砝码两个，作为营造尺库平两的最高基准，还定制了镍钢合金副原器以及精密检验仪器等。

——摘编自顾钦《度量衡的改革期——明清时期到近代米制推行》

清初，黄宗羲、顾炎武等即对八股取士弊端进行严厉的抨击，但并未对科举产生实质影响。19世纪末，山西巡抚胡聘之上奏朝廷，要求书院减少八股文的教学，增加实学、西学的内容。这一建议得到朝廷认可，1896年下令从“定课程”、“重师道”、“核经费”方面改革传统书院。书院课程随之变化，如史学类包括各国的历史，经济类包括西方各国政治、万国公法等，训话类必须包括外国语言文学和天文学二百日维新中，光绪在康梁建议下下令废八股文和改革科举，各省响应，书院改革成为一股潮流。后来变法虽终止，但改革科举制度已成为大势所趋，I901年清廷正式规定，科举考试“均不准用八股文程式”。1905年科举停废，书院则随之改制为新式学堂。

——摘编自李兵《八股应试教育：清代书院改革的主要指向》

材料   南朝梁武帝时，选举制度发生极大变化。自梁建国之初武帝天监元年（502）至敬帝太平二年（557）梁亡国，56年间无中正之官，亦无中正定品之制。他用州重（州望）郡崇（郡宗）乡豪代替大小中正，用“无复膏梁寒素之隔”代替了门选，用“不通一经，不得为官”代替了二品系资。梁武帝时学校有所发展，建有国学，以五经教授，置五经博士各一人，各有学生数百。国学馆学生，不限贵贱，“皆引寒门隽才，不限人数”。梁时出现了“甲科”之名，只要考得好，就是“牛监羊肆，寒品后门”，都要“随才试吏”，这是隋唐科举制度的萌芽。

——摘编自张岂之等《中国历史》

材料   宋初统治者采取“不立田制”、“不抑兼并”的政策，编户规则也发生了变化。北宋政府将全部居民划分为主户和客户，主户是指有田地、家产并承担国家赋税的有产户，根据常产的多寡将主户划分为五等。客户在唐朝主要是指流亡他乡的客寓民户，北宋政府一并将之编入户籍而不再视为贱民。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规定“自今后客户（佃户）起移，更不取主人凭由”，客户有了田产，就可以上升为主户。北宋政府还编制了相当数量的特殊户籍。宋真宗年间，将城市坊郭户列为正式户种，包括商贾、手工业者等城市居民，按其资产分为十等，承担不同的赋税和科配。为便于管理和征榷，宋代还设有专门户籍，譬如从事手工业的匠户、从事纺织的机户、从事采茶的园户、从事制盐的灶户等。

——摘编自姜婷婷《宋代户籍制度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