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中国现代外交体制是清政府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它的最初建立更多的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这种体制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传统性与现代性杂糅的先天缺陷，在长达近四十年的时间里，清政府对它的变革也仅仅限于局部调整。然而，这种情况在清末新政时期发生了根本变化。庚子惨败使顽守旧势力遭受了致命打击，为洋务派重新进入权力核心提供了契机。他们大胆地举起了效法西方、进行变革的大旗，他们的变革决心不单单是一种迎合，更多的是真实意图的表露。清末新政时期，外交体制的变革主要取得了以下成就：第一，设立外务部，这是中国外交史上具有现代西方外交部性质的第一个专门的常设国家机构。第二，制定系列新的规章，严格了出使大臣及使馆参随人员的选用标准，形成了一套有效的出使经费监管机制。第三，完成了国歌的创制，完善了宝星（勋章）制度，结束了中外有关觐见礼仪的争论，完成了中国标志性外交礼仪和仪式性外交礼仪的制度化。第四，通过创制地方交涉使制度，消除了旧有外交体制中地方外交机构涣散无序的弊端。第五，开设了中国第一个外交才培训机构——储才馆。

——摘编自崔军伟《试析清末新政时期外交体制变革的有利因素》

材料   清朝前期，清政府借鉴了明朝的度量衡器制造制度，议准工部行宝源局制造铜砝子（标准砝码），各级地方行政机构根据中央颁发的标准器，由府、州、县逐级复制，校正合格印烙后方能颁发使用。近代以后，清朝在沿用传统旧制的同时，也与米制进行比较。1847年，中国与瑞典、挪威的《贸易章程》规定，瑞典、挪威等国各口岸领事馆所用度量衡均以粤津关定式为标准。1858年《天津条约》订立之后，清政府请外国人帮助办理税务，中国海关大权旁落，各国海关衙门借口中国度量衡庞杂纷乱，另设专款规定相互折合的办法，从此中国度量衡史上出现了海关度量衡，即所谓海关尺和关平秤。清政府还向万国权度局（即国际计量局）定制了铂铱合金营造尺一支，库平砝码两个，作为营造尺库平两的最高基准，还定制了镍钢合金副原器以及精密检验仪器等。

——摘编自顾钦《度量衡的改革期——明清时期到近代米制推行》

材料   南朝梁武帝时，选举制度发生极大变化。自梁建国之初武帝天监元年（502）至敬帝太平二年（557）梁亡国，56年间无中正之官，亦无中正定品之制。他用州重（州望）郡崇（郡宗）乡豪代替大小中正，用“无复膏梁寒素之隔”代替了门选，用“不通一经，不得为官”代替了二品系资。梁武帝时学校有所发展，建有国学，以五经教授，置五经博士各一人，各有学生数百。国学馆学生，不限贵贱，“皆引寒门隽才，不限人数”。梁时出现了“甲科”之名，只要考得好，就是“牛监羊肆，寒品后门”，都要“随才试吏”，这是隋唐科举制度的萌芽。

——摘编自张岂之等《中国历史》

清初，黄宗羲、顾炎武等即对八股取士弊端进行严厉的抨击，但并未对科举产生实质影响。19世纪末，山西巡抚胡聘之上奏朝廷，要求书院减少八股文的教学，增加实学、西学的内容。这一建议得到朝廷认可，1896年下令从“定课程”、“重师道”、“核经费”方面改革传统书院。书院课程随之变化，如史学类包括各国的历史，经济类包括西方各国政治、万国公法等，训话类必须包括外国语言文学和天文学二百日维新中，光绪在康梁建议下下令废八股文和改革科举，各省响应，书院改革成为一股潮流。后来变法虽终止，但改革科举制度已成为大势所趋，I901年清廷正式规定，科举考试“均不准用八股文程式”。1905年科举停废，书院则随之改制为新式学堂。

——摘编自李兵《八股应试教育：清代书院改革的主要指向》

材料   隋朝统一后，对监察体制进行了重大调整。隋炀帝仿照汉武帝的做法，颁布了新的“大条证书”。汉武帝的“六条”是“专纠郡国二千石”，即郡守国相，精炀帝所纠则是地方上有品级的所有朝廷命官。汉武帝特别强调对地方上“豪强”监视（一条、六条），隋炀帝则强调要“穷逐”部内“盗贼”

对豪强的纠检由第一条退居第三条。汉武帝“六条诏书”的第四条是指监察纠举郡守选任属佐的不法之举，而隋朝既无地方行政长官自辟（任命）僚属之制，也就没有必要将此专门提出来作为监察事项。此外，隋朝新六条增加了“察水旱虫灾，不以实言，枉征赋役，及无灾妄蠲免者”，而汉代则无此项。隋炀帝的这些改制为唐所沿袭，影响深远。

——摘编自袁刚《隋朝监察制度述论》

6 . 【历史——选修1：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

材料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医疗卫生工作建设。这与当时部分边疆民族地区形势复杂，急需通过民族工作来推动全国统一和社会稳定有关。医疗卫生事业成为当时贯彻和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疏通民族关系的一条重要渠道。1950年，政务院颁布《全国少数民族卫生工作方案》和《少数民族妇幼卫生工作方案》。1951年8月，召开第一次全国少数民族卫生工作会议，把少数民族卫生事业列入国家大事予以商议和规划。到1952年底，即在各少数民族地区普遍建起县级卫生基层组织。中央政府先后派出4个卫生工作队和8个防疫大队与医疗队到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工作，集中力量消灭严重危害少数民族群众身体健康的流行性疾病和地方病，同时设立传染病防治站，大力开展防治工作。这有效地遏制了各种疾病的流行，使得当地医疗卫生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人口素质和数量都有了明显提高。

——摘编白胡克夫《新中国社会主义卫生事业和防疫体系的创立与发展》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中国初期中央政府发展少数民族卫生事业的原因。

（2）根据材料，概括中央政府发展少数民族卫生事业的措施，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意义。

材料一   1980年，新华社公布了百年人口预测报告：如果按中国当时的生育水平延续下去，2000年中国人口要过14亿，205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40亿；1980年中国人口才10亿，粮食就已经短缺，要是增加到15亿，等于多出三分之一的人口来分有限的资源，中国肯定崩溃，要想提高生活水平，就必须减少人口……进入21世纪后，我国人口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劳动力持续减少问题、老龄化问题、人口结构性问题等开始显现。14个省份相继取消了生育第二胎的生育时间间隔等。2015年10月29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

材料二   再从长远看，新生人口对房屋、教育和基础设施的使用需求，都将吸引大量的政府和民间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而在现代的生活和教育条件下，新生人口的平均素质也将不低，他们将释放的创业和创新活力更是令人振奋。最后，全面放开“二孩”也是中国人口和生育政策科学化、法治化的新起点。政策将更遵循人口发展的科学规律，相关政策的落实执行也将纳入法治轨道。如此，中国人口结构的新常态转变才能更加从容，应对人口老龄化也才可以更加积极主动，应该说，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就是与时俱进。

材料   1948年，东北行政委员会吸取苏联的经验，颁布了《东北公营企业战时暂行劳动保险条例》，该条例对企业职工的医疗、养老、生育保险方面都做了细致的安排，有统一的待遇标准并进行统一管理。这是我国第一次在较大范围内实行的社会保险制度，为1951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在全国统一的保险条例颁布之前，东北共有79.6万名职工参加了该保险。1982年，东北部分城市开始试行合同制工人社会养老保险制度。1986年国务院颁布《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借鉴了东北地区的改革成果，决定实行劳动合同制，合同工的养老保险实行社会化统筹，费用由国家、企业、个人共同承担，同时探索替代公费医疗的改革办法，这是我国社会保障领域的重大变化。

——摘编自邵汉明等《东北地区社会保障建设》

9 . 【历史选修1：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

材料   20世纪初，由于日俄战争和民族危机加深的影响，要求立宪的舆论日益高涨，驻外公使和地方督抚也纷纷奏请仿效日本及欧美政治，实行君主立宪。面对清王朝内外交国，统治摇摇欲坠的困境，慈禧太后被迫宣布要“取外国之长”以“补中国之短”，实行变法新政。清廷决定派王公大臣出洋，深入考察欧美及日本等国政治，归国报告后再做决策，于是就有了1905-1906年的五大臣出洋。上谕规定目的是“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并要求在国外“随事诹询，悉心体察，用备甄采毋负委任”。

五大臣出洋所起的最重要作用是推动了清政府预备立宪基本国策的确定。载泽的《奏请宣布立宪密折》着重指出君主立宪有三大利，即“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端方的《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中也写道：“中国欲国富兵强，除采取立宪政体而外，盖无他术矣！”190年（光绪三十二年）9月1日，清廷正式颁布“仿行立宪”的上谕对于五大臣出洋事件，德国著名的汉学鼻祖福部克在《科隆日报》上写道：“他们此次出洋是为了学习日本、美国和重要的欧洲国家的宪法、政治制度和经济体系，特别是有着极大的可能，将西方的宪法政治制度和经济体系结合中国的情况移植到中国去。”赵秉忠对五大臣出洋考察进行了宏观评价：“出洋考察宪政对五大臣来说，在国外或许多少唤到了一些资产阶级民主的新鲜空气，但这决不会改变他们原有的阶级立场；即便说，他们当中的个别人，思想上发生了较大变化，有了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政体的认识但在当时也只能是幻想。他们实际上不过充当了清政府预备立宪骗局中的工具而已。”晚清的预备立宪是从五大臣考察宪政正式拉开序的，使得中国这个古老的帝国，靠近了世界近代法制文明的历史轨道。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晚清政府进行“预备立宪”改革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晚清政府“预备立宪”的改革。

材料：中国传统户籍制度源远流长，发展于春秋，定型于秦汉，以后各朝各代历经变化。传统户籍制度是与中国王朝体制相联系的一项基本制度。这种以家庭为本位的人口管理方式，体现了维护社会治安、教化乡里、规定身份等级、稳定宗族组织、限制人口自由迁徙等诸项社会综合功能。科举考试也往往与户籍联系在一起，考生必须要有籍贯，这是参加科举考试的首要条件。在唐代初期，士人是由户籍所在地举送。宋朝时期，政府有明确的规定，士子只能在本籍应试。此后，科举制与户籍制度的结合渐趋加强，清朝更是按省划分科举名额，并为官籍、商籍等设立科举名额，创立宗室科举制度。为了贯彻分省取士制度，清政府还要求严查考生的户籍。

——摘编自李文芝《明清科举冒籍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