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真正的历史学是从修昔底德的著作开始的”。修昔底德出生在雅典伯利克里统治下的“黄金时代”。其代表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严格地按照编年体记事。约有四分之一篇幅是演说辞，其中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说”更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他在著作中引用伯里克利的话说：“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是人的劳动成果”，力图站在世俗的立场上总结这场战争的原因及其教训。他将自己参与过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作为写作的唯一主题，“对于战争中所发生的事情，我的原则是不记载从碰巧在场的人那里获得的情况，甚至不凭借我本人的印象；我所记载的，要么是我亲历的，要么是我从他人那里获悉，但我尽最大可能一一准确核实过了的”。虽身为雅典人，但对这场战争的叙述却是以一种旁观者的态度来记述的，并非偏袒雅典。
——摘编自李永明《从<考古学>篇看修昔底德的历史思想》等
材料二 “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这是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的初衷。其成书于赵宋政权内外交困由盛而衰的转折关头。司马光为编写《资治通鉴》，设定了极其严苛的三道编撰程序。第一道是编“丛目”，就是按照年月日的时间顺序排出史料索引。有学者研究指出，三百多万字的《通鉴》是从六七千万字的正史、杂史中精心淘炼出来的，而且《资治通鉴》中所引用的许多史书现在早已失传。第二道工序叫做写“长编”。长编可看作一种史书体裁，写作原则是“宁失于繁，无失于略”。按照这个要求，修书者必须详细阅读各种史料，一旦出现记载不一致的情况，还要认真考异（分析史料），并详细注明是否采信的理由。最后一道工序是定稿。这项工作主要由司马光自己完成，他要在长编的基础上考订史实、删繁去冗，同时还要统一语言风格和全书整体逻辑。为编写《资治通鉴》，司马光等人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这样的工作，如果没有一种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无论如何是办不到的。
——摘编自周吉《宋朝进行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与《资治通鉴》的史学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与《资治通鉴》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共同的历史价值。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伟大历史学家应具有的优秀品质。
材料一 秦始皇在沙丘病逝之前，赐长子扶苏玺书“与丧会咸阳而葬”（意在使扶苏继位）。赵高与丞相李斯密谋篡改诏书，赐扶苏自尽，立始皇幼子胡亥为帝。
——据司马迁《史记》
材料二 赵正（秦始皇）流涕而谓（李）斯曰： “吾非疑子也，子，吾忠臣也。其议所立。”丞相臣斯、御史臣去疾昧死顿首言曰： “今道远而诏期群臣，恐大臣之有谋，请立子胡亥为代后。”王曰： “可。”
——据《赵正书》（成书于西汉早期，作者信息不明）
材料三 最早提出“胡玄不当立”的是起兵反秦的楚人，汉初统治者接受了这一说法，从中演绎出的“沙丘之谋”故事被司马迁录入《史记》，为世人所熟知。
——当代历史学者陈侃理
材料一关于秦末“沙丘之谋”的记载长期被史家视为历史事实，根据材料二、三是否足以推翻司马迁这一结论?请说明理由。
| A．文物比文献记载更可靠 | B．曾国建国于春秋中晚期 |
| C．文物与文献可相互印证 | D．曾楚两国有过正面交锋 |
“杯酒释兵权”是一则著名的历史典故，但在史学界却存在着疑与信两大派。
有学者认为“杯酒释兵权”“来自传闻，不可置信”。首先，如此重大事件，在北宋官修的《太祖实录》和《三朝国史》中不见片语。丁谓（966～1037年）的《谈录》可谓最早记载解除石守信、王审琦兵权的文献，但《谈录》只讲罢二人兵权，并无宴请情节。随后王曾（978～1038年）的《笔录》则增添了太祖设宴与宿将“道旧相乐”的场景。后世所谓“杯酒释兵权”一说，基本皆出于此。至神、哲宗时司马光的《速水纪闻》更是大事铺张“设宴道旧”情节，绘声绘影，恍如身历其境。据载“杯酒释兵权”发生于建隆二年（961年）七月，但当年六月初二杜太后病逝，七月初属国丧期间，不准宴饮。
更多学者认为，“杯酒释兵权”基本可信。石守信、王审琦等人的军权确是在建隆二年七月后罢免的，北宋的官方文献，如《国史》《实录》对此均有明确记载。王曾与丁谓基本是同时代人，且王氏成书在先，论者指责王氏《笔录》所载为擅增情节，非稳妥之论。注重政治运作技巧，尽力营造便于解决问题的氛围，正是宋初政治的一大特色。因记录者未能身临其境，“杯酒”一事在某些细节的记载上可能不无渲染，却并非后人编造。《宋史·礼志》载：“皇太后杜氏崩……合随皇帝以日易月（注：一天等于一月）之制，二十五日释服。”即服丧时间实际只需二十四天，六月二十五日后已不禁宴饮。
(1)阅读材料，说明“疑”与“信”两派争论的角度及其与之对应的论据。(2)谈谈你对“杯酒释兵权”的看法。
| A．史学发展推动了碳十四测年的进步 | B．历史研究必须与考古的发掘相映证 |
| C．学科间密切结合的研究模式可借鉴 | D．考古发掘对研究历史具有决定作用 |
材料
| 序号 | 内容 | 出处 |
| 1 | “延昌卅六年丙辰岁二月廿日，宋口（注：残缺）"，“边夏孔进渠常田叁亩，亩与大麦”。（大意为农历二月二十日，宋某租种了孔进梁三亩地，所种谷物为大麦） | 《高昌延昌三十六年（596年）宋某夏田券》 |
| 2 | 626年五月（农历）高昌某寺的食品消费中，有“《（大麦）五斛、糜一斛二斗，用雇外作人十人，用刈麦（注：割大麦）并食粮”的记载。 | 《高昌乙酉、丙戌岁某寺条例月用斛斗帐历》 |
| 3 | 高昌县令各乡“准家口多少各贮一年粮"，“其大麦今既正是收时，即宜贮纳讫速言”，落款时间五月十九日（农历）。（大意为防止灾荒发生，官方命令各家要储粮备荒） | 《唐永淳元年（682年）西洲高昌县下太平乡符为百姓按户等贮根事》 |
| A．提供了研究关中经济地位的文献史料 | B．描述了关中政治经济的客观事实 |
| C．开创了中国古代历史研究的全新领域 | D．印证了黄河下游地区的繁荣景象 |
| A．《实录》的史料价值高于《长编》 | B．《长编》是二手史料，可信度较低 |
| C．《实录》与《长编》可以相互补充 | D．《实录》能完全真实反映历史真相 |
材料一 公元前5世纪至1世纪希腊世界与中国部分大事简表
| 时间 | 事件 | |
| 希腊世界 | 中国 | |
| 公元前460年- 公元前446年； 公元前431年- 公元前406年 | 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爆发两次战争 | |
| 公元前403年 | 三家分晋 | |
| 公元前379年- 公元前387年 | 底比斯与斯巴达之间爆发战争 | |
| 公元前354年 | 魏齐桂陵之战 | |
| 公元前338年 | 马其顿与雅典、底比斯之间爆发战争 | |
| 公元前334年- 公元前324年 | 亚历山大东征，建立起希腊化的亚历山大帝国 | |
| 公元前318年 | (第一次)五国联合(合纵)攻秦 | |
| 公元前260年 | 秦赵长平之战 | |
| 公元前323年- 公元31年 | 亚历山大病逝，帝国分裂。巴尔干半岛混战重启，最终被罗马人征服。 | 秦逐渐统一天下；汉建立并巩固大一统帝国 |
——摘编自崔连仲《世界通史》
材料二 从文化上来说，希腊是西方文化的发源地，而我们中国是东方文明的发源地，两个国家都是历史悠久的古国，从文化底蕴上来说二者有着同样的经历。在进入国家文明之后的第一时期中，两国的历史脚步所表现出的国家文明特质，却有着很大的不同。古希腊国家文明的突然中断性，与古印度文明的突然中断性极其相似，都是强势异族入侵，都是原生文明毁灭，都是陷入黑暗与深渊。早期中国的国家文明的发展脉络清晰、轮次分明、记载翔实，国家行为非常有力而活跃，国家制度的体系化已经形成了坚实的独立文明根基。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国家文明的发展，表现出了鲜明的主体传承性与连续性递进的发展性。
——摘编自孙皓晖《早期中国与古希腊文明的比较》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归纳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1世纪中国文明与古希腊文明历史演变的共性与差异。
（2）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从文明特质、政治制度、经济结构、思想文化等角度简析当时中国和希腊历史发展趋向出现差异的原因。
| A．司马迁借史书讽刺秦国严刑峻法 | B．画像石为出土文物可信度更高 |
| C．年代久远导致历史记述莫衷一是 | D．运用不同史料首先要辨别真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