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钱大昕（1728-1804），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针对重经轻史的学术风气，钱大昕主张把史学与经学置于同等重要地位，以治经方法治史。他将天文、舆地、制度、金石、版本等原本经学的分支学科抽离出来，并使之成为史学研究的辅助学科。对《史记》以后的许多史学典籍，他都一校勘，详为考证。在此过程中，他探寻出了诸多史学考据的具体方法，包括比较法、求源法、钩稽法、归纳法等。在哲学上，钱大昕抑宋扬汉，对宋明理学一套哲理化的理论不满，极力把理学家大力鼓吹的儒家伦理纲常的说教，具体化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准则。
——摘编自张涛《钱大昕评传》
(1)根据材料，概括钱大昕的学术成就。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钱大昕学术主张产生的背景。
材料一：中国自夏朝以来,就有了庠、序、校和学等教育机关。“学在官府”，只有奴隶主子弟能入学校学习，而劳动人民子弟只能在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中，跟长辈学习一些为人之道和生产劳动的知识与技能。但到了孔子的时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都在下移，这就为私人办学提供了机会。孔子在创办私学的职业生涯中，其弟子来自鲁、齐、晋、宋、陈、蔡、秦、楚等不同国度，吸收了被中原人视为“蛮夷之邦”的楚国人公孙龙和秦商入学，孔子弟子中有来自贵族阶层的南官敬叔、司马牛、孟懿子，但更多的是来自平民家庭的颜回、曾参、闵子骞、仲弓、子路、子张、子夏、公冶长、子贡等。
——据《中国古代教育史》
材料二：古代儿童启蒙读本有这样的内容：“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据《中国古代教育研究》
材料三：“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这是我国古代教育的真实写照。这一情况在19世纪60年代因新式学堂的出现有所改观，当时的学校开设有外语翻译、轮船驾驶、天文、测算、行军布阵等课程，特别是1904年清政府颁行的《奏定学堂章程》更是规定了学校教育中几何代数、植物动物、理化、法制理财、体操等课程的课时，在中学堂180个课时中，读经讲经以45课时居于榜首。
——据《中国近代教育史》
材料四：恢复高考以来高校招生统计图表
(1)据材料一述评孔子的办学思想。
(2)根据材料二归纳有关信息。你对此有何看法？
(3)根据材料二、三，指出我国近代教育与古代教育相比有着怎样的不同？反映了教育发展的什么趋势？
(4)根据所学知识分析形成材料四状况的原因。综合以上材料，谈谈你对教育的看法。
公元前2世纪里19个侯国的人口增长(部分)
| 侯国 | 所在 郡国 | 初封时 户数 | 国除时 户数 | 年代 （公元前） | 年增长 率（％） | 人口密度 （人数／平方公里） | 今地（摘者 注） |
| 魏其 | 琅琊 | 1000 | 3000 | 201-154 | 2.4 | 45.9 | 山东青岛 |
| 绛阳 | 济南 | 740 | 1500 | 201-153 | 1.5 | 87.5 | 山东济南 |
| 郭 | 沛 | 8000 | 26000 | 201-152 | 1.6 | 5.5 | 安徽淮北 |
| 成 | 涿 | 2500 | 5600 | 201-151 | 1.6 | 48.8 | 北京 |
| 曲周 | 广平 | 4000 | 9300 | 201-148 | 2.8 | 177.4 | 河北曲周 |
| 柳丘 | 勃海 | 1000 | 3000 | 201-143 | 1.9 | 35.4 | 河北黄骅 |
资料来源：《汉书》，卷16。李剑农：《先秦两汉经济史稿》，页236~237。李氏的表中日期多有错误，这里已予以改正。人口密度的数字采自劳干：“两汉郡国面积之估计及口数增减之推测”，《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5，第2期，页215以次。劳氏制表的材料是公元2年的，取自《汉书》卷28。年增长率是根据内推法得出来的，参见史密斯(T.L. Smith)、劳普夫(P.E. Zopf) 《人口统计:原理与方法》,页552~553。
——许倬云《汉代农业：早期中国农业经济的形成》
(1)提取表中相关信息，说明其对研究西汉历史的史料价值。(2)据表格资料来源，归纳形成表中研究成果的方法。
材料一 宋徽宗赵佶倡导“治病良法，仁政先务”，宋前期的中书门下和元丰改制后的三省六部作为中央最高政府机构，主要负责疫情的分析判断、政策制定、组织协调与文书下达，以及信息渠道的沟通与保障等。翰林医官院作为中央最高医疗兼行政管理机构，全面负责疫病流行期间派医、巡诊、赐药和救治病人等。尚书省和剂局负责制造各类药物。医学机构、临时医院和慈善机构，成为国家防疫取得成效的制度保障和关键所在。宋代地方政府有关医学的职能也有所扩大，防治疫病、推广医书、发展州县医学教育和打击巫术等成为地方官吏的重要职责之一。地方乡绅、医学家、僧人、道士和普通民众等社会民众力量，在宋代疫病防治体系中发挥了辅助性作用，尤其在自然灾害和疫病流行最为严重的广大乡村地区，地方乡绅、民间医学家和宗教人士等建立的救助机构，救济活动更为直接，效果也较为明显。
——韩毅研究员的《瘟疫来了：宋朝如何应对流行病》
材料二 19世纪前期英国公共卫生状况恶化的一个原因就是沿袭中世纪的地方政府管理模式与工业社会的要求相脱节。在19世纪之前，英国的公共卫生管理一直处于地方层面，由地方当局进行管理，受自由放任思想的影响，国家和中央不插手地方事务。在1835年立法中，中央政府已经感觉到有必要对地方政府结构进行重组以使他们能够应付“低层政治’的挑战，他们希望完善“二元政体“结构，以处理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成堆难题。于是，通过公共卫生立法，英国在中央建立了专门的中央卫生机构。“到19世纪中期，“应该”这样试验性的规定渐渐出现在卫生立法中：1848年《公共卫生法案》的第10部分，在不卫生的地区赋予这个法案强制力，但是这个法案只包含权力，而不包含义务，在付诸实践时没有义务做任何事情。然而，1866年《卫生法案》的第49部分‘卫生立法的语法需要强制性语气的功效。”
——张丽丽《19世纪英国公共卫生立法研究》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宋朝时期防疫制度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英国近代防疫制度的变化原因，与宋代相比有何不同，并结合上述材料分析中国古代、英国近代的防疫措施对今天世界防疫有何启发？
材料一 中国共产党百年反贫困的历程是一部党带领人民反压迫、反剥削、反饥饿的革命史，是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奋斗史。马克思认为，以私有制为主的生产关系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是导致无产阶级普遍贫困的根源，进而指出了解决贫困的基本途径：一是消灭私有制，二是消灭剥削，剥夺者被剥夺。在中国人民反压迫、反贫困的激烈斗争中，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诞生了中国共产党，党一经成立就把反贫困斗争作为自己的重要使命。在百年的反贫困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贯穿反贫困和贫困治理当中，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摘编自雒亚男《中国共产党百年反贫困的机制创新和历史启示》
材料二 《2019年人类发展报告》指出，到2030年，92个国家中最穷的20%人口将因气候变化而遭受巨大收入损失。2021年2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连续9个月上涨，环比上升2.4%，同比上升26.5%。而作为家庭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粮食价格的急剧上升导致家庭支出大幅增加，部分家庭由此而陷入贫困。以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为例，这一地区成年人识字率仅为60%，埃塞俄比亚等国家的成年人识字率仅为30%左右，基本不具备参与现代化就业的能力。
——摘编自张琦《全球减贫历史、现状及其挑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知识，列举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反贫困过程中坚持实事求是反贫困和进行贫困治理的重要举措。(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当今全球减贫面临的主要挑战。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中外脱贫减贫的重要认识。
材料一 西欧最初的民族主义以反对分裂、鼓吹统一，反对教权、尊奉王权为主要内容，提出建立民族国家的要求，可以称之为“民族国家主义”。民族国家主义首先是以理论的形式在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两大运动中出现的。卢梭以民主及共和理论为基础的民族主义思想富有建设性，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激发出全体法国人高昂的爱国热情，显示出巨大的革命意义，可以称之为“民主民族主义”。19世纪上半期，民族主义从意识形态领域进入了社会生活和社会政治领域，争取民主和民族平等逐渐成为时代潮流。欧洲几乎所有处于政治分裂状态或异族压迫下的民族都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
——摘编自杨宁—《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
材料二 帝国主义的掠夺和日益深重的民族压迫，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使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不仅加强了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和融合，也激起了中华民族誓死抗击外族入侵，争取民族独立的决心和信心，促成了中华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民族国家在中国一步步地建立起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国家成为了人民的国家，国家获得了全民族的认同。这样的国家，已经是标准的民族国家了。
——摘编自周平《论中国民族国家的构建》
(1)根据材料一，概括近代欧洲民族主义的主要内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推动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发展的因素。
材料一 总的来看，儒家是在“天下”的范围内来认识“夷夏之辨”，是从“大一统”的角度来看待夷夏关系的。因此，儒家不仅强调“夷夏之辨”，更强调“用夏变夷”和“礼”分华夷。在儒家眼里，一个族类的行为是否合乎“礼”的规范，是区别夷夏的根本标准。在此标准下，四夷如果遵礼可视同华夏一样对待，华夏如果失礼则被视作“新夷狄也”。有了“礼”分华夷的标准，实际上也意味着夷夏之间有了互变的通道，这样，不仅“夷变夏”不可阻挡，而且“夏变夷”也不可避免。在“大一统”思想的深刻影响下，儒家对于夷夏关系的发展趋势也有独到的见解：“夷夏有别”只是暂时的，随着民族交往程度加深、民族充分发展和不断融合，“夷夏有别”的状况最终会被“华夷一体”“天下一家”的局面所代替。
——摘编自李克建《儒家民族观对我国古代民族关系的影响及现代启示》
材料二 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自觉不同于西方国家是由于国家自身原因而发生的，它更多的是迫于外部挑战刺激下的一种被动回应。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意识萌芽于晚清，甲午战败后，中国的知识精英阶层逐渐觉醒了“我”族意识，他们为中华民族在国际上争取平等地位和民族的独立作了深刻的思考和艰苦的努力；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在知识政治精英的启蒙以及国内外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情况下，中国普通民众的民族国家意识逐渐觉醒；抗日战争的爆发，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民族国家意识高度觉醒，并且参与到维护中华民族领土和主权完整的战斗中，“民族国家”之观念被广泛和深入地传播与接受。
——摘编自谢丹《中国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发展的历史考察和理论思考》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儒家民族观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其影响因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近代中国民族国家观念形成过程中的显著特点。
材料一 郑和七下西洋盛况空前，但是他下西洋的大量原始资料，如皇帝敕书、郑和船队的编制、名单、航海日志，帐目等，本应存于兵部档案，如今却已荡然无存。据称有大臣因郑和下西洋劳民伤财，国家财政难以负担，生恐皇帝再有此举，故私自藏匿并销毁。郑和之后的明清时期，政府转向放弃领先世界的航海技术，关上了通往海洋的大门，直到四百多年后被西方国家用枪炮强行轰开大门。
材料二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林则徐认为海洋经略“实为海疆久远之谋”；魏源不仅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海防思想，而且提出了大力发展工业和航运业推动海洋贸易生产发展，“以商贾为本计”的海洋经略思想……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之间，李鸿章发出了“御外之道莫重于海防，海防之要莫重于水师”的呐喊；张之洞提出了“整顿海军实为经国要图”……辛亥革命爆发后，孙中山指出：“海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海军实为富强之基”。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的海洋经略主要体现在有限的海洋防卫力量建设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在经济、政治、法律、军事、科技等广泛的范围内较为全面的经略海洋，先后批准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进行了一系列海洋立法，发布了《中国海洋21世纪议程》等政府性文件，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等解决与周边国家海洋争端的思想，使我国海洋事业获得较快的发展。但是不容否认的是，我国仍然与海洋强国的目标有较大差距。
——摘编自刘中民《国际海洋政治专题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清时期基本海洋政策变化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概括中国近代先进人物的海洋经略思想，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其背景。
(3)简要评析材料三中的中国现代海权思想。
材料 生产力在那里发展的社会组织，当初虽然助长生产力的发展，后来发展的力量到那社会组织不能适应的程度，那社会组织不但不能助他，反倒束缚他、妨碍他了。而这生产力虽在那束缚他、妨碍他的社会组织中，仍是向前发展不已。发展的力量愈大，与那不能适应他的组织间冲突愈迫，结局这旧社会组织非至崩坏不可。这就是社会革命。新的继起，将来到了不能与生产力相应的时候，他的崩坏亦复如是。可是这个生产力，非到在他所活动的社会组织里，发展到无可再容的程度，那社会组织是万万不能打破。而这在旧社会组织内，长成他那生存条件的新社会组织，非到自然脱离母胎，有了独立生存的运命，也是万万不能发生。恰如孵卵的情形一样，人为的助长，打破卵壳的行动，是万万无效的，是万万不可能的。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1)根据材料，概括李大钊的观点。
(2)结合中国近代史的相关史实，论证李大钊的观点。
材料一 中国古代海上丝绸贸易起自秦汉，后不断发展繁荣。宋太宗时,东南亚阇婆国进贡的物品中，有“杂色丝绞三十六段，吉贝织杂色绞布五十六段……杂色绣花销金丝绞八段”。 15世纪，意大利丝织作坊以仿造中国丝织图案为时尚。17世纪初，明代科学家宋应星记曰：“凡倭缎制起东夷，漳泉海滨，效法为之。” 到了清代，中国丝绸外销品适应欧洲华丽繁复、精巧柔媚的洛可可风格，将中国文化与西方元素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定制产品。明清时期，葡萄牙、西班牙为了以中国丝绸、瓷器等物品换取日本与美洲的白银，开辟出从中国东至日本、西至东南亚、印度、欧洲及经东南亚的菲律宾前往拉丁美洲，再转至欧洲等数条重要航线。
——摘编自王兰兰《海上丝绸贸易对古代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影响》
材料二 19世纪70年代后，向西方学习，在近代中国逐渐成为一种强劲的时代潮流。这种潮流由初期试探性的、全盘西化式的学习，逐渐发展到选择性的、批判性的学习。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称谓，始由近代初期的“夷学”，发展到“西学”，及至“新学”。通过向西方学习，经过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国文化完成了自己的时代嬗变，形成了以民主、科学为核心的，同政治、救亡图存密切结合的，以爱国、革命、革新、开放为特征的近代文化。这是一个无奈的、痛苦的过程，也是一个必然的、新生的过程。
——摘编自王介南《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
材料三 在“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合作框架内，各方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携手应对世界经济面临的挑战，开创发展新机遇，谋求发展新动力，拓展发展新空间，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不断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迈进。这是我提出这一倡议的初衷，也是希望通过这一倡议实现的最高目标。
——习近平《开辟合作新起点谋求发展新动力》（2017年5月）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国古代海上丝绸贸易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先进国人向西方学习的特点。
(3)综上，谈谈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对我们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