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重视监察机构的设置，将之置于与行政机构并列的位置。在历史演进中，监察机构的体系越来越严密，相对于行政机构的独立性也越来越强。历代政府重视监察法规建设，坚持依法监察，监察法规逐步完善。监察机构职权涉及察德、察政、察能。同时，为防止地方分离，整肃吏治，历代统治者都重视中央对地方的监察。监察以常驻为主要形式，并辅以不定期的或定期的巡按制。此外，监察御史作为风纪之官，品秩虽低，权势却十分显赫，甚至享有“便宜从事”和“风闻奏事”的特权。但是，监察机关的独立是相对的，其监察功能的发挥受到皇权的极大制约。
——摘编自林志强、张旭日《中国古代行政监察制度特征研究》
材料二 监察官是罗马共和国时期比较特殊的官职，其产生、职权伴随着平民和贵族的长期斗争。随着共和国历史的发展，监察官基于实践的需要，其权力不断扩大，从最初的人口和财产调查权，到后来的公民道德监督权，再发展到元老遴选权，监察官的地位日益神圣和显赫。由此看出，监察官的权力扩张恰好对其他官员起着很大的制衡作用，从而推动着古罗马共和宪政的平衡与发展。
——摘编自连佳《浅议古罗马共和宪政下监察官制度及其启示》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中国与古罗马监察制度的不同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古代中国与古罗马监察制度特点形成的原因。
材料一 19世纪六十年代洋务运动兴起发展，但是新式人才的匮乏很快成为洋务事业所面临的重大难题。洋务派在兴办学堂的同时派遣学生出国留学。1872年第一批中国幼童30名乘船赴美，成为中国近代官派留学生之始。1876年福建船政学堂、北洋水师学堂先后选派88人赴美、法留学。这一时期官费留学生回国以后成为著名人物的有：留美的詹天佑、唐绍仪等，留欧的严复、萨镇冰、刘步蟾等。这批人在新兴的邮电、铁路、矿业等工业和教育、外交、海军建设中做出较大贡献。
——摘编自梁燕波《近代中国的留学教育及其影响》
材料二 甲午战后，经历重创的清政府开始把眼光从“泰西各国”转向小国日本。1898年光绪皇帝发布上谕，“自以派人出洋游学为要”“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此后又令各省督抚遴选在职官员及学生送日游历游学，并颁布了有关的鼓励章程，赴日留学之风骤然兴起。除了清政府派出大量的官费留日学生外，还有相当一部分自费出国的留学生。在长达16年（1896—1911年）的留学热潮中，留日学生多达45000多人，60%的留日学生在留学科目选择法政科和师范科。留日学生中的一些先进分子，如黄兴、宋教仁、陈独秀、蔡元培、蒋志清（蒋介石）等成为中国同盟会的成员和骨干，跟随孙中山为推翻清朝腐败政权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摘编自彭洁《简论近代中国留学教育的变化》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甲午战后的留学活动较之洋务运动时期留学活动发生的变化。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甲午战后留学活动新变化的原因。
材料一 在中国封建社会，每位专制君主虽然都力求“乾纲独揽”“事皆亲决”，但实际上他无法、 也不可能真正实现一人“独治”天下，必须“设官分职，体统相维，品式具备”。于是，在统治阶级内部就出现了一个权力分配的问题。政治学家萨孟武先生说：“吾国中央官制，秦汉以后，无时 不在变化之中，而其变化的特质则为天子的近臣转变为国家的大臣。天子畏帝权傍（旁）落， 惧大臣窃命，欲收其权为己有，常用近臣以压制大臣。历时既久，近臣便夺取了大臣的职权，因之大臣乃退处于备员的地位，而近臣却渐次变为大臣。近臣一旦演变为大臣，天子又欲剥夺其权，而更信任其他近臣。这样，由近巨而大臣，演变不已，而吾国中央官制遂日益复杂起来。”
——摘编自李渡《中国历代中枢权力机构沿革论略》
材料二 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从国外抵达上海，当天的《民立报》称孙中山为“中国之救世主”，“先生归来，国基可定，新上海光复后一月，当以此日为最荣”。回国后，他立即投身于组建政府的活动，提出：“内阁制乃平时不使元首当政治之冲，故以总理对国会负责，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吾人不能对于唯一置信推举之人，而复设防制之法度。余亦不肯构诸人之意见，自居于神圣赘疣，以误革命之大计。”3月11日，尚未解职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公布了经南京临时参议 院议决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其中规定立法权由参议院行使；参议院有咨请临时政府查办官 吏纳贿违法事件、弹劾临时大总统谋叛行为及国务员失职或违法行为等职权；临时大总统、副总统由参议院选举，国务员受参议院弹劾后，临时大总统应免其职，但得交参议院复议一次；等等。
——摘编自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中国中枢权力机构沿革的特点及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在政权组织形式上孙中山主张的变化及其变化原因。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古代中国封建政府与南京临时政府在中枢权力机构上的不同。
材料一 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确切的讲应该是指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主要涉及天文、历法、物理等应用科学技术。张骞通西域、《马可·波罗游记》的传播等为中西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利玛窦等耶稣会士先后进入中国，他们学习中国文化，采取适合中国习俗的传教方式；他们相当一部分人精通天文历法、炮术等知识，而这又是崇祯、康熙等皇帝所赏识并需要的。与此同时，徐光启、李之藻等知识分子不仅推动西学的广泛传播，而且翻译了大量的西学典籍。虽然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西学东渐还不足以唤醒沉睡的中国，但它代表中西两种文化已开始了碰撞。
——摘编自徐先知《明末清初西学东渐成因浅析》
材料二 19世纪中期以来，西学再次进入中国。从“开眼看世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君主立宪”“民主共和”，再到“民主科学”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近代西学东渐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为挽救民族危亡，先进的知识分子通过翻译西书、著书介绍、兴办新式教育、邀请西方学者来华讲学等，推动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在这一过程中，西方的哲学、天文、物理、化学、医学、生物学、地理、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应用、科技、史学、文学、艺术等大量传入中国，对于中国的学术、思想、政治和社会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
——摘编自郑大华《论民国时期西学东渐的特点》
（1）根据材料一，概括明末清初西学东渐产生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西学东渐的特点。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从内容和影响两个角度指出近代西学东渐与明末清初西学东渐的不同。
材料一 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伦敦人口增长了4倍多，从1550年的7.5万增长到1650年的40万，伦敦一举成为欧洲最大的城市之一……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在16、17世纪前后一百五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伦敦先后爆发了十多次大的瘟疫，对当时的社会危害极大，不仅造成人口大量的丧失，并且造成了经济萧条、社会不安。
——摘编自塞常磊《16—17世纪伦敦的瘟疫与社会》
材料二 伦敦发生鼠疫后，基督教会束手无策，民众对救会的权威性与神圣性产生怀疑，进一步动摇了人们对基督教的信仰。在医学界的要求和建议下，政府以非宗教手段加以防控一实施隔离、清扫街道、禁止集会、严禁人员和牲畜流动等，传统宗教疗法几乎被完全抛……因加强对防疫工作的组织管理，既是稳定统治秩序的根本需要，同时又是压制地方势力，拓展王权权威的现实要求。1578年后，王室政府高度重视防疫工作，专门在牛津大学建立国家公共卫生指导中心，为国家防疫减灾提供医学咨询。伊丽莎白女王时期，政府先后出台《政令大全》等法令政策，进一步加强隔离和对贫民救助力度。在借鉴吸收并不断完善的基础上，英国初步形成了符合本国特色的防疫制度和体系，这显然加快了鼠疫在英国的消退。
——摘编自陈凯鹏《论近代早期英国防疫对策特点》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可能造成1617世纪伦敦瘟疫频发的主要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英国政府应对瘟疫措施的特点及其背景。
材料一 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孙思邈有感于医方本草卷帙浩繁，忽遇急症求检困难的情况，删裁繁重。在《千金要方•道林养性》中，孙思邀指出：医生应恪守医德. 坚定专业思想，不要以贫富易志改性。北宋期间，947年，宋太祖亲为《开宝重定本草》作序，宋仁宗嘉祐六年编写《嘉祐补注神农本草》《本草图经》。中央设立了翰林医官院，掌疗官吏军民疾病，后成为培养医学生的场所；同时地方上增设药局，以帮助百姓治疗疾病。专门设立了“收卖药材所”，并设立药官鉴验药材的优劣真假，严禁将不良的药物制成熟药。实行药物销售的国家专营政策。百姓不能及时买到药物，耽误病情，则杖责一百。南宋宋孝宗隆兴二年，两淮瘟疫流行，朝廷急令和剂局制赈灾药四万帖，派使臣遍诣两淮州县乡村散给。京城官药局的五个门市年上交四十万缗，占国家财政收入的0. 67%。
——整理自白寿彝《中国通史》等
材料二 17世纪晚期，欧洲医学活动的中心移到荷兰的莱顿。西尔维斯在那里牢固确立了临床传统。伯尔哈韦在这里发展了临床方法，他对病人进行富有同情心的治疗，真诚渴求从自己观察来理解疾病。他激发了一批出类拔萃的学生，影响了18世纪医学的发展。18世纪末，马修•贝利撰著了一部专门图解人体病理变化的著作——《病理解剖学图谱》。贝利写道：“人体各个部分的自然结构都已得到了十分细致的研究，因此，解剖学可以说已达到了高度完善。但是，我们关于疾病引起的结构变化的知识却仍然很不完善。”19世纪早期，病理学和病理解剖学的研究在英国扎下根来。在这欧洲处于动乱的时期中，英国引导着理智进步。
——摘编自亚?沃尔夫《十八世纪科学. 技术和哲学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宋医学发展的特点，并分析形成这些特点和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欧洲医学迅速发展的原因。
材料一 16世纪中叶，耶稣会士为在中日两国打开传教局面，遂以西医为百姓疗疾来赢得人心。明末清初，耶稣会士向中国译刊一大批西医著作，向国人初步介绍了西医解剖学、药物学等知识。此后，西医在中国渐趋实用。康熙帝任用传教士为其治疗心悸症和上唇生瘤，获得奇效。在民间，一些传教士也为老百姓治病。但总体上西医在中国影响不大。西医最初在日本传播时，传教士深入民间行医含药，颇得民心，很多倾慕西医者受洗入教。此后，以兰学（指经荷兰传入日本的西洋学术）为代表的西医著作大量传入日本，从理论上丰富了日本人对西医的认识。
——摘编自田毅鹏《西医在中日两国传播的历史比较》
材料二 19世纪中叶以后，西医在中国日益广泛而深入地传播开来。许多传教士在华行医、建立医院、开办医学校、翻译医学书籍和出版医学刊物。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开始官派留学生，1872～1875年选派120名幼童赴关留学，其中有5人从事医学工作。明治维新后日本西医发展很快，不少中国留学生在日本间接吸收了西医知识。19世纪70年代以后，一些清廷官员和洋务人士（如荣禄、李鸿章等）体验到了西医的功效，就带头或动员富商捐资教会医院，各地受医人数大为增加020世纪初，中医人士开始自发地学习西医，西医影响逐渐超过了中医。
——摘编自郭剑波《论近代“西医东渐”的途径与反响》
（1）根据材料一，概括西医在中日两国传播过程中的不同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西医在近代中国迅速传播的背景并分析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3）近年来在英美等国掀起“中医热”，世界卫生组织也将在2019年把中医纳入全球医学纲要。请谈谈对这一现象的看法。
材料一 1408~1643年间，中国爆发全国性大疫19次之多，局部性疫情不计其数，致使“万户萧疏鬼唱歌”“饥民抢掠四起”。文献记载每当瘟疫发生时，皇帝往往派人去祈祷，采取施咒的办法安慰百姓。明宪宗曾下诏在京城崇文、宣武等六门城外，各置漏泽园一所，收殓遗尸。1587年明神宗谕旨礼部：“尔部便行太医院精选医官人等，多发药材，分头诊视施给”；还强调“此后各省直有与重大灾疫，须令各府州县即许便宜动支社仓积谷，及本部事例义输等银、病者或给衣食”。对此时人评论：“今之人皆知救荒，而不知救疫。”至于对防疫较为有效的隔离、禁止人员流动等措施，朝廷并没有推行，文献也没有记载。
——摘编自甘海根《明代北京的瘟疫与政府应对》
材料二 英国首都伦敦由于人口集中、卫生环境差而成为鼠疫频繁光顾的城市之一，15—17世纪频繁发生严重鼠疫。针对疫情，1518伦敦市政当局号召患病家庭主动进行隔离。后为确保隔离措施的落实，1572年伊丽莎白女王签署法案向全国征收“普通税”以建立济贫基金，被认为是社会保障制度正式建立的标志。在1604年索尔兹伯里瘟疫期间，整个镇1/5的人口被纳入到国家救助中，因此群众愿意配合隔离。为确保法令有效实施，市政当局还专门任命几个临时委员会具体负责。郡治安法官作为总负责人，教区牧师和执事作为配合机构每周要报告相关情况。
——摘编自陈凯鹏《十六、十七世纪中英两国防疫对策比较》
（1）根据材料一及所学知识，概括明代防疫措施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及所学知识，指出英政府与明政府防疫措施的不同点，并分析不同的原因。
（3）综合上述材料及所学知识，谈谈你对政府防疫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