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某西方学者指出，“民主”"资本主义""法治”和“公民社会”犹如四个长条黑匣子，是构建西方文明所需的四大支柱。在这些代表政治、经济、法律、社会的黑匣子内部，有着高度复杂且互相关联的制度在发挥着作用。正是因为这些制度优势，使得公元1500年后西方社会在世界上独领风骚。然而，1900年后这些制度的衰退令人扼腕，使西方世界像明清时期的中国那样，正在走向沉沦。有人据此绘制近代以来西方文明结构图(见下图)。
——摘编自[英]尼尔·弗格森《西方的衰落》
结合图示并运用世界历史，对该学者的观点进行探讨。(说明：围绕一个观点进行肯定、否定或提出修改意见，并阐述理由。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逻辑严谨)
材料一 西周建立后，逐步形成了以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和社会安全为核心的国家安全思想。其中，政治安全又被放在最为核心的位置，具体内容包括“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借助国民对天神和祖先的信仰强化政治势力、构建礼乐制度以明确等级秩序等。据《周礼天宫》所说，周王朝“以九职任万民”，其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三农”，可见当时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西周时期还未实现国家“大一统”，各地军事上冲突不断，周王从制定军事礼仪、统筹部署国家军事力量等方面形成相应的军事安全思想。为维护西周社会安全，周人形成以神权政治和社会伦常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并进一步围绕阴阳和谐观念构建出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打造了中国古代理想社会的思想底框。
——摘编自辛文、韩鹏杰《国家安全学理论视角下的西周国家安全思想研究》等
材料二 鸦片战争以后，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威胁下，中国传统的国家安全思想逐步发生嬗变。近代启蒙思想家和开明官员们开始“开眼看世界”，主张欲救亡图存必须先了解并学习西方。自此，中国开始谋求在近代国际关系体系下与世界进行正常的交往和互动。同时，有识之士对发展的认识逐渐超越了传统“以农为本”思想的局囿，注意吸收西方商业文明的成功经验。近代著名思想家郑观应曾指出：“各国并兼，各图利己，藉商以强国，藉兵以卫商。”19世纪中后期，在新疆阿古柏“政权”作乱及日本入侵台湾的陆海紧张局势之下，出现“海防”与“塞防”之辩。以左宗棠为代表的“塞防”派与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海防”派各陈利害，清廷最终采纳了左宗棠提出“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的建议。但是，这种折中方案并未从根本上解决近代中国国家安全战略资源匮乏的问题，甚至间接导致了后来甲午战争中塞防与海防皆失的尴尬局面。
——摘编自王熙《四个维度看近代中国国家安全战略思想的嬗变》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西周时期国家安全思想的特点和意义。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与西周相比，近代国家安全思想的新变化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古罗马学校不是希腊学校的简单重复，而是要在罗马传统的基础上吸收希腊学校教育中有用的东西，使之为罗马的政治经济发展服务。罗马著名的教育家西塞罗认为，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培养政论家而非教育家。帝国时期，国家逐步加强了对学校教育的控制，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国家教育行政管理制度。这一时期，皇帝独裁，不允许臣民以辩才干预时政。培养雄辩家的教学目标，也转变为培养官吏。罗马学校延续了许多希腊学校中开设的课程，但这些科目无不赋予浓厚的功利主义的色彩。算术用来训练人们在商业和贸易中精于计算；几何用来丈量土地和规划建筑设施等等。舞蹈、音乐等则成为副科或不予设置，被希腊人引以为豪的“哲学学校”在罗马则从未设立过。
——摘编自季美《浅论古罗马与中国汉代的学校教育》
材料二 汉代教育占主导地位的是儒家教育，官学自不待言，即使私学也要以儒典为讲授材料。儒经内容虽各有偏重之处，但均包含有伦理道德观念，贯穿着“德”的说教。通过对它们的学习，使人们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得到培养和训练，能够自觉地以伦理道德为准而行事，从而使封建统治秩序得到维护。汉武帝时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创办中央官学，并要求地方官员建立地方官学，正式开始了官方教育事业。同时对私学亦采取鼓励政策，使其成为官学的补充，这种做法为后代统治者所承袭，终汉一代官学与私学并行不悖。
——摘编自郝建平《汉代教育特点论略》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罗马学校教育的特点并分析其教育发展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古罗马教育相比汉代教育的不同之处，并分析汉代教育发展的原因。
材料一 明初，山西省总人口约407万。清光绪年间，山西人口增至1643万，其中汾河流域是人口最为密集的区域，与人口增加相伴生的是耕地的紧张。明朝嘉靖以后，汾河上游逐步成为采伐基地，万历年间“参天蔽日”的林木已“砍伐殆尽”。清初，政府一度严申“禁林令”，但在商业利润诱惠下，“实难禁止”。乾隆年间，介休县境内源神泉流域上游的石屯等村发展造纸业，污染了河流，影响了下游正常的生产生活。生态环境的改变对传统的生存方式影响很大，民间不得不对自己的社会行为做出调整。在汾河流域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的区域，乡约中增加了保护森林、保护水源等规定，地方乡绅出资、出力进行旨在改善生态环境的实践探索。整个明清时期，除明初政府组织的“大槐树移民”外，汾河流域自发性商业移民从未停止。
——摘编自王尚义、张慧芝《明清时期汾河流域生态环境演变与民间控制》
材料二 1949年后，汾河作为山西省重要河道，被纳入全省水利建设的规划之中，开始全面综合治理与开发。汾河、文峪河等大中型水库的建设，文峪河、潇河等大型灌区的建成，使汾河中下游农业用水有了基本保障。至1981年，基本完成基建和重点小型补助工程，水土流失得到改善，新发展灌区以及干支流的河道治理收效颇丰。1986年又对《山西省汾河流域治理规划》进行了细化，随后又陆续制定了汾河中游、下游和上游河道治理的多项规划和相应设计。至此，对汾河流域综合整治开发方案成熟。
——摘编自《汾河的前世今生－新中国成立至90年代末的汾河治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时期汾河生态问题产生的背景及缓解的措施。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中国建立后汾河治理的特点及其意义。
材料 建国后中国代际划分的研究
| 代际名称 | 出生年代 | 代际特征 | |
| 心理 | 心理 | ||
| “文革”一代 （50后） | 1950—1959 | 思想保守传统，尊崇传统文化。 | 吃苦耐劳，怀旧，对价格敏感度高，购买力低下。 |
| “改革开放”一代 （60后） | 1960—1969 | 劳动思想根深蒂固，寄厚望予下一代。 | 低调、务实、社会责任感极强，对新产品的接受度不高。 |
| “转型”一代 （70后） | 1970—1979 | 注重理想，渴望成功。 | 经历贫穷，务实、创造，消费注重性价比。 |
| “计划生育”一代 （80后） | 1980—1989 | 崇尚个性，有责任心，积极向上。 | 注重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做事执着，追求自由平等，对价格敏感度不高。 |
| “新新人类”一代 （90后） | 1990—1999 | 以自我为中心，思维早熟，个性张扬。 | 兴趣广泛，学习力强，依赖网络，对价格敏感度低，易接受新事物。 |
——摘编自孟莹《有关“代”划分问题的相关研究》
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选取两代或两代以上的相关信息，运用唯物史观进行阐释，题目自拟。（要求：表述成文、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论证充分、逻辑清晰）
材料一 20世纪以后，随着政府规模与责任的增大，特别是文官职业化趋势的发展，对文官进行培训成为美国联邦政府文官管理所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1917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史密斯——休斯法案》。这一法律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进行了由联邦政府出资对文官进行职业培训的尝试，并从此开始了美国联邦政府文官培训管理与建立培训制度的历程。此时，美国工业领域正在兴起一场“科学管理”运动，为现代工业的生产与管理提出了极富效率的方法与原则，并取得显著的经济效果。这使一些长期关注文官制度改革的人看到了“官僚体系采用科学管理的基本原则，并将其应用于文官管理之中”的重要性。美国文官培训工作得到了包括联邦政府在内的社会诸多方面的关注写重视。在借鉴英国文官培训经验的基础上，美国联邦政府做出了一些较为具体的准备性工作，推动文官培训活动的规范化和制度化，为二战后培训制度的完善与推广奠定了基础。
——摘编自石庆环《美国联邦政府文官培训制度的历史考察》等
材料二 进入20世纪之后，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开始普遍重视文官培训工作。英国文官培训包括一般性的行政管理知识与行政技术，也有政策执行和制定所需的基本能力。其核心目的是提升政府行政效率。培训方式灵活多样，既有专家、学者指导下的系统性培训，还有自己指定教材、独立阅读资料的自学。通过制定《就业与训练法》等相关法律，政府将文官培训作为一个专门领域进行了具体规定。鉴于通才型文官难以造应国家发展的需要，英国强化和提高专业技术性文官的地位，培训多注重政治、法律等基础知识。文官培训工作不再由政府垄断，而多借助社会力量完成。在美国，效率成为驱动文官制度改革的主要价值取向。文官培训课程涉及法律、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包括在岗培训、岗位轮换、案例研究等培训方式。政府通过政令或立法的方式为文官培训活动提供了严格的立法保障。美国坚持以培养专家型文官为导向，注重提高文官的专业技能，强调文官独特工作领域所需要的专业技术和专门知识的虽然各类大学和私营机构的培训工作有一定的自主空间，但政府拥有文官培训活动的最终决定权，掌握“文官培训总方案的设计和总预算的下拨以及使用”。两国文官培训活动均取得显著成效。对20世纪的代以来的中国公务员培训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摘编自贯料《20世纪英美文官培训发展与比较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20世纪前期美国文官培训活动兴起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概括20世纪英美文官的培训活动的异同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英美文官培训活动对当的中国公务员培训的启示。
材料 秦汉两代农耕在西北推广，黄河两岸的草地被清除。为满足都城的木材需要，温带森林被砍伐。水土流失使黄河河床升高，不时泛滥。汉朝时，黄河每9—16年决堤一次，到了唐朝后期变成了10年一次，北宋中期3.6年一次。12世纪后期黄河改道更是常见。在清朝大部分时间里，人口压力迫使人们在黄河中游重新开垦脆弱的黄土地，导致黄河南河道每1.89年出现一次灾情。而在其他领域，利益驱使对资源的掠夺也愈演愈烈。随着手工业的发展，对木材的需求不断增加，明清时期，伐木出售成为大宗买卖。同时，国际市场的开放和荷兰殖民者的到来，鹿皮成为出口商品，致使鹿在台湾南部基本绝迹。
——摘编自（英）伊懋可《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
结合中国古代史的所学知识，从上述材料中提取一个生态环境的变化，指出它所反映的关于古代中国社会的重大历史现象，并概述和评价该历史现象。（要求：简要写出所提取的变化及历史现象，对历史现象的概述和评价准确全面。）
材料一 春秋时代，郡县制开始荫芽。楚、秦、晋等国出现了县，最初设在边地，带有边防性质。郡的出现比县稍晚，也多在边地。到战国时代，在边地的郡下分设若干县，产生了郡县两级制。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废封国，将郡县制推向全国。郡县制为汉代沿用。汉武帝分境内为十三刺史部，简称“十三部”或“十三州”。这时的州还只是一种监察区，各州置刺史一人，代表中央巡查郡县吏治。到东汉时，刺史已有固定治所，并掌握了地方行政权，对所部郡县官吏实行管理，州正式成为地方行政区。州郡县三级制历两晋南北朝不变。
——摘编自薛明扬主编《中国传统文化概论》等
材料二 隋初沿用州郡县三级制。但南北朝以来，行政区划变化纷繁，反映出地方分权的特点。开皇三年(583)，兵部尚书杨尚希上表说：“窃见当今郡县，倍多于古，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所谓民少官多，十羊九……今存要去闲，并小为大，国家则不亏粟帛，选举则易得贤才。”隋文帝采用此建议，罢去郡一级，改为州县两级制，并且合并了一些州县，清除了过去层次、机构过多的弊端，进一步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摘编自朱绍侯等主编《中国古代史》
完成下列要求：（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隋以前中国行政区划制度的演变。
（2）据材料二概括指出隋文帝行政区划制度改革的原因及措施。
（3）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秦、隋行政区划制度改革共同的积极作用。
材料 中国封建社会人口自然增长率低只是总括而言。如果画一条封建社会人口变化的曲线，就立刻可以看出它并不是平滑地缓慢上升，而是具有在一段时期内大起大落和在整个封建时期内做台阶式“跃迁”这样两个特点。大体上说，一个历时较久而又比较强大的封建王朝（如两汉、唐、两宋、明、清等）的初期，人口增长十分迅速，大约到中期达到高峰，而后停滞，到新旧王朝交替时期则急剧下降，人口的变化呈现大起大落的现象。
在封建社会特定的生产力水平制约下，人口增长与土地之间的内在紧张和矛盾是无法避免的，当人口超过农业生产能力的极限时，劳动力不仅无法带来财富，还会因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短缺造成相对过剩人口。人地紧张引发的阶级矛盾必然会引发激烈的冲突，历史上每一次农民起义都是以人地矛盾为内涵的阶级冲突的表面化和激烈化。这种冲突的结果一方面是改朝换代式的政权更迭；另一方面是由战争导致的人口锐减和相对缓解了的人地关系。范文澜先生把人口的波段变化视为朝代的波段、政治的波段，用人口的增减说明古代朝代的盛衰。
——摘编自肖晓珍《中国古代农业社会人口变化规律》
材料提供了一个中国古代人口变化的解释，蕴含了社会发展的诸多启示。从材料中提炼一个启示，并结合所学的中国古代史知识予以说明。（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言之成理。）
材料一 在“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古代中国，几乎从来没有受到过真正强大的文明挑战，始终相信自己是天下的中心，凡是周围的国家，中国人就相信他们文明等级比我们低，应当向我们学习、进贡、朝拜。天朝只看重藩属是否归顺，而轻视疆土划分。
历代王朝认为模糊波动的边界反而有助于鼓励蛮夷的慕化之心，清晰稳固的边界却会阻断华夏文明价值的扩张，疆域往往中心清晰而边缘模糊。“朝贡体系自汉末就得到了确认，并在此后成为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定制，一直沿用到19世纪中后期。”中国近代之前主要以列封藩邦属国的形式巩固边关。
——摘编自葛兆光《关于近世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远缘》
材料二 19世纪中叶后，清王朝面临强敌窃边的边疆危机。1865年，薛福成先后追随洋务派曾国藩、李鸿章，担任其幕僚，长期办理洋务外交，得以了解和学习西方外交理念及其运作方式，外交思想逐步近代化，在与英国进行西南边界勘定和界务谈判中，明智而务实的薛福成抛弃传统的“天下——王土”观念，代之以“寸土必争”的领土主权意识。1892年，薛福成与英国就滇缅边界划分进行了多次谈判，援引国际公约，收回了滇边部分领土和权益，他还力请朝廷选将练兵，切实加强西南边境的军事防卫。西南地区从王朝国家的“藩篱”，变成了与内地“唇亡齿寒”的边防要地。中法战争后，清王朝分别与法、英勘定滇缅、滇越、粤越以及西藏与尼泊尔、东北与日朝之间的边界线，这些较为清晰的现代民族国家间的边界线，意味着传统的属国或朝贡关系最终裂变。
——摘编自林开强《清王朝国家疆域边界意识简析》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与近代中国两种疆域边界观念的不同，并说明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近代中国国家疆域边界意识的积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