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入宋以来，城市经济活跃，城市化的进程明显加快，在宋代城市经济繁荣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城市化的加快，使得城市土地、水源等资源相对短缺，各种垃圾、污秽也随之增加等问题出现。城乡差别的加大引发人口由乡村向城市迁徙，难以果腹的灾民可能遗尸街头，城市内部贫富分化也很严重，孤贫之家无力殡葬，更使得城市沦为疾疫爆发的中心。疾疫的严重威胁使得宋代城市管理者们面临着重大考验，促使他们审慎探究致疫成因，妥善拟定处置方案，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去应对城市防疫问题，防疫观念为之一变，城市防疫制度随之发展。宋代统治者通过采取整治城市周边环境、积极推广医疗防疫、主动隔离疾疫病患，以及埋瘗尸骸等措施，初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城市防疫制度。这些制度在特定历史场合无疑发挥着积极作用，对后世也产生了一定影响，成为宋代以迄明清城市防疫制度的核心部分。
——摘编自余小满《宋代城市的防疫制度》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宋代建立城市防疫制度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宋代的城市防疫制度。
材料一 现代化进程与传统文化的碰撞不可避免。鸦片战争后，中国人在炮火中逐渐清醒并深刻反思自己的文化。第一次在鸦片战争后，主要围绕“中体西用”论进行；第二次在甲午战败以后，宣扬“西体中源”；从民国初年到五四运动前夕，第三次文化反省的“西体西用”论，最终陷入了民族虚无主义的泥潭，但也刺激了现代化探索方向的转变；开端于1928年的文化反省则因规模不大，后又爆发了华北事变，人们的注意力转移而就此结束。
——摘编自李晓语《钱析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
材料二 约翰·密尔说，英国人“生而自由”。这指引着英国把抗拒王权、限制王权看做是“自由”的传统，推动了政治民主化。英国人极为尊崇经验的理性思维使他们追求政治的实际内容而并非形式。他们实行宗教宽容政策，推动了纺织业的近代化和经济的自由化。但英国尊崇传统的风尚也阻碍了后期的革新。如钱乘旦所言。“一个民族往往容易在前进的道路上战胜迎面扑来的艰难险阻，但要战胜自己创造出来的成绩和荣耀却相对困难。”
——摘编自吕文辉《浅析英国传统文化对其现代化进程的影响》
请回答：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国人不断反思传统文化的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英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并说明近代中、英对待传统文化的不同取向所产生的历史影响。
材料一 中国文官制度的发展是在封闭的环境中进行的，很少受到外来的影响，不仅历史悠久、从未中断，而且沿革清晰、源流可考。中国文官制度的主宰和灵魂是皇帝，同时，文官机构又是支撑皇帝专制主义统治的重要支柱。中国自秦汉时起，便开始制订文官律。唐六典的出现，则是文官法成熟的标志。经过宋元至明清，以会典的形式为主，形成了文官法的独立体系。
中国古代发达的文官制度对世界各国文官制度的发展产生过程度不同的影响：唐代文官制度中的制授、敕授、旨授和判补等影响了日本的近代文官制度。13世纪末以来，马可·波罗、利玛窦等人也介绍了中国的政治文化，其中便包括文官制度，这对于开阔西方人的视野，传播东方的古代文明起了良好的作用。
——摘编自张晋藩《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综论》
材料二 19世纪50年代起，英国正式拉开了革新吏制的帷幕。1853年，斯坦福·诺斯科特和查理·屈维廉爵士的《关于建立英国常任文官制度的报告》，痛陈了当时政府官吏制度的痼疾，同时提出了改革的原则性建议：（一）建立公开的、竞争性的考试制度，择优录用文官；（二）根据不同的教育程度，把文官分为高级和低级两大类；（三）对各部的文官实行统一管理，各部文官可以互相转调；（四）严加考核文官平素的工作，根据他们的工作成绩和勤奋程度加以擢升。1855年，内阁颁布了《关于录用王国政府文官的枢密院令》，决定成立三人文官委员会，独立主持文官考选事宜。1870年，内阁又颁布了第二个改革文官制度的枢密院令，一切文官的任命都必须根据文官委员会的规定，通过公开竞争考试方能录用。至此，英国文官制度最终形成。
——摘编自顾新生《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官制度》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影响中国古代文官制度形成的主要因素并说明其意义。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英国文官制度确立的历史背景及其特征。
材料一 两宋时期，东南地区人口增长最快，晚唐至南宋，数十万官僚、军队和中原士民接踵而入于是东南沿海地区出现明显的海洋发展路向，依据区域资源优势，发展蚕桑、茶叶、陶瓷等生产，拓展海外市场，通过商品经济提高当地人口承载力。东南地区海岸线长，海港优良，中唐以后海外贸易迅速成长，到宋朝达到鼎盛。这也是东南经济超过中原的重要原因。北宋中原地区的商品经济也有发展，但是内向型的，自然经济气息更浓。而东南地区经济具有外向型特征，在海外贸易的拉动下，两浙、福建、江西等地的商品经济胜过北方。太湖流域城镇集市密集和广州、泉州成为当时世界一流的外贸港口，就是最好的证明。
--摘编自葛金芳《两宋社会经济研究》
材料二 近代中国对外贸易的状况
分期 | 对外贸易状况 |
1840年至1914年 | 中外贸易的年均增长率为4.4%．进口物量约增加3倍，出口物量增加约2倍。由于鸦片贸易的猖獗，中国由出超变为入超。外贸中心从广州北移至上海。英国始终支配着中国的对外贸易尤其是进口贸易。 |
1915年至1931年 | 中外贸易的年均增长率为6.36%，出口的增长显著快于进口。英国在中外贸易中的绝对优势地位让位于美、日两国。日本一度占中外贸易总额的1/3左右。到1931年，中国自美国的进口占进口总额的22.2%，超过了日本。 |
1931年至1936年 | 中国对外贸易总额大幅下滑，年均下滑率为14.7%．美国在中外贸易中居首位。 |
1937年至1948年 | 进出口货物无法正常通行，对外贸易剧烈波动，对外贸易总额最低的年份不到4万美元，最高也只达到76万美元。 |
--摘编自杜恂诚《中国近代经济史概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南宋时期海外贸易发展的原因和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说明近代中国对外贸易的总体状况。任选表格中所列出的四个时期中的一个时期，分析该时期对外贸易状况形成的原因。
材料一 16 世纪中叶，耶稣会士为在中日两国打开传教局面，遂以西医为百姓疗疾来赢得人心。明末清初，耶稣会士向中国译刊一大批西医著作，首先从理论上向国人初步介绍了西医解剖学、药物学等知识。此后，西医在中国才逐渐趋于实用。康熙帝任用传教士为其治疗心悸症和上唇生瘤，获得奇效。在民间，一些传教士也为老百姓治病，但老百姓的信服度不高。所以总体上西医在中国影响不大。西医最初在日本传播时，传教士深入民间行医舍药，在实践中很快得到民心，很多倾慕西医者受洗、入教。此后，以兰学(指经荷兰传入日本的西洋学术)为代表的西医著作成为理论系统大量传入日本，从理论上丰富了日本人对西医的认识。
-----摘编自田毅鹏《西医在中日两国传播的历史比较》
材料二 19 世纪中叶以后，西医在中国日益广泛而深入地传播开来。许多传教士在华行医、建立医院、开办医学校、翻译医学书籍和出版医学刊物。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开始官派留学生，1872---1875年选派120名幼童赴美留学，其中有5人从事医学工作。明治维新后日本西医发展很快，不少中国留学生在日本间接吸收了西医知识。19世纪70年代以后，一些清廷官员和洋务人士(如荣禄、李鸿章等)体验到了西医的功效，就带头或动员富商捐资教会医院，各地受医人数大为增加。20 世纪初，中医人士开始自发地学习西医，西医影响逐渐超过了中医。
----摘编自郭剑波《论近代“西医 东渐”的途径与反响》
（1）根据材料一，概括西医在中日两国传播过程中的不同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西医在近代中国迅速传播的背景并分析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材料一：清初建立的历代帝王庙，除了供奉三皇五帝以来的历代开业帝王外，还增入辽太祖、金太祖、明太祖等皇帝进行祭祀。康熙帝将宋朝以来“敬天法祖、勤政爱民”的统治家法作为治国政纲，乾隆帝更是提出“中华统绪，绝不断线”的观点。康熙帝还专程前往曲阜瞻拜孔庙，重用李光地等儒臣，乾隆帝时编订出版了汇通各族文字的书籍和词典。针对“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雍正帝驳斥道：“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
——摘编自常建华《国家认同：清史研究的新视角》等
材料二：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发生动摇。王朝国家认同出现严重危机。甲午战争后，梁启超积极宣传民族国家观念，他深刻地认识到，国家欲立于民族国家之林。就必须获得广大民众认可，成为一个统一强大的民族国家。并在中国建立一个君主立宪国家，致力于开启、培养国民与此相应的国家意识。革命派提出。中国在“异种残之，外邦逼之”的情况下，建立起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殆不可以须臾缓”。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一再强调“今日中华民国成立，满、汉、蒙、回、藏五族合为一体”，各族“皆得享共和之权利，亦当尽共和之义务”。辛亥革命后期，许多民族主义者将“中华民族”进行重新阐释、赋予其“中华民国境内所有民族”的新内涵。
——摘编自暨爱民《百年凝聚：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认同建构》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清朝前期统治者为实现国家认同所采取的措施和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近代民族国家认同建构的突出特点，并简析其历史意义。
材料一 唐宋时期，在商品经济更高程度发展基础上，一批富民乘势而起，形成了“富民社会”。顾名思义，“富民”是占有财富的人。但就富民来说，“虽田连阡陌，家资钜万，亦只与耕种负贩者同是一等齐民”，没有任何特权。因为没有特权，他们主要通过租佃契约实现对耕种者的剥削。伴随国家赋税的征收方式和乡里制度的变革，富民逐渐成为乡村控制的主要力量。中国社会也向流动化、市场化、平民化方向发展。“富民社会”之后，从理论上说，随着商品经济更高程度的发展，市民阶层逐渐壮大，社会将进入“市民社会”，但具体就中国历史的发展而言，明清时期是否已经形成一个市民阶层还是值得慎重研究的大问题。
——摘编自林文勋《中国古代“富民社会”的形成及其历史地位》
材料二 14世纪末，经过三、四个世纪的发展，西欧农民经济社会生活状况已大为改观。在此情况下，西欧农村分化出一批精英分子：富裕农民的兴起。“通常他们有相当于六、七年收入的储蓄。他们有很多家畜，很好的家具、器皿，有三、四床鸭鹅被，有地毯、银盐罐、高脚酒杯、一两打的汤匙。”在英国，通过大面积承租领主自营地或者蚕食小农。到16世纪，50％以上耕地已经集中到他们手中。以此为基础，富农在地方事务中的领袖作用令人瞩目。为了打赢一场官司，他们“不惜每人花20英镑，以斗垮一个不受欢迎的领主”。他们改变着乡村的经济和政治生活，也改变着他们自身。显然他们是一个崭新阶层的前身，一代新人呼之欲出。
——摘编自侯建新《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从兴起背景、发展形式等多个角度概括中英两国富民阶层的共同特点。
（2）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唐宋时期富民阶层兴起产生的重要影响。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与英国相比，指出明清富民阶层命运的不同，分析二者命运不同的原因。
材料 中国古代饮食文化的变化(节选)
时期 | 饮食文化特色 |
先秦时期 | 贵族饮食有“八珍”之说，对用料、烹饪、数量、餐具等都有严格的规定，士大夫之下“不以鼎食”。 |
秦汉时期 | 外来食物黄瓜、菠菜、胡萝卜、茴香、芹菜、扁豆、大葱、大蒜登上国人餐桌，炸油饼、芝麻糊、烧饼等受到热捧。 |
隋唐时期 | 士人任官或升迁举办“烧尾宴”招待亲朋同僚，意指“鲤鱼跃龙门，烧鱼尾高升”。唐诗中还大量提到西域胡家酒店和胡姬。 |
两宋时期 | “北麦南稻”的饮食结构发生变化，烧饼、饺子、包子、刀削面等散布于江南市镇，通宵达旦沿街叫卖。 |
元明清时期 | 忽必烈力主的“涮羊内”火锅风行全国，“乳扇”也由蒙古大军带到大理：朱棣迁都后，实现了“南京板鸭”与“北京烤鸭”的混搭。美洲马铃薯、玉米成为底层国人充饥的主食。顺治、康熙时代的“满汉全席”则将中华饮食文化推向新高度。 |
——摘编自王学奏《中国饮食文化史》
材料蕴含了中国古代饮食文化的诸多信息，自拟一个论题，结合所学中国古代史知识予以阐述。(要求：所拟论题明确，阐述史论结合，言之成理。)材料
——摘编自（意）乔吉奥·列略《棉的全球史》等
从上述材料中提取两条或两条以上信息，拟定一个论题，并结合所学知识予以阐述。（要求：信息有关联，阐述合理并有史实依据）
材料一 唐朝继承发展了历代粮食问题的思想和制度。前期沿用均田制并鼓励开荒，大部分皇帝都能做到“省徭赋，不夺其时”，建立太仓、常平仓等仓廪体系和相应的机构、法规，同时完善灾害救济和扶助。755年，户数由唐初200万增至近900万，扩大了兵源、劳役和税收来源。粮食价格长期稳定在较低水平。
——摘编自李维才《唐代粮食问题研究》
材料二 清代康乾以降，政府允许并鼓励从他国输入粮食，鸦片战争以前粮食进口数量较小，单向的粮食进口贸易主动权完全操于中国之手。近代以来，中国无力抵制洋粮进口，逐渐沦为粮食进口大国。国内粮食没有满足自给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其实质是中国经济乃至中国社会处于病态和衰败之中。
——摘编自徐畅《表象与事实：近代中国粮食供求平衡研究》
材料三 粮食安全是社会稳定的前提。新中国成立70年来，粮食总产量年均增长约2.6%。中国能比较稳定地用不到世界10%的耕地，生产世界1/4的粮食，养活世界1/5的人口。自1982年开始，中央连续多年发布聚焦三农问题的“1号文件”，出台了有关粮食生产、粮食流通、耕地制度、水利工程建设以及涉农资金支持等多项政策。2002年修订通过的《农业法》对粮食安全进行了立法保障。2015年通过的《国家安全法》明确将粮食安全上升到了国家安全战略层面。
——摘编自王钢、钱龙《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粮食安全战略》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朝粮食政策的特点及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粮食危机出现的原因。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中国解决粮食问题的有利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