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8世纪末到19世纪上半叶，法国一度是世界科学中心，涌现出安培、拉瓦锡等一批科学家。19世纪中叶，法国政府给予一些优秀科学家公职待遇。在光学、电学等领域颇有造诣的阿拉果曾出任法国海军和陆军部长等职，化学家、物理学家盖一吕萨克则担任过下议院和上议院的议员。政府往往还从某一具体目标出发组建垄断性的学校和科研机构，并将各类科研资源集中到巴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法国理工科高等教育的重点聚焦在传承文化、塑造精英、帮助学生通过国家考试上。19世纪中叶之后，法国逐渐失去世界科学中心的地位。
——摘编自张柏春《科技革命与法国现代化》
材料二 1939年，中国共产党决定在延安建立自然科学研究院，毛泽东在成立大会上指出：“自然科学是要在社会科学的指挥下去改造自然界，但是自然科学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却被阻碍了它的发展，所以要改造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之后，国防科学社、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等重要学术团体接连成立。中国共产党要求党员干部必须“进一步掌握科学技术工作的规律性”，把是否掌握自然科学当作判定“好的革命者”的重要标准。由于严峻的革命形势和繁重的革命任务的束缚，党的科技领导力建设时常处于“无暇顾及”状态。
——摘编自尚明瑞《中国共产党科技领导的百年历程及经验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法国在19世纪中叶之后失去世界科学中心地位的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近代法国相比，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探索科技体制的不同点，并分析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探索科技体制的意义。
(3)综合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国家在现代科技发展中作用的认识。
材料一 与近现代隔离机制相比，尽管中国古代的隔离措施、隔离方法、隔离观念还比较落后，但早在秦汉时期，甚至更早就已存在的避疫思想、隔离观念……它历经秦汉时期的萌芽、西晋时期的进一步发展，到两宋时期达到相对完善的程度。尽管明清时期国家层面主导的隔离治疫事务有所衰落，但是以民间社会力量为主导的隔离治疫却得到了长足发展，这种官绅协同的模式不仅促进了传统隔离治疫的发展，并为近现代隔离治疫机制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摘编自杨银权《被忽视的传统：中国古代隔离治疫发展述论》
材料二 随着疫情的频发，从民间到官方皆竭力治疫，但由于医学技术水平所限，往往效果有限，直到清末才略具规模，民国时期较有进步。据1911年7月11日上海《时报》载，当年安徽遭受特大水灾，大灾之后必有大疫，皖北灾后患疫百姓众多。在上海华洋义振会会长福开森的号召下，该会于7月初成立救疫队赴皖救治，就诊者纷至沓来，一时应接不暇。该会除施医外，还择极贫病重者再施钱、米，并备牛肉干、牛奶等滋补之品，以助患者速愈。民国初期，每到七八月份，各大城市纷纷成立临时时疫所，免费收治疫病患者。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各慈善团体、民间社团每年均成立时疫救治医院，有上海时疫医院、普善山庄时疫医院等近20家。
——摘编自周利成、左力《近代中国的防疫、验疫与治疫》
材料三 在疫情防控的链条上，密接人员正是最脆弱也是至为关键的那块“木板”，要尽早实现社会面清零的目标，就要精准防控、快速出手，第一时间做到应隔尽隔、不漏一人，而这离不开隔离人员对防疫工作的理解与支持。对隔离人员来说，他们是用自己一时的不便换取更多人的安全与方便，对这种顾全大局的自我牺牲精神，我们理当心怀感恩、深表敬意。
——摘自《隔离也是战“疫”同样值得尊重》潇湘晨报（2022年4月1日）
应当加快防疫行政隔离立法，修订《传染病防治法》《突发事件应对法》等法律法规，将防疫行政隔离纳入法治轨道。完善行政隔离基本程序，强化对未成年人保护，完善防疫行政隔离执法文书制度和专业审核制度。并确立防疫行政隔离“以财政承担为主，被隔离人员承担为辅”的基本原则。
——摘自张效羽《法治视角下防疫行政隔离制度的完善——以对人防疫行政隔离为例的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古代隔离制度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中国采取的防疫措施并分析意义。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现代隔离制度有哪些进步之处。
(4)综合以上材料，谈谈你对疫情防控的认识。
材料一 中国古代法律的演进轨迹有自己的特色。宗法家族社会的发展，是“礼治”的坚实基础；而集权官僚政体的巩固与壮大，则继续呼唤着“法治”。儒家思想的法典化和法家法律的儒家化，则使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秦律规定：“父母擅杀、刑、髡子及奴妾，不为公室告”，“非公室告，勿听”。又有“父盗子不为盗”，“子告父母，告者罪”等规定。从法律实践的价值观来看，西汉以后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和法家化表现为确立族权本位（礼治）与皇权本位（法治）的双向法统。两者的结合可以从《唐律》中的“十恶”中得到集中反映。“十恶”中有四条半是维护宗法家族秩序的，另有四条半是维护集权专制政体的。
——摘编自武树臣《法家法律文化通论》
材料二 1840年之后，西方法律文化随着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涌入中国，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以礼治文化为底蕴、以专制体制为支撑的传统中国法律制度逐渐走向解体。各种社会力量在探索自强救国的过程中，提出了各种改革法律的方案，中国传统法制逐渐向近代法制转型。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建立了以《六法全书》为基础的法律体系，但近代法治理念和法治秩序始终未能得以有效确立。
——摘编自蒋传光《新中国法治建设70年》
材料三 新中国法治建设70年，是不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之路的70年。新中国法治建设经历了摧毁与建立（1949-1957年）、发展与偏离（1957-1966年）、停滞与毁灭（1966-1976年）、恢复与发展（1978-1997年）和法治建设新时期（1997年至今）五个阶段。随着时代的演进，经过不断的探索和艰苦努力，我国的法治建设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和跨越式发展。
——摘编自蒋传光《新中国法治建设70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法律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向近代法制转型的原因，并说明其阻碍因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新中国法治建设的认识。
材料一
材料二
材料三 截至2017年底，中国已与157个国家签署了文化合作协定，累计签署文化交流执行计划近800个，初步形成了覆盖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间文化交流与合作网络。大力推进文化交流品牌建设，举办中国一中东欧、中国一东盟、中国一欧盟等十余个文化年、旅游年。自2015年起连续3年以“美丽中国一丝绸之路旅游年”为主题进行系列宣传推广，成功打造“欢乐春节”“丝路之旅”“青年汉学研修计划”“中华文化讲堂”“千年运河”“天路之旅”“阿拉伯艺术节”等近30个中国国际文化和旅游品牌。另外，还举办了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等综合性文化节会。
——整理自2018年11月《人民日报》海外版
(1)据图1并联系所学，归纳唐朝丝绸之路上中外交流的基本特点，简析唐朝丝绸之路繁荣的主要原因。
(2)指出图2所述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与图1相比，联系所学知识，简述新航路开辟后世界交流的主要特点。
(3)根据材料三，概括当下中外文化交流的主要特点。结合上述材料，谈谈中国在三个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商路中的地位变化给予你的启示。
材料一 瘟疫侵袭人类，很早就有记载。从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便有“疾疫”“疾年”等文字记录。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夏，“郡国大旱，蝗”，当时疫情严重，患者多。面对疫情，西汉政府专门腾出一些住宅作为隔离区，集中对病人进行治疗，并切断瘟疫的传染源，以防止疫病的扩散。同时，政府赐给在疫病中死亡的人安葬费，及时安葬死者，帮助其摆脱困境。随着对抗瘟疫经验的不断积累，古人对瘟疫的预防也日渐科学。……唐文宗时期，对于在瘟疫中死亡的人们，进行集体掩埋，以减少公共扩散，预防传染病的再暴发。用医治疫做得最好的要数宋代，此时出现了著名的中医典籍《太平圣惠方》《集验方》等，上面所载的一些药方，至今还被中医使用。明嘉靖年间创制了“济疫小饮子”，专门给民间赐药。
——摘编自雷高林《追溯古人抗疫》
材料二 中国近代防疫事业是在20世纪初才逐步兴起的。鸦片战争后，大量西方传教士来华，近代防疫思想、手段逐渐为民众、士绅及统治者所认可和效仿。清末新政正式将“防疫”确立为国家一项重要职能。但因国家机构不健全，民众缺乏教育，防治效果不理想。北京国民政府对防疫工作较为重视，颁布了一系列防疫法规、法令，成立了中央防疫处等机构，自主生产防疫制品。但由于连年战乱，政府更迭频繁，许多防疫法规没有在基层得到真正实施。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防疫事业得到较大发展。防疫法规进一步完善和健全，专职卫生防疫部门从中央延伸至县乡，防疫宣传和教育有计划地推广，疫情报告制度基本确立。但是，由于当时外有强敌入侵，对内又忙于内战，故防疫建设存有种种弊端，防疫力量分布不均，大城市特别是都会城市防疫力强，中小城市差，乡村社会普遍缺乏近代医疗设施。
——摘编自谷永清《中国近代防疫述论》
材料三 生命重于泰山，人民利益高于一切。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率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风雨同舟、勇抗疫情。从呱呱坠地的婴儿到怀胎七月的孕妇，从垂暮之年的孤寡老人到生活困难的残障人员……中国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始终把特殊群体安危视作头等大事，不惜代价、不计成本全力畅通抢救生命的“绿色通道”。
——摘编自新华网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瘟疫防治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对中国近代瘟疫防治举措进行评价。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现实，概括中国抗疫彰显“生命至上、人民至上”理念的举措，并谈谈你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