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朝后期，玉米、番薯等美洲粮食作物通过多种途径传入中国，逐渐得到推广。番薯“亩可得数千斤，胜五谷几倍”，玉米“种一收千，其利甚大”，大大缓解了“民食问题”，人们遂能腾出更多的时间、劳力和土地等去发展经济作物，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也因此深受影响。而粮食生产革命和人口爆炸互为因果，清代以来，人口压力不断增加，原本人烟稀少的广大山区，因为“老林初开，包谷不粪而获”和番薯“备荒第一物”的特性，玉米、番薯等栽种遍野，“生齿日繁”。“棚民租山垦种，阡陌相连，将山土刨松，一遇淫霖，沙随水落，倾注而下，溪河日淀月淤，不能容纳。”

——摘编自何炳棣、陈树平等的研究成果

材料二   16～18世纪，来自欧洲的大批传教士到达中国，他们把西方的科学知识引进中国，又把中国的典籍翻译、介绍到欧洲。18世纪，巴黎出版了欧洲汉学的三大名著，欧洲兴起了史无前例的“中国热”。当中国的园林建筑、茶叶瓷器、书籍戏曲、儒教哲学在欧洲大行其道的时候，来自欧洲的望远镜、水平仪等现代仪器，摆进了康熙皇帝的寝室。

正是在西方借助东方、欧洲借助中国完成对旧制度的现实批判和对新社会的思想启蒙，为欧洲自身的破茧成蝶准备条件的时候，欧洲人对东方的认识，悄然发生变化。肯定、景仰的维度向否定、批判的维度转化，欧洲从马可·波罗时代开始的连续五个世纪对中国的崇拜与美化渐行渐远了。这一认识在19世纪达到顶峰。

——摘编自许平《欧洲人东方认识的拐点》

材料一   科举制度的实行结束了官僚地主依仗门第垄断仕途的历史，实行仕途开放，开拓了中小地主入仕的途径，也给平民子弟提供了某种上升的机会，历代名臣学者，贫苦出身的不乏其人。科举制为国家开辟了广阔的人才资源，有效地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力量。这种选官制度使统治阶级成员经常不断地更新，社会上下阶层在合法状态中不间断地对流，从而相对缓和了社会阶级矛盾。它以考卷成绩为标准决定是否录取，带有一定的客观性、科学性。使科举制度、教育制度有机地融为一体，整体上提高了官吏的文化水平，也推动了教育的发展。

——摘编自周少元、程雁雷《中国古代文官选拔制度的嬗变与利弊》

材料二   光荣革命后，议会权力上升，但国王乔治三世及枢密大臣通过赐官晋爵控制官员来干预议会活动，且接受官员行贿；英国两党轮流执政期间，将政府官职赏赐给本党成员，编织上下关系网，造成官吏频繁变动。19世纪中叶，英国进行了现代文官制度改革，明确指出：建立常任文官制，将竞争机制纳入人才选举中，除少数高级官员，所有文官必须通过公开考试，择优录取，竞争上岗；考试注重文理基础知识而不是强调某种专业技能，根据文官的业绩进行考核，根据才能和勤奋程度决定升迁。1870年，政府对文官的待遇、分级、晋升等细节作出具体规定，文官制度渐趋于完善。

——摘编自《世界现代化历程·英国卷》

材料一   元代中后期，大都城市人口对海运米极度依赖，“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1341年，出现过“海运不给”的问题。1351年，“京师料钞十锭，易斗粟不可得”。翌年，张九四起义军据浙西，方国珍据浙东海道，运道遂梗。元代后期，京畿地区水、旱、蝗、雹等自然灾害频繁。据《元史·五行志》统计，大都地区自中统元年至至治三年的63年间，危及人民生计乃至生命的灾害计有48次。大都与近畿人口饥疫、流离、死亡的过程随之加速。早在元至正初“海运不给”之后，至正九年（9年），即已开始于京畿和籴，并重新整治运河。与此同时，元朝政府实行大规模畿内屯田，虽属权宜之计，但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摘编自韩光辉向楠《元末大都城市的粮食供应》

材料二   工业革命导致英国城市人口的剧增，带来了严重的粮食供应问题。为此，英国政府通过了多项决议支持运河和铁路的修筑，推动了国内不同地区的粮食互补，以增强城市粮食供应的稳定性。在工业资产阶级的要求下，政府废除了《谷物法》，支持从国外大量进口小麦。据统计，英国19世纪30年代进口粮食比重为2%，19世纪60年代增至24%。粮食问题的基本解决，顺应了英国的社会发展进程。

——摘编自贾情《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城市粮食供应问题研究——以曼彻斯特为例》

材料一 为维护社会稳定和经济的繁荣，宋代构建了一个针对弱势群体的社会济体系。在预防性救济方面，高宗绍兴八年，在全国推行“胎养助产法令”，规定“禁贫民不举子，有不能弃要者，给钱养之，”南宋设有“举子仓”，面向贫家产妇发放救济粮。在补救性救济方面，国家为收婴和孤儿设立福利机构。北宋设有“福田院”，专门收养京师的弃婴、孤儿等无法自存之幼童。宋代设立有“安老坊”等专门收养老无所养者的福利机构，机构内的老人福利分为三个等，政府给予60—90岁之间的老人米、钱、柴、衣等用品用以补贴生活。崇宁元年，徽宗诏令全四设立“安济坊”，凡境内病卧无依之人，均可送入。同时还设立“药局”等这些只收本钱不取息的平价门诊邮和药房此外，针对大量流浪乞丐群体，朝廷下诏布《惠养乞丐法》政府将流乞丐登记在册，每人每日“给米丘一升、小儿半之”，生病的流浪乞丐可以获得物质、药物救济。

——摘编自李华桑等《宋代社会治理研究》

材料二 胡佛总统信奉放任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始终认为政府应减少对经济的干预，因此联邦政府并没有制定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反而是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推动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而罗斯福总统信奉新自由主义，他执政后，美国国会成立了第一个全国性的救济机构一联邦紧急救济暑，并拨款5亿美元作为各州实施紧急事业救助的资金。然而，以工代赈和直接救济保障等模式给国家财政带来了巨大的负担。1935年，美国国会在人们提出各种社会保险方案的影响下通过了《社会保障法》，这是世界第一部以社会保障为内容的全面性法律，规定了社会保险包括下列4个方面内容：1.养老金；2.失业保险；3.老年保险；4.对盲人、需赡养的儿童和其他遭遇不幸者的救济。法案致力于减少财政的负担、提高社会福利水平。

“新政”是经济危机的结果，它对国民经济的干预扩大了政府的权力与责任，但覆盖范围仍不够广，它的受益者主要是中产阶级、农民和那些有组织的具有优势的城市工薪阶层中的白人，黑人、印第安人的遭遇仍然很悲惨，他们深受种族歧视、失业、贫困的折磨。

材料一   “李氏自武后移国三十余年，朝廷罕有正人，附丽无非险辈。……礼仪无复兴行，刑政坏于犬马，端揆出阿党之语，冕旒有和事之名，朋比成风，廉耻都尽。”

——摘编自《旧唐书》等

材料二   （唐）国子司业崔融在所撰写的《则天大圣皇后哀册文》中全面总结了武则天的一生，说她“沉潜刚克”“惠心泉塞”“仗义当责”“忘躯济厄”“制礼作乐”“返朴还淳”，使“四海慕化”“九夷察”，为国家和民族立下了不朽的“鸿业大勋”，他还认为武则天具有超乎常人的“英才远略”。

——摘编自《新唐书》等

材料三   一方面记载了武则天指使左金吾将军丘神绩巴州杀太子李贤，后“乃归罪于丘神勣”，并“追封贤为雍王”。待事情稍微平静，旋又“恢复神绩左金吾将军”职务；另一方面也承认“太后虽滥以禄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称职者，寻亦黜之，或加刑诛。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政由已出，明察善断，故当世英贤亦竟为之用。”

——摘编自《资治通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