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罗塞塔石碑（RosettaStone），制作于公元前196年，刻有古埃及国王托勒密五世登基的诏书。石碑上用希腊文字、古埃及文字和当时的通俗体文字刻了同样的内容，这使得近代考古学家得以有机会解读出已经失传千余年的埃及象形文字。
1798年7月，拿破仑率军远征埃及，他制定了前所未有的研究埃及的计划，从诸多领域精心挑选出175位学者，组成一支庞大的科学艺术考察团，收集和研究埃及历史。1799年8月，法军在尼罗河三角洲的拉希德村发掘出了罗塞塔石碑。1801年，法国被英国和土耳其的联盟打败，根据协议，战败国法国必须无条件地交出他们在埃及发掘的一切文物。次年，罗塞塔石碑被运往伦敦，后移至大英博物馆，成为镇馆之宝。
1802年，东方学家德·萨西获得了一份罗塞塔石碑拓片，他从希腊碑文中的专有名词切入，找出了代表“托勒密”（Ptolemy）和“亚历山大”（Alexander）之名的近似字组。
1822年，法国语言学家商博良在埃及菲莱神庙方尖碑拓片中发现了托勒密和克列奥帕特拉的名字，他顺着这条线索，继续研究专有名词。几个月后，他成功释读了亚历山大、提比略、图拉真等王名。虽然商博良只破译了碑文几千个符号中的111个，但古埃及文字之谜已经揭起一角。1822年9月29日，商博良在巴黎科学院召开的重要会议上宣读了《关于象形文字拼音问题致达西尔先生的信》，把自己的发现公诸于世，这一天是公认的一门新兴学科——埃及学的诞生之日。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商博良对罗塞塔石碑的破译。
材料一 自交、会既行，而始直以楮（纸）为钱矣。夫珠、玉、黄金，可贵之物也，铜虽无足贵，而适用之物也。以其可贵且适用者制币而通行，古人之意也。至於以楮为币，则始以无用为用矣。举方尺腐败之券，而足以奔走一世，寒藉以衣，饥藉以食，贫藉以富，盖未之有。然铜重而楮轻，鼓铸繁难而印造简易，今舍其重且难者，而用其轻且易者，而又下免犯铜之禁，上无搜铜之苛，亦一便也。
——摘编自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
材料二 马端临编制《文献通考》时，元代官修《宋史》尚未成书，而《通考》所记述更为详细，分析更为客观准确，其论断多为《宋史》所缺失，因此成为研究宋代历史的重要考证依据。正如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文献通考》“条分缕析，使稽古者可以按类而考。又其所载宋制最详，多《宋史》各志所未备”。马端临编纂《文献通考》，一是由于《资治通鉴》“详于理乱兴衰，而略于典章经制”；二是认为《通典》“不无遗憾”，“未有集著述之大成”，于是便“有志于缀辑”；加之家学的影响，取材于旧籍和当世学者的议论和朝臣的奏疏，遂成此书。他继承和发展《通典》开创的典制体通史之先河，弥补了唐玄宗天宝以后至宋宁宗嘉定以前的典章经制，并拓展了门类，从《通典》9门增为《通考》24考，分类更为科学，范围更为广泛，论证更加精密，影响更加深远。
——摘编自史彬彬《马端临〈文献通考〉及其经济思想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马端临的观点，并做简要评价。(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文献通考》的进步之处。
材料 中国传统政治比较富有合理性，毛病多出在人事上，与整个制度无关。人事变动给人以许多希望，何必把整个制度彻底推翻呢？而且中国传统政治，容许全国知识分子按年考试选举，可不断参加。有政治抱负的人，总想着自己一旦加入政府就上课亲自来改革，遂不想站在政府外面来革命，而且中国传统政治职权分配十分细密，各部门各单位都富有一种独立性与衡平性……在中国历史上不易发展出一种民众选举制度，有它本身客观条件之限制，不能凭空说是专制压力所造成的。社会在下面不易起革命，政府在上面也同样不易有专制。若说这是中国政治的缺点，则这一缺点存在的原因是国家规模太大，但我们究竟不能责备中国古人为何建立起这样一个大规模的国家呀！
——摘编自钱穆《论中国传统政治》
(1)根据材料，概括钱穆的观点。(2)结合中国古代史相关知识，对材料中钱穆的任一观点进行论证。（要点：写出观点，史论结合，逻辑清晰。）
材料一 宋代是中国古代蒙学教育兴盛发展的时期，涌现出张载、朱熹等一大批蒙学教育家。宋代既有官方举办的宫廷和国子监“小学”，也有地方州县普遍设立的“小学”，一些蒙学教育家还在任职地方时通过设置“义学”为乡村下层子弟提供蒙学教育机会。蒙学教育家充分吸取了宋代理学的心性论理论，强调要遵循儿童的生理和心理阶段性特点，在蒙学教材编纂中要做到通俗易懂、循序渐进，引导儿童追求圣人的人格境界。朱熹认为儿童的道德教育应当在其对客观世界进行探究和思考的过程中经过内化形成，诸如历史、自然、医学、名物、制度等知识的学习对于儿童道德心性的培养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周超、金滢坤《宋代理学对童蒙教育的影响》
材料二 1921年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提出了《学制系统革案》，该草案经讨论修改于1922年11月1日向全国颁布，壬戌学制就此诞生。该学制采用小学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的分段形式，故又称“六三三学制”。该学制颁行后一度中断过，但自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又成为在全国推行的主流学制，一直延续至今。壬戌学制是对多种方案进行择优的过程中诞生的，各地教育会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从教育阶段的划分来看，壬戌学制较之以往学制缩短了小学年限，延长了中学年限。学制还规定大学采用学分制，中学采用选科制。另外，该学制在课程标准纲要中增加了自然科学等实用科目，还特别强调生活教育与职业教育的重要性。这些对当今教育制度的设计与完善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摘编自程斯辉《为什么1922年颁布的壬戌学制能续传百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蒙学教育兴盛的背景及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壬戌学制诞生的有利条件及其对当代中国教育制度的启示。
材料一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我们必须把这些遗产变成自己的东西”。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应该“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1961年，毛泽东在与日本共产党代表座谈时强调，党史研究“不仅要研究胜利的历史，也还要研究失败的历史。只有经过很多痛苦，才能取得经验。不要把错误认为单纯是一种耻辱，要看作同时是一种财产……不能说错误路线没有用处，它是有很大的教育意义的”。
——摘编自周溯源《简论毛泽东的史学观及其实践》等
材料二 世界上没有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人天生具备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毛泽东也不例外。1921年1月，毛泽东才开始接受阶级斗争的观点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对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给予高度评价。1958年12月，毛泽东在向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到会同志推荐参考读物的时候说：“(民国以前的农民革命斗争)性质当然与现在马克思主义革命根本不相同……带有不自觉的原始社会主义色彩这一点，就最贫苦的群众来说，而不是就他们的领袖们来说，则是可能确定的。”诚然，他的历史观和对历史问题的论断也不可能完全正确、句句正确、一贯正确。在其晚年……他的有些说法，违背了他自己本来的科学历史观和方法论……不过，迄今为止，中国还未出现过哪一位革命领袖，能够像毛泽东那样深刻地、科学地洞察中国的历史，留下了如此珍贵的历史科学遗产。
——摘编自李侃《毛泽东历史观的若干问题浅探》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毛泽东史学观的特点及其成因。(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毛泽东的“历史科学遗产”价值的认识。
材料一 史料一 人类最早关于啤酒的文字记载出现于6000年前南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在世界上首部文学巨作《吉尔伽美什》史诗中就有一段关行啤酒的叙事诗，这首诗认为：当人们开始加工并食用面包，酿造并饮用啤酒时，便脱离了野蛮，走向了文明。
史料二 在苏美尔遗址出土的《乌鲁卡尼纳法典》，这部已知最古老的法典（公元前2300年）中提到：啤酒是支付和赎罪的基础单位。
史料三 第喝啤酒的中国人是清朝第一位驻欧公使郭嵩焘。他在1877年的日记中曾提到在伦敦时当友人用“苦酒”饯行，并把这种苦酒翻译成“皮爱”。这也是啤酒第出现在汉语的文献中。
材料二 在古埃及，啤酒还曾被当作劳工的“报酬”发放。公元前2500年，古埃及人在递造Giza金字搭时，劳工的标准薪资是每人每天3/4条面包和4升啤酒。
现代人熟知的啤酒都是由大麦麦芽、酵母、水、啤酒花四种原料制成。然而，古埃及和苏美尔文明的啤酒中是不含啤酒花的，因而无法长期保存。人类第人工种植并在酿酒中大量使用啤酒花大约是在9世纪的德国。
1516年巴伐利亚公国的威廉四世公爵颁布了德国《啤酒纯酿法令》，规定德国啤酒只能用大麦麦芽、啤酒花、水和酵母四种原料制作。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以法律的形式给啤酒下了定义。
德国巴伐利亚的啤酒酿造师将啤酒发酵工艺带到了捷克的皮尔森地区，随后于1842年生产出了世界上最早的金色啤酒，它便是现在所有工业啤酒的前身。
工业革命之后，啤酒也开始了工业生产，产量可以轻松达到百万吨的水平，啤酒成对城市工人的最爱，因而风靡全球。
1904年。中国人自己在哈尔滨开办了东三省啤酒厂；1914年，在北京建立了双合盛啤酒厂；1935年，广州五羊啤酒厂成立。
1958年，我国在天津、杭州、武汉、重庆等城市投资建设了一批大型啤酒厂。改革开放后，更多的啤酒厂在中国兴起，遍布中国大江南北。
——根据【美】汤姆·斯丹迪奇《六个杯子的历史》整理
(1)根据材料一的三则史料探究啤酒的历史，指出其史料价值。
(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围绕啤酒的历史提炼一个论题，加以阐述。（要求：写明论题，史论结合，表述清晰）。
材料一 孙中山是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也是民国文官制度的初创者。他关于文官考试制度的设计主要有以下三点：一、科举制“公开竞争、平等择优”的考试原则蕴含着民主精神，不能将其一概抹杀，需要加以批判继承，因此大小官员都需通过考试来取得资格。二、有些人口才出众却没什么实学，容易通过演讲煽动民众而在选举中获胜；有的人善于思考却拙于表达，只有通过考试，才能大放异彩。因此还要用西方的选举制度作为补充。三、他提出“五权宪法”的构想，“希望在中国实施的共和政治，是除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外还有考选权和纠察权五权分立的共和政治”。其中考试权居于一个重要而特殊的位置。说其重要，是因为它与其他各权不分高低，平起平坐；说其特殊，是因为它从其他各权中分离出来，真正取得了独立的地位。
——摘编自陶继波、马卉《民国时期文官制度发展概述——兼论其对知识分子的影响》
材料二 1929年8月1日公布的《考试法》中取消女子不得参加考试的规定，将北京民国政府时期应考资格中的“民国男子”改为“中华民国国民”。这一规定，一直延续执行至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1938年10月28日，国民政府公布《非常时期特种考试暂行条例》，这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改革文官考试的“基本立法原则”。长期担任南京国民政府考试院秘书长的陈大齐曾对国民政府的人才标准和考试科目设置作了详细说明：抗战后，情势变迁，每次举行考试，都有迅速结束的必要，遂简化二试为一试，共同科目与特殊科目合并在一次考试内考毕，不分先后。共同科目与特殊科目的并重，论者谓为兼采英、美两国考试制度之长，亦足为考试制度上的一个优点。据亲历文官考试的汪掁国回忆：“文官考试从其考试科目之内容来看，封建科举的气息少，很大程度上有似欧美、日本的文官考试，所考的多系专业知识、专门技能，与科举时代所取类皆文艺辞章之末，有所不同。这种文官考试，更多的是注重实务、注重才能。”
——摘编自房列曙《抗战时期中国文官考试制度的改革、创新与发展》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孙中山关于民国文官考试制度设想的特点并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简析抗战时期文官考试制度的进步性。
材料王致田是密云县十里堡供销社党支部副书记。他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不用职权谋私利，敢于抵制歪风邪气，受到人们的好评。有一次，老王的妻侄找他要买一辆飞鸽牌自行车。他说：“这是分配物资，不能走后门，如果我带头违反政策，开后门，那店里不就乱套了？”去年秋天，老王的孙女到供销社想买点猪油，别人就背着老王给卖了八斤。孙女临走时，老王发现她车子上捎着个纸盒，扒开一看，原来是猪油，便对孙女说：“我是负责人，应当带头遵守规章制度。我们走后门买油，群众怎么办？”孙女只好把油如数退还给了供销社。
——1978年7月14日《北京日报》《亲孙女买猪油走后门，王致田顶歪风腰杆硬》
(1)提取材料中的历史信息，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产生上述情况的原因。
(2)结合时代背景说明此报道是否可信，并说明理由。
材料一 宗族内部自治以宗族习惯法为基本依据，这种习惯法以族规的形式得到表现。有关族产管理和宗族内部亲属、继承、土地、借贷等多方面的民事关系，构成习惯法的重要内容。宗族在族长的领导下，按照族规规定的方式运作，而当内部发生纠纷时，族人会依族规调解，调解不成时，由族长召集全族或族内头面人物听取双方意见，然后进行劝告，最后公断是非。对于违反族规的行为，宗族可以依族规进行处罚，其处罚方式有：训斥、罚站、罚跪、罚款、扣发“分赡”、责打、削族、鸣官，甚至处死。但是族规对于族人的约束更重要的是表现在族人对宗族的认同感上，宗族作为一个对族人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物质上都具有归属感的群体，其对族人行为的道德评价具有巨大的约束力量。
——摘编自李力《清代法律制度中的民事习惯法》
材料二 调研结果显示，“运用民俗习惯解决纠纷，当事人的接受程度高达98%。”调研还显示，习惯法在解决传统民间民事纠纷如彩礼返还纠纷、财产继承纠纷、宅基地纠纷、相邻权纠纷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71%的受访法官认为，民俗习惯在某些情况下比成文法更能有效地解决纠纷。”此外，各地法院也积极探索习惯法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结合本地实际，发现和挖掘本地的习惯法价值。如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杨寨法庭努力创造调解环境，尽可能多用道德、习俗和舆论等老百姓乐于接受的方式来解决问题。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法院运用善良风俗调解解决的纠纷有2100起，占审结案件总数的28%。案件涉及返还彩礼、赡养、精神损害赔偿、分割家庭共有财产等方面。
——摘编自钟春《现状与未来：我国习惯法的司法适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清代民事习惯法的特点。(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与清代民事习惯法相比，当代习惯法应用的不同之处，并简析其作用。
材料一在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将红色音乐紧密联系革命战争，走向群众，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创作了《八一起义》《秋收暴动歌》《红军纪律歌》（后来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作品。由于根据地众多条件的限制，苏区的红色音乐大都以现有的并且在根据地流行甚广的民间传统音乐或国外音乐的歌调为基础，配上全新的革命歌词。
1937—1942年的五年间，大批优秀的革命知识分子和音乐工作者涌向抗日民主根据地，红色音乐创作趋于成熟，出现了《黄河大合唱》《解放区的天》《东方红》《白毛女》等作品，代表了中华民族主流价值观，体现了以人民群众为中心，坚持文艺为抗战服务、为政治服务的基本方略。
——摘编自梅世昌《红色音乐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
材料二1949—1956年的《歌唱祖国》以刚柔并济、抑扬顿挫的旋律表现了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人民昂扬的精神风貌和自豪感。1964年9月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以铿锵有力的进行曲式风格，塑造和展现了“红色娘子军战士的英雄气概和勇敢坚强的性格”。1964年10月开始公演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以党史为线索，描绘出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人民军队的战略战术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1969年，殷承宗等人改编并重新创作的钢琴协奏曲《黄河》，被美国费城交响乐团制作成唱片，在国际上广为发行。
——摘编自张家欣《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红色音乐在两个根据地时期的异同。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红色音乐传播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