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传统史籍不会刻意留存某些个体生命的生活痕迹,作为地下文物的墓志则寄托了生人对逝者的哀思。墓志常以固定格式记述墓主人的出身、经历、仕宦或家庭生活等内容,末尾以铭文对墓主人的一生进行概括,故又称“墓志铭”。唐朝开放包容,各族人士寓居中土,甚至终老华夏,他们的墓志书写透露出这一时代背景下的真实细节。
墓主人 | 民族 | 墓志主要内容 |
何文哲 | 粟特人 | 任职禁军,救君主于危难。 |
康君 | 粟特人 | 金鞍宝马,去来三市之傍;绥颊高谈,出入五侯之第。陆大夫之宴 喜,愿得分庭;孙丞相之招贤,方齐置驿。 |
米继芬 | 米国人 | 其先西域米国人也,……终任官为左神策军故散副将、游骑将军、守左武卫大将军同正兼试太常卿。……信行为远迩所称,德义实闾里咸荷。 |
安思温 | 粟特人 | 儒释二门,特加精意。篆隶得回鸾之妙,庄周自天性之奇。 |
——摘编自蒋爱花《四海同风;墓志所见唐代的民族交流融合》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以上唐代墓志出现的时代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以上唐代墓志具有的史料价值。
A.真实记录了夏商之前的远古社会 | B.完整保存了口耳相传的远古历史 |
C.受到了成书年代社会政治的影响 | D.完全不具有历史研究的史料价值 |
材料— “真正的历史学是从修昔底德的著作开始的”。修昔底德出生在雅典伯利克里统治下的“黄金时代”。其代表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严格地按照编年体记事。约有四分之一篇幅是演说辞,其中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说”更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他在著作中引用伯里克利的话说:“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是人的劳动成果”,力图站在世俗的立场上总结这场战争的原因及其教训。他将自己参与过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作为写作的唯一主题,“对于战争中所发生的事情,我的原则是不记载从碰巧在场的人那里获得的情况,甚至不凭借我本人的印象;我所记载的,要么是我亲历的,要么是我从他人那里获悉,但我尽最大可能一一准确核实过了的”。虽身为雅典人,但对这场战争的叙述却是以一种旁观者的态度来记述的,并非偏袒雅典。
——摘编自李永明《从<考古学>篇看修昔底德的历史思想》等
材料二 “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这是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的初衷。其成书于赵宋政权内外交困由盛而衰的转折关头。司马光为编写《资治通鉴》,设定了极其严苛的三道编撰程序。第一道是编“丛目”,就是按照年月日的时间顺序排出史料索引。有学者研究指出,三百多万字的《通鉴》是从六七千万字的正史、杂史中精心淘炼出来的,而且《资治通鉴》中所引用的许多史书现在早已失传。第二道工序叫做写“长编”。长编可看作一种史书体裁,写作原则是“宁失于繁,无失于略”。按照这个要求,修书者必须详细阅读各种史料,一旦出现记载不一致的情况,还要认真考异(分析史料),并详细注明是否采信的理由。最后一道工序是定稿。这项工作主要由司马光自己完成,他要在长编的基础上考订史实、删繁去冗,同时还要统一语言风格和全书整体逻辑。为编写《资治通鉴》,司马光等人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这样的工作,如果没有一种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无论如何是办不到的。
——摘编自周吉《宋朝进行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与《资治通鉴》的史学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与《资治通鉴》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共同的历史价值。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伟大历史学家应具有的优秀品质。
A.积极探索构建新社会的路径 | B.公开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 |
C.弱化了对理工科知识的学习 | D.积极响应反蒋的第二条战线 |
A.古代青铜制作走向成熟 | B.礼乐制度的实践应用 |
C.百家争鸣促进思想解放 | D.传统科技的发展特征 |
A.史学研究必须有一手史料 | B.文献史料价值高于口述史料 |
C.多源互证有助于去伪存真 | D.年代久远历史事实莫衷一是 |
A.调和中西矛盾 | B.儒学信仰艰难重建 |
C.鄙夷外来文化 | D.传播西学阻力重重 |
A.疫病流行阻碍了工业化进程 | B.“城市病”催生城市治理新模式 |
C.以干预主义应对城市化问题 | D.开始放弃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 |
材料一 清朝前期对弱势群体的救助主要通过救助机构实施。这些救助机构有综合性的如养济院、留养局;有针对某一弱势群体的,如育婴堂。养济院、育婴堂、普济堂为常设救助机构;留养局、粥厂为季节性的救助机构。养济院、粥厂、栖流所等由政府供给被救助者衣食。普济堂和育婴堂有些是民办的,但绝大多数是奉皇常之命设立的,被纳入政府资助、管理的范围。清代前期的社会教助几乎是以“养”为唯一方式,对被教助者的教助完全是免费的,以保证他们的生存为目的。
——摘编自刘悦城《清朝前期的社会弱势群体教助》
材料二 建国初期,弱势群体数量巨大,情况复杂。因此,毛泽东认为,政府在社会救助工作中应遵循因类、因人而异的原则。救济失业人员:“推行积极的失业救济,救济失业与促进就业相结合”;救灾工作:“生产自救,节约度荒,群众互助,以工代赈,并辅之以必要的救济”。不论是失业救济、灾民救济,都是极为重要的政治任务,围绕建国初期社会稳定、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这个政治大局进行的。除政治、经济方面的救助措施外,还重视弱势群体的思想教育工作,使弱势群体主动、积极地融入到劳动自救和建设新社会的洪流中。党和政府还在全社会提倡平等相待、团结互助、扶弱济贫,反对社会歧视,让全社会都关心社会弱势群体,从而为弱势群体的救助和自救营造了良好的氛围。从1950年7月至1952年9月的3年间,全国共安置救济失业人员上百万。灾民、贫民和流民也得到合理的救助与安置。
——摘编自杜俊华《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救济论述》
(1)根据材料一,概括清朝前期对弱势群体救助的特点。(2)对比材料一、二,分析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弱势群体救助的创新之处。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弱势群体救助的积极影响。
材料- 20世纪初,近代学堂大规模兴起。1902年到1911年,近代学堂由700余所发展至52500所,在校学生最高时达到163万多人。新型的大中小学、师范学校和各类专业技术学校纷纷出现,各级学校之间相互衔接,形成了完整的教育体系。同时清政府以积极姿态推动官费和自费留学,采用学业考试和授官考试的办法对回国留学生实行出身或官职奖励,1901年留日学生不过200人,1904年达3000多人,1905年增加到8000多人。但是这些新式学堂的毕业生,经过考试进入到仕途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这使学生及新知识群体破坏性功能超长发挥,而建设性功能受到抑制。
——摘编自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
材料二 辛亥革命以后,相当多的人士关注教育问题,坚持教育救国。鲁迅以改造“国民性”为重要使命,蔡元培将民主和科学精神植入北大,树立优良学风。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为发展平民教育和乡村教育执著探索。除此之外,政治集团的领导人也特别注重发展教育。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创办了黄埔军校和广东大学。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办了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沈泽民苏维埃大学、列宁小学、劳动小学等,后来在陕甘宁边区,又创办和续办了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文学院等高等学校。
一摘编自关威《中国近代教育历程及其启示》
(1)根据材料一,概括清末废除科举制后社会的新变化。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分析近代教育实践对近代社会变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