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人通过祭祀表达对黄河的敬畏。据甲骨卜辞记载，殷人每年多次举行黄河祭祀，以求雨、求丰年等。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的诸侯也常常祭祀黄河，以结盟、立誓或祈求战争胜利等。
材料二
| 1903年 | 邹容在《革命军》中写道：“沿万里长城，登昆仑，游扬子江上下，溯黄河，竖独立之旗，撞自由之钟。” |
| 1910年 | 革命派《民声》杂志发表组诗《爱之歌》，其中《黄河》篇写道：“吾族受此河流赐，产出一部民族志。” |
| 1923年 | 李大钊在《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中写道：“扬子江、黄河可以代表我们的民族精神。” |
| 1937年 | 国共两党代表在黄河边同祭黄帝，毛泽东亲撰祭文，“胄衍祀绵，岳峨河浩”“民族阵线，救国良方”。 |
| 1938年 | 《民族诗坛》发表诗歌《黄河》，诗中写道：“黄河！你这中华国族的母亲，现在你再也不能安睡，东方吹动了号角，杀声震变了天地。” |
| 1939年 | 《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首演，“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的歌声激起热烈反响，迅速传唱到各根据地和抗日前线。 |
(2)20世纪上半叶，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重要象征，其时代内涵不断丰富。阅读材料二，结合所学，予以说明。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变革始于齐国，集大成于秦国。齐相管仲顺应历史潮流，进行了社会体制上的变革。《管子》卷八《小匡》记载，“乃制五家以为轨，轨为之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为之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以为军令”，“是故卒伍政定于里，军旅政定于郊，内教既成，令不得迁徙”。由于打破血缘氏族，以地域为行政单位，宗法壁垒被削弱，过去分属于各诸侯邦国的个人成为国家编户的成员，以华夏为主体的“大九州”观念产生了。其后楚、魏、秦的变法，本质上都是管仲变革的继续与延伸。变法既成功地将古老的族姓宗法政治体制转化为王权直接统领下的君主专制的官僚政治体制，使君主集权下的新的阶级分层有序化；同时又在富国强兵的基础上，以强兼弱，西周时千邦林立的分散局面被十几个强大的邦国并立的局面所代替，而“诸夏”也在这种时代的进程中逐渐凝合为具有利益共同性的“华夏”（汉）民族共同体。
材料二 两汉时，匈奴与西域各族人民，往往称汉朝百姓为“秦人”“汉人”，汉朝百姓亦自称“汉人”，汉官吏、军队则自称或被他称为汉吏、汉军、汉兵。当时人还常将胡汉、夷汉等并称，汉朝灭亡后，“夏”“汉”作为习惯的族称被保留下来。《南齐书·王融传》记载，王融曾上疏称：“又虏前后奉使，不专汉人，必介匈奴。”唐时，边疆民族称华夏人为汉，自己不讳言蕃。在唐军队中有“蕃汉”将领分掌兵权，在唐朝廷中有“蕃汉官”治事。“汉”作为专指族称逐渐被固定。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李禹阶《华夏民族与国家认同意识的演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春秋战国时代社会改革兴起的背景，并说明春秋战国时代社会改革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概括“汉”作为专指族称的表现，并综合以上材料和所学知识。
材料一 秦汉之前的姓氏谱系原本是多元的。 汉代以来逐渐形成了以黄帝为主支谱系的文化认同。《史记》将《五帝本纪》作为中国历史之开篇,又以黄帝为五帝之首。据《史记》记载,黄帝的后人有两大分支;一是黄帝一昌意- +颛顼(舜、禹);二是黄帝一玄嚣- -嬌极- -帝喾(尧、商、周)。在汉代，不仅尧、舜、禹、商、周为黄帝后裔,就连楚、越、匈奴也被《史记》纳入黄帝谱系。如“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然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以黄帝为始祖的姓氏谱系，固然有以血缘为纽带的色彩，但实质上属于文化内聚。汉高祖称帝前,曾公开祭拜黄帝。汉武帝“北巡朔方,勒兵十余万,还祭黄帝冢桥山”。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上,中华民族与黄帝总是精神相通、血脉相连的,对于黄帝的文化认同也成为中华儿女智慧和力量的重要源泉。
——摘编自李俊《炎黄文化与民族认同》等
材料二 19 世纪末20世纪初,一股“黄帝热”在中华大地兴起。不同版本的黄帝肖像画公开发行,有关黄帝事迹的书籍多次出版,很多有识之士主张采用黄帝纪年。1903 年刘师培发表《黄帝纪年说》指出:“凡一民族,不得不溯其源。为吾四百兆汉种之祖者谁乎?是为黄帝轩辕.氏。”他还谈及使用“黄帝纪年”的三大好处:一是“黄帝之前,历史事实少,孔子之前,历史之事实多,故以黄帝纪年,则纪事一归于简便,而无由后溯前之难”。二是“日本立国,以神武天皇纪年”“中国之有黄帝,犹日本之有神武天皇”。三是“中国政体达于专制极点,皆由于以天下为君主私有也。公纪年用黄帝,则君主专号,徒属空文,当王者贵之说,将不击而自破矣”。在清末的十余年间,黄帝纪年成为革命时尚。
——摘编自张新斌《百余年来“黄帝纪年”倡行的两次高潮及意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代以来黄帝文化认同的特点并分析其形成的原因。(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兴起的“黄帝热”不同于汉代之处并分析其意义。
材料一 两汉王朝时期的边疆分布着众多的边疆民族……汉王朝在秦王朝边疆防御体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边疆防御体系。汉王朝的边防管理体系大致是由障塞亭燧、候望和屯田制度组成……汉王朝对强大的匈奴先后采取了和亲、武力进攻、纳降、内徙、分化瓦解等政策，最终将匈奴纳入了汉王朝的管辖之下，设置使匈奴中郎将进行管理。
隋唐两代是继秦汉之后我国历史上的又一次更大规模的统一时期。由于经受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较长时间的民族融合，中国历史上传统的治边思想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导致了隋唐两朝较为开明的治边政策的出现。唐太宗即位之后宣称“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尽管唐王朝也采取过诸如武力征伐的政策，但其治边政策的突出特点是以怀柔、羁縻为主 。唐朝发达的中原文化对边疆民族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边疆民族向唐王朝派遣子弟求学，以及请求颁赐书籍的记载频频见于史书。对于边疆民族的这些要求，唐王朝一般都是予以满足……这不仅有利于汉文化的传播，而且也促进了边疆地区的文化发展。
——摘编自马大正《中国边疆经略史》
材料二 1988年，著名学者费孝通在香港中文大学发表讲演的时候说：“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费孝通先生认为，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里，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渊源，都有自己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语言文字等民族特征，应当承认中华民族统一体之下各民族部分的特殊性，并以此来实现民族平等和团结"
——整理自费孝通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Tanner演讲”上的讲话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中国边疆治理的特点，指出西汉到唐朝边疆政策的发展变化，并分析变化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华民族发展的特点并加以阐释。
材料 “中国”一词，从古至今发生了深刻的内涵演变和外延拓展，这种演变与拓展正是文化古今更迭、中外交会的产物。“中国”以整词出现，较早见于周初，初义为“中央之城”，后衍生出“天下中心”等义，其语义曲折流转之间，不仅隐含着疆域推衍意义，而且从地理中心、政治中心派生出文化中心含义。“中国”作为非正式的国名，与异域外邦相对称，汉唐史籍已有记载；作为与外国对等的国体概念，萌发于宋代，至近代演为与世界列邦并存的民族国家之名。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展开与深入，中国学人中的见识卓异者发现，“中国”并非我国的专称，异域也有自视“中国”的。近代中国面临列强侵略的威胁，具有近代意义的“民族国家”意识应运而生，“中国”作为国名的简称为国人共用，并为国际社会普遍认可。“中国”一词的使用，须全面观照其古典义和现代义及二者的因革转化。
——摘自冯天瑜《“中国”的古今演绎》
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相关史实，解读“中国”的古今演绎历程。（要求：提取信息准确，解释分析清晰，归纳总结完整。）
材料一 古代中国典籍中很早就有“天下”一词的记载，周朝时把周天子统治的区域内称为“天下”；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和孟子赋予“天下”以道德内涵。秦汉之前，“国家”一词主要是指天子之 国或诸侯之国；从秦汉起一直到清朝后期，“国家”一般多指封建王朝或代表王朝的中央政府。这 种传统的“天下观”包含了中国是天下中心的空间概念和文化意涵，其核心内容是，中央王朝是礼仪之邦，周边的少数民族区域是蛮夷之地，居于文明中央的王朝对四夷有文明教化的责任，体现出 一定的等级和尊卑思想。这种天下观不仅是地理空间的延伸，而是对华夏文化的认同或接受，是 以华夏文明教化四夷、以德服人观念的反映。
——摘编自孔亭《清末知识分子“天下观”向民族国家观的转变》
材料二 十九世纪中期以来，以中国“天下观”为基础建构出的“世界体系”受到了剧烈的冲击，天朝思想家们的“天下”式的空间想象开始发生动摇。就近代中国来说，民族意识的普遍萌发始于甲午战败后，一些国人逐渐萌发民族意识，使得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在中西思想的交融下逐步产生并发展起来。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首次提出了国内各民族平等和团结的主张，近代民族主义思想一定程度上开始被普通大众了解并接受；1919年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引发了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推动中国民族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推向新的高潮。
——摘编自唐建兵《中国民族主义思想的嬗变与走向》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中国传统“天下观”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想产生的原因及其影响。
材料一 据《山海经》记载，炎帝为南方之神，蚩尤为九黎的部落酋长，盘古、伏羲的故事为汉族、羌族和云南许多少数民族共有的神话。黄帝被认为是其他四帝的祖先，《五帝本纪》中说：“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幸明德”。战国时期，七国的君主都以黄帝的后裔相标榜。十六国时期，匈奴人赫连勃勃建立大夏国，自认为是夏禹的后代，要恢复夏禹的统一大业。386年鲜卑人拓跋珪统一中国北方，建立北魏，其皇室也自认为是黄帝的后裔。拓跋珪在其昭文中说：“夫刘（邦）承尧统，旷世积德……《春秋》之义，大一统之美，吴、楚僭号，久加诛绝，君子贱其伪名，比之尘垢”。孝文帝拓跋宏在位期间，曾下令改变鲜卑族的风俗习惯、服装和语言，奖鲜卑贵族与汉族的士族通婚，改汉姓，学习中原的典章制度等。
——据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材料二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发生动摇，王朝国家认同出现严重危机。甲午战争后，梁启超积极宣传民族国家观念，他深刻地认识到，国家欲立于民族国家之林，就必须获得广大民众认可，成为一个统一强大的民族国家，并在中国建立一个君主立宪国家，致力于开启、培养国民与此相应的国家意识。革命派提出，中国在“异种残之，外邦逼之”的情况下，建立起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殆不可以须臾缓”。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一再强调“今日中华民国成立，满、汉、蒙、回、藏五族合为一体”，各族“皆得享共和之权利，亦当尽共和之义务”。辛亥革命后期，许多民族主义者将“中华民族”进行重新阐释，赋予其“中华民国境内所有民族”的新内涵。
——摘编自暨爱民《百年凝聚：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认同建构》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并解析古代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所呈现的特点，并分析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与古代相比，近代民族国家认同建构的突出特点，并简析其历史意义。
| A．根深蒂固的宗法观念 | B．国家统一的必然趋势 |
| C．家国同构的政治理念 | D．多元一体的民族意识 |
| 记述 | 出处 |
|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 | 《史记·匈奴列传》 |
| “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闽越王无诸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 |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史记·东越列传》 |
| “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 | 《史记·秦本纪》《史记·楚世家》 |
| “秦灭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 | 《史记·西南夷列传》 |
| A．认识到大一统国家的特性 |
| B．强调华夷有别的天下秩序 |
| C．主张对边地民族加强管控 |
| D．构建华夷同源的历史叙事 |
| A．民族融合推动文化认同 | B．人口迁徙促进区域开发 |
| C．战乱频仍导致国家分裂 | D．黄帝是各民族共同祖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