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古代中国的“华夷”现念，至少在战国时代已经形成，中国人在自己的经验与想象中建构了一个“天下”。他们想象，自己所在的地方是世界的中心，也是文明的中心，地理空间越靠外缘就越荒茏，住在那里的民族也就越野蛮，文明的等级也越低。但是这种中心与边缘的划分并不完全是空间的，往往中心清晰而边缘模糊。但是，在北宋一切都变化了。民族和国家有了明确的边界，天下缩小成中国，而四夷却成了敌手…在关于“中国”的各种观念和话题里面，我们很可以看到当时人感受，焦虑、紧张的情绪，而这些感受，焦虑、紧张情绪所呈现的一般思想世界，就成了精英观念和经典思想的一个背景与平台，使他们总是在试图证明“中国（宋王国）”的正统性和“文明（汉族文化）”的合理性。

——摘编自葛兆光《宅兹中国一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

材料二   ：在对外关系中，整个嘉庆朝，“中国”的使用频率在微弱的增加，鸦片战争前后，“天朝”使用的次数减少，“中国”使用的频度相对增加；至光绪年间，“天朝”已经几乎不用。“天朝”减少后，出现在史料中的自称主要是“大清国”“中国”…1905年后，“世界”一词的使用次数急剧增加。在1898年超过“万国”，1903年后超过“天下”；与此同时，“国家”和“民族”这两个关键词的使用也超过“天下”。

——据邹明洪冯建勇《从传统天下到近代国家：清季近代国家观念之构筑一兼论民族国家构筑视野下的中国边疆》

材料一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战国和古希腊面临相似的历史境地，它们都陷入了内部极度战乱:战乱中都出现了统一运动……大批知识分子为统一运动上下奔走，提出了大量哲学、政治、道德命题。而统一运动的结果不同。希腊形成了亚历山大帝国，仅七年即分裂，其后三大继承者王国内斗100年，被罗马逐一兼并。战国形成了大一统秦王朝，虽14年后崩溃，但很快就再次兴起了大一统汉王朝。秦汉制度被历代王朝所继承，整整组给200余年，相似的历史条件下为什么会形成不同的结果?这是因为不同的文明根性，中华文明的核心要义是一颗秩序优先”，希腊文明的核心要义则是“自由优先"，两种文明根性塑造了两种不同的道路。

西方不断走向分。从地域上分，从民族上分，从语言上分，其间也有统一的努力，如罗马的努力，基督教的努力。但分的趋势占据主流，最终归结到了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中国则不断走向合。从地域上合，从民族上合，从语言上合。百家争鸣中，诸子百家虽然哲学体系差异极大，但有一条共同的底线，即建立“统一秩序”。其间也有分离的时期，但合的趋势占主流,造就了中华文明的集体主义根性。

材料二先秦时期，华夏人和异族之间没有绝对界限，它以是否尊重和认同中国的仁义道德与中国文化来作为“华夷之辩”的标准，不以种族、民族为基础，具有非常强大的生命力,为后世多民族融合奠定了基础。

古希腊城邦始终存在希腊人和蛮族的界限。希腊城邦有投票权的“公民”必须是世代诞生于本地的同族。外邦人无法获得政治权力，更别说成为领袖…….这正是“希腊帝国”的精髓——内部是民主，外部是殖民;上面是公民，下面是奴隶。这种双重标准的希腊式帝国，是日后欧洲帝国的精神原型与政治模板。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潘岳《战国与希腊:中西文明根性之比较》

材料一   中国最早的共同语，可远溯至三千多年前的“雅言”，它以镐京音为标准音。随着改朝换代，雅言的基础方言不断变化，如秦汉时的关中话、唐代的长安话、宋代的汴梁话等，都曾先后为各代之标准音。元代后北京话的影响逐渐增大，地位日益重要。明清时期以北京话为基础的“共同语”被称为“官话”。清末变法维新的思潮中出现了推广民族共同语的呼声。“国语”是日本明治维新发明的共同语名称，被学者借用到汉语中。1911年，清政府学部议决了《统一国语办法案》，“官话”退出历史舞台，旨在向士农工商普及的“国语”正式确立。

——摘编自潘佳《普通话的前世今生》等

材料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央确定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为语言文字工作的三大任务，将推广普通话的工作方针确定为“大力提倡，重点推行，逐步普及”。改革开放后，中央提出了促进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的工作目标；1982年，将“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92年，明确了“大力推行，积极普及，逐步提高”的推广普通话方针；2000年，颁布《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明确了普通话作为国家通用语言的法定地位。

——摘编自田学军《谱写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新篇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