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历史上粮食生产状况统计表
| 时期 | 战国晚期 | 西汉晚期 | 唐朝 | 宋朝 | 明朝 | 清中期 |
| 耕地面积（亿亩） | 0.9 | 2.38 | 2.11 | 4.15 | 4.65 | 7.27 |
| 粮田面积（亿亩） | 0.85 | 2.24 | 1.99 | 3.9 | 4.2 | 6.18 |
| 人口（亿） | 0.2 | 0.6 | 0.53 | 1.04 | 1.3 | 3.61 |
| 人均粮田（亩） | 4.26 | 3.76 | 3.76 | 3.75 | 3.23 | 1.71 |
| 粮食亩产（公斤/亩） | 108 | 132 | 167 | 154.5 | 173 | 183.5 |
| 人均占粮（公斤） | 460.5 | 496.5 | 628 | 579.5 | 559 | 314 |
——摘编自吴慧《农道：解读中国粮食问题》
材料二 近代中国是世界粮食进口大国。1871年－1873年，中国进口大米41.6万公担（1公担＝100公斤），到1909年－1911年，进口大米猛增至373.2公担，增加约8倍。上海是主要粮食进口地区。上海开埠后，粮食需求量不断上升，大米进口量由1913年的0.012万公担上升到1922年的98.08万公担。面粉进口则由1864年的0.63万公担增至1900年16.91万公担。其次，广州开埠后也成为主要的粮食进口口岸，自1912年至1918年，广东每年平均进口大米、面粉等各类粮食8亿斤。福州、厦门被迫开放为通商口岸，外国米源源不断以低价向福建倾销。
——摘编自汪德平《近代中国粮食国际贸易研究》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解决粮食问题的实践，主要是根据粮食问题产生的不同原因有针对性地采取不同的措施，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949年到1952年，利用政权力量对粮食进行合理调配，利用市场机制使粮食得到正常流通，制定政策刺激粮食生产，加大国家对粮食生产的投入；1953年到1954年，根据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和城镇人口发展的情况，采取了控制粮源的措施，制定了统购统销政策，将粮食的收购和销售控制在国家手中；1955年之后，则针对统购统销造成的农村关系紧张等问题，为了完善和改进统购统销政策，采取了定产、定购、定销的办法。
——摘编自马双龙《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解决粮食问题的实践和经验》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粮食生产的基本情况。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中国成为世界粮食进口大国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概括新中国解决粮食问题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对粮食生产的认识。
材料一 在历史上，特别宋元时期，国家曾对瘟疫的救疗采取过较为积极的政策，如朝廷要求各地设立救济贫病的济民药局，在大疫之年设置病坊收治病人等。进入清代，这一趋势也随着新王朝的朝纲重整而得到扭转。地方官府实施疫病救疗采取的措施，概括起来主要有：（道光四年）六月，（苏州）时疫盛行。……于是郡中绅士韩、黄、许诸君子合告于藩泉两司及府县，请设医药局，以诊贫民之有疾而无力求药者。时方伯诚公、廉访林公允拨民捐赈余银，长元吴三县各一千两，以给经费，设局于郡城适中之。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夏，苏郡大荒疫，陈府尊鹏年捐俸复合避瘟丹施送，即“太乙丹”，“姜、许、徐等村庄，疫疠盛行，公亲诣散药"。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春，“疫病愤兴，民受其困。时大宪率属吏致斋告虎，思所以为民请命者备至。余请于上台，延师叔侄祈祷。继而甘霖立霈，诊气旋消，吴民大悦”。康熙十七年（1678年）；吴门时疫盛行，藩司“悯编户之疾苦，如痢瘰之乃身，遂下询疫所自始与所为治"，见周扬俊之《温热暑疫全书》颇有医效，遂“命急付枣，以公同志”。此外，官府奉国家之命对灾荒的救济，实际上也是一种间接的疾疫救疗行为。在出现疫灾时，官府对尸体的掩埋、病人的隔离以及卫生的管理等等。社会力量在促动和支持官府实行救疗的同时，自身也会开展一些救疗活动，这些活动大体可分为临事性救治和日常性施救两类。
——摘编自余新忠《清代江南疫病救疗事业探析：论清代国家与社会对瘟疫的反应》
材料二 中国古代卫生防疫虽然在理论和立法上，仍属于以“爱民”相标榜的国家和地方官府的职责范围，但由于它们大都并不直接关乎钱粮与社会稳定这样的大事，所以显示不是国家和政府的施政重点。官府作为与否，完全视当政者的道德责任感和行政能力、地方乡贤力量的活跃程度以及地方财力等多种因素随机而定，具有相当大的偶然性。所以，民间社会力量相对活跃的江南地区，特别是在苏杭等中心城市，这类事业往往有社会力量主动承担，而地方政府则给予名义和法理上的支持。但由于缺乏经常性保障，以及必要的管理、监督，故而也必然不可能使其实现制度化、经常化和普遍化。
——摘编自余新忠《清代卫生防疫机制及其进代演变》
(1)依据材料一，概括归纳清代江南疫病救疗的主要措施及救治类型。
(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卫生防疫的特点并分析成因。
材料一 西周《礼记·王制第五》中记载：“五谷不时，果实不熟，不鬻于市。”这是被公认的最早的有关食品安全监管的规定。汉朝时期，为了杜绝不法商家为牟利向市场投放有毒有害食品，国家在法律上明文规定，“诸食脯肉，脯肉毒杀、伤、病人者，亟尽孰燔其余。其县官脯肉也，亦燔之。当燔弗燔，及吏主者，皆坐脯肉减（赃），与盗同法。”唐朝时，《唐律疏议》规定，“脯肉有毒，曾经病人，有余者速焚之，违者杖九十；若故与人食并出卖，令人病者，徒一年，以故致死者绞。”宋代，国家为了保证食品质量安全，完全继承了唐朝的法律，同时也有所创新，即规定从业者必须加入行会，并按行业登记在册，否则不能进市贸易，商品的质量也由各个行会把关，行会会长作为担保人，负责评定商品的成色和价格。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官商勾结”在宋明尤为兴盛，再加上封建社会人治大于法治的专断独裁思维，使得整个社会拜金逐利风气盛行，个人道德、社会道德面临极大的考验。
——摘编自刘新超等《古代食品安全管控理念、方略及启示》
材料二 19世纪美国联邦政府对食品的卫生标准、纯度指标以及标签的真实性等方面没有统一的规定，市场上的食品质量非常不可靠。到19世纪末，食品的造假腐败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重大危害事件不断出现使民众逐渐觉醒，对食品改革和制定相关法规的呼声越来越大。新闻记者阿普顿·辛克莱出版了一本题为《丛林》的小说，在这部小说中辛克莱以15页的篇幅对当时美国肉制品污秽不堪的加工过程予以揭露，引起了公众极其强烈的反响。于是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下令对肉类加工业进行彻底调查，并将调查报告中揭露的诸多耸人听闻的事实公之于世。与此同时，美国医学会也向国会表明如果参议院不通过纯净食品法案，将促使他们的病人对国会施加压力。在多重压力之下，1906年《纯净食品和药品法》最终获得国会通过。
——摘编自徐俊才《美国食品安全法案颁布历程的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食品安全监管发展的特点，并分析其作用。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美国联邦食品安全法产生的背景。
（3）根据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国家食品安全管理的认识。
材料一 清代在报灾、勘灾、审户、发赈等方面已经有了一系列的要求和限制。对报灾，规定“凡地方有灾者，必速以闻”，逾期处罚。对勘灾，要求勘灾时间与报灾同时进行，灾重之处，要求督抚亲往查勘。……清代每年都有部分地区实行蠲赈，赈务用人多，查勘量大，但清廷组织周密，各项程序均有定例，且要求官吏遵行快办。清代的救灾政策，多载于《钦定大清会典事例》《户部则例》中，或通过上谕“永著为例”，具有一定的法令法规效力。不仅如此，清廷还把办赈的好坏作为评估官员政绩的依据。此外，当政者还认为灾害是人事的预兆，封建君臣只有不违天命，从修身做起才能达到消灾的目的。
——摘编自岑大利《清代的救灾政策述论》
材料二 1947年至1948年，陕甘宁边区出现了严重的灾荒。陕甘宁边区政府结合土地改革，没收地主的粮食，救济灾民。边区政府还组织与发挥群众力量进行生产、团结互助，在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同时还组织群众进行纺织、运输、熬硝等生产。还从陇东及山西晋西北等地调运大批粮食救济灾民。同时，边区政府组织重灾区灾民迁移到延安、甘泉、志丹一带开荒种地，发展生产。党政机关和部队还厉行节约，支援灾民。在边区政府的领导下，到1949年初，边区绝大多数地方渡过了灾荒，恢复了生产，为西北地区的解放奠定了群众基础和物质基础。
——摘编自赵朝峰《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救灾工作述评》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初期，西南地区灾荒频发。党和政府一方面通过剿匪、反霸、土改运动从政治上、经济上打垮地主阶级对农村的统治，为迅速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战胜灾荒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从西南大区到地区再到县到乡村都建立起专门的生产救灾机构，领导广大农民生产以及战胜灾荒。还通过召开各级各类会议及各级报纸来宣传党和政府新的生产救灾的方针政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西南地区的农民掀起了自救的热潮。
——摘编自贺家明《建国初期西南地区生产救灾研究综述（1950—1956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代救灾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指出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救灾措施，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救灾取得成效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建国初期西南地区开展救灾活动的意义。
材料一 古罗马伴随着对外征战和城市的扩大，曾发生过多次瘟疫。但当时罗马人把瘟疫的发生与神罚联系起来，于是大量修建神庙，定期向神献祭，而医疗和医生都得不到重视。医疗条件的限制使罗马人相信对疫病的预防胜于治疗，他们认为最佳的预防方式是卫生清洁，于是在罗马城修建大量的公共浴场和公共厕所，修建了许多输水和排污管道，成立了水务委员会作为维护城市用水的机构，并催生出与之配套的公共卫生法。
——摘编自刘琳琳《古罗马城输水道、排水道的建设及其对公共卫生的意义》
材料二 1831和1848年英国曾爆发了两次霍乱，当时正值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拥挤的住房、恶劣的卫生环境加剧了霍乱的流行，导致大量人口的死亡。以查德威克为代表的医疗卫生改革者们认为，预防疾病要比遭受这些疾病带来的后果更划算，他们推动议会在1848年通过了《公共卫生法案》，组建了由中央到地方的公共卫生机构，建立起了城市的供水和排污系统，推动了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的建设，英国的公共卫生运动就此展开。
——摘编自毛利霞《19世纪中叶英国霍乱与公共卫生运动的兴起》
材料三 按照布罗代尔的研究，在前近代时期，欧洲城市，公共卫生情况大同小异，人们一般通过排放污水管道处理污水（主要是雨水），通过清洁工处理固体垃圾。直到18世纪，巴黎、伦敦的河畔依然成为人们自由大小便的场所；城内街道无清扫街道章程，是以各街道泥淖拉杂，堆积甚多；饮水也成问题因为居民什么东西都往河里扔。糟糕的卫生状况导致疾病尤其是传染病极易流行。
19世纪前后，欧洲城市近代公共卫生事业空前发展起来。伦敦、巴黎等城市大型排污系统的建设、自来水的使用、室内抽水马桶的使用、对食品卫生的管理，使城市公共卫生得到很大改善。19世纪中叶细菌学和寄生虫学的建立，使人们开始对传染病的积极预防。公共卫生法规的制定，使得这些城市率先实现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古罗马和英国在疫病防治方式上的共同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19世纪中叶英国公共卫生运动兴起的原因及其历史意义。
（3）根据材料三概括，相比于前近代时期，19世纪欧洲公共卫生事业进步的表现有哪些？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欧洲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的条件有哪些？
材料一 为维护社会稳定和经济的繁荣，宋代构建了一个针对弱势群体的社会济体系。在预防性救济方面，高宗绍兴八年，在全国推行“胎养助产法令”，规定“禁贫民不举子，有不能弃要者，给钱养之，”南宋设有“举子仓”，面向贫家产妇发放救济粮。在补救性救济方面，国家为收婴和孤儿设立福利机构。北宋设有“福田院”，专门收养京师的弃婴、孤儿等无法自存之幼童。宋代设立有“安老坊”等专门收养老无所养者的福利机构，机构内的老人福利分为三个等，政府给予60—90岁之间的老人米、钱、柴、衣等用品用以补贴生活。崇宁元年，徽宗诏令全四设立“安济坊”，凡境内病卧无依之人，均可送入。同时还设立“药局”等这些只收本钱不取息的平价门诊邮和药房此外，针对大量流浪乞丐群体，朝廷下诏布《惠养乞丐法》政府将流乞丐登记在册，每人每日“给米丘一升、小儿半之”，生病的流浪乞丐可以获得物质、药物救济。
——摘编自李华桑等《宋代社会治理研究》
材料二 胡佛总统信奉放任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始终认为政府应减少对经济的干预，因此联邦政府并没有制定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反而是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推动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而罗斯福总统信奉新自由主义，他执政后，美国国会成立了第一个全国性的救济机构一联邦紧急救济暑，并拨款5亿美元作为各州实施紧急事业救助的资金。然而，以工代赈和直接救济保障等模式给国家财政带来了巨大的负担。1935年，美国国会在人们提出各种社会保险方案的影响下通过了《社会保障法》，这是世界第一部以社会保障为内容的全面性法律，规定了社会保险包括下列4个方面内容：1.养老金；2.失业保险；3.老年保险；4.对盲人、需赡养的儿童和其他遭遇不幸者的救济。法案致力于减少财政的负担、提高社会福利水平。
“新政”是经济危机的结果，它对国民经济的干预扩大了政府的权力与责任，但覆盖范围仍不够广，它的受益者主要是中产阶级、农民和那些有组织的具有优势的城市工薪阶层中的白人，黑人、印第安人的遭遇仍然很悲惨，他们深受种族歧视、失业、贫困的折磨。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济贫体系形成的背景并阐述其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罗斯福新政社会救济制度产生的特点，简析其特点形成原因。
材料 二战后，国民居住困难一直是英国面临的最重要民生问题。八十年代初，保守党政府通过了《房屋所有权法》和《建筑与住宅法》，其主要目的是保护居住条件非常差的个人或家庭拥有基本生存条件。没有房屋人可到相关政府机构申请购买廉价房。对年收入更低的家庭，他们可以向当地政府和其他相关服务机构申请贷款，享受更优惠服务，利息非常低，还款时限较长；贷款需要公布个人年收入，根据年收入衡量贷款金额；其次保证收入有较大提高时尽快还款，确保其他国民贷款需求。为了使政策得以实施，保守党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措施，比如买到的房屋只能自己或家人居住，不能出租或作为其他商业用途；只有居住达到5年以上才能买卖，如果没有达到5年必须将买卖收入的50%上交政府，防止倒卖房屋获取暴利。对私有房屋出租，政府降低税收，放宽租赁价格限制，使房屋租赁得到市场支持。为了保证市场在改革中始终发挥积极作用，政府减少私有住房交易税，加大市场房屋流通；弱化官方干预，加强非官方机构在房屋交易上的作用，非官方机构成为建房主力。据《英国住房调查报告》显示，英国官方对住房的投入从70年代末的40亿英镑下降到90年代初的15亿英镑。
——摘编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危机与英国福利制度改革》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英国80年代住房改革的特点。
（2）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英国80年代住房改革的影响。
材料一 周代开始，中央政府经常派出使者“分行四方，延问疾苦”，以便及时“赈济百姓”。汉代各级政府与扶贫相关的财政事权就包括了收养孤儿、贩恤鰥寡、救疾医病、放贩救灾、助贷贫民、协助生产等十多项。汉代限民田，曹魏屯田制，北魏隋唐均田制，都是努力把人民和土地结合起来，帮助人民生产自救；另一方面则对农民生产提供帮助，如大兴水利、提供种子农具的贷款、编制农书等等。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独孤园等恤养老幼贫疾的常设机构。中唐时，刘晏强调国家赈济要适当：“赈给少则不足活人，活人多则阙国用，国用阙则复重敛矣”。唐宋时期，政府针对各种贫弱对象，都设立了专门的救助机构，这些措施为元明清历代所继承，并有新的发展。
——摘编自史卫《古代财政与扶贫》
材料二 最早到达美洲新大陆的移民主要是靠互帮互助来度过难关，移民到达新大陆不久之后很快就效仿英国建立了济贫制度。1929年下半年的经济危机，使人们强烈要求政府承担起社会责任。当时的美国总统死抱着“自愿救济”和联邦政府不参与社会救助的信条，未采取任何措施。1933年总统罗斯福推行“新政”，并于当年5月签署了《联邦紧急救助法》，标志着美国第一个全国性的救济机构一联邦紧急救助署的成立，开辟了公共救助的新纪元。193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社会保障法》，这部法律一改济贫制度下事后救济的做法，将贫困的预防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开启了社会救助立法的里程碑。该法案在对待贫困问题上采用了两道防线，即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该法案主要目的就是将失业者、儿童、妇女、老年退休人员与残疾人纳入公共援助体系，形成了不同类别的社会援助计划。
——摘编自于婷《中美社会救助制度比较研究》
材料三 改革开放初，中国广大农村分布着2.5亿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极端贫困人口。1986年，国务院成立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划定重点扶持区域，设立专项扶贫资金，开始实施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国家扶贫行动。有世界银行专家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成为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贫行动，尤其对减少农村地区的绝对贫困人数更是如此。”党的十八大以来，扶贫开发进入脱贫攻坚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亲自督战，提出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建立脱贫攻坚的责任体系、政策体系、监督体系、考核体系等。明确到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的奋斗目标。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扶贫措施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指出美国《社会保障法》颁布的意义。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扶贫工作的核心举措，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扶贫工作取得突出成就的原因。
材料一 解决贫困问题，近代早期英国地方政府的治安法官开始探索济贫之道。16世纪末济贫法令出台之后，教区成为济贫管理的基本行政单位。教区组织募捐，救济无谋生能力成因粮食歉收而生活贫困的人。由于经历了剧烈的社会变动，身体健壮的流民数量剧增。亨利七世初期，地方“根据法令对流民进行囚禁或公开惩罚”，诺里寺市在1570年设立流民感化院或救养院。各市镇通过警告不雇用帮工的雇主、惩罚懒惰者等措施，强制流民劳动。同时，通过建立纺织厂和磨坊、购买大麻和羊毛等原材料、建立劳动救济所等途径，为穷人提供工作。随着济贫法等法令的颁布，英国济贫法的基本框架逐步形成，一直沿用到19世纪。
——据初庆东《近代早期英国治安法官的济贫实践》
材料二 19世纪中期，英国自由主义盛行，主张实行有限度、有条件的救济。1834年，按照新济贫法成立专门的中央机构，打破郡的边界，把之前的15000个教区组合成为700个教区联盟。教区联盟在中央济贫法专员监督下提供济贫服务。新济贫法允许不同教区间的贫民自由流动，还规定贫民如要得到救济必须进入济贫院。但进入济贫院的贫民没有选举权。济贫院大多为混合济贫院，按照贫民年龄和身体状况强制性隔离。济贫法局对患痛者和儿童提供贫民医疗救济、济贫法学校。据统计，1844年，英国全部公共支出为699万英镑，济贫支出占全部支出的比例为72．69%，到1874年，两者分别为1285万英镑、59．64%。
——据丁建定《英国新济贫法制度的实施及其评价——19世纪中期英国的济贫法制度》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早期英国济贫实践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19世纪中期英国济贫实践的新变化，并简评19世纪中期英国的济贫实践。
材料一 中国很早就形成了自己的“治理”理念。《尚书》即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记载。春秋战国时期,儒法道各家提出不同的治国理念,以“王道”“霸道”、“帝道”构建理想的治国模式。汉武帝虽将儒学作为治国核心思想,但也借鉴了法家许多主张。在此之后,历代统治者对儒、法普遍采取了兼容的并收态度。…中国人重血缘和亲情,中国基层社会是典型的“熟人社会”,中国历代统治者深知,将皇权伸入乡村的每一个角落既不现实也没必要,在广大乡村更多地利用乡绅进行管理。官、吏、绅三者的有效配合,实现了基层的长治久安
自古以来,中国在国家治理方面就有着深入的探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期间虽也面临内部和外部的挑战,但中国作为“大一统”的整体都表现出强大的凝聚力和自我修复能力,没有像欧洲大陆一样很早便裂变为许多国家。
——摘编陈忠海《中国古代的国家治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治国理念的特点并分析其影响。
材料二 唐太宗时期,规定笃疾、废疾给（田）四十亩,寡妻妾三十亩”“七十以上及废疾,既不任徒役”。唐太宗奖励那些孝义之家,为高龄老人配侍丁。当巡幸某地,或碰上遇甘雨、谒献陵等重要事件时,他还会赏赐弱势群体。五代以后,贞观时期开创的唐朝社会保障措施大多留存下来。
——摘编自赵克尧等《唐太宗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唐太宗保障弱势群体的举措所体现的传统思想及作用。
材料三 北宋时期政府还关心人员聚集的监狱的卫生情况从景德三年（1006）起,每年暑热难当时,便进行虑囚,以避免牢狱疾病疫情流行。宋代设立翰林医官院,掌“供奉医药及承诏视疗众疾之事”。并设置了太医局、惠民局、方剂局、药局等专门机构,主管政府的医学教育和药材经营。到了宋代,随着雕版印刷的普及,使宋朝政府可以充分利用这一技术,大量刊行医书,向各州县推广,宣传预防、医治疫病的知识。北宋成平三年六月,宋太宗“以两浙灾疫,深所轸念,命三馆检讨灵迹以闻。于是,遣使遍祭其山川祠庙,为民祈福”。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中央下诏说:“访闻近日在京军民,难得医药,令开封府体访”。北宋末年政府开始对安济坊进行管理由国家拨发安济坊每年所需的钱米医药。北宋时曾巩在评论开仓赈济时说:“至于给授之际,有淹速,有均否,有真伪,有会集之扰,有辩察之烦,措置一差,皆足致弊。又群而处之,气久蒸薄,必生疾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北宋政府对疫病防疫的具体措施及产生的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