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历史上，特别宋元时期，国家曾对瘟疫的救疗采取过较为积极的政策，如朝廷要求各地设立救济贫病的济民药局，在大疫之年设置病坊收治病人等。进入清代，这一趋势也随着新王朝的朝纲重整而得到扭转。地方官府实施疫病救疗采取的措施，概括起来主要有：（道光四年）六月，（苏州）时疫盛行。……于是郡中绅士韩、黄、许诸君子合告于藩泉两司及府县，请设医药局，以诊贫民之有疾而无力求药者。时方伯诚公、廉访林公允拨民捐赈余银，长元吴三县各一千两，以给经费，设局于郡城适中之。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夏，苏郡大荒疫，陈府尊鹏年捐俸复合避瘟丹施送，即“太乙丹”，“姜、许、徐等村庄，疫疠盛行，公亲诣散药"。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春，“疫病愤兴，民受其困。时大宪率属吏致斋告虎，思所以为民请命者备至。余请于上台，延师叔侄祈祷。继而甘霖立霈，诊气旋消，吴民大悦”。康熙十七年（1678年）；吴门时疫盛行，藩司“悯编户之疾苦，如痢瘰之乃身，遂下询疫所自始与所为治"，见周扬俊之《温热暑疫全书》颇有医效，遂“命急付枣，以公同志”。此外，官府奉国家之命对灾荒的救济，实际上也是一种间接的疾疫救疗行为。在出现疫灾时，官府对尸体的掩埋、病人的隔离以及卫生的管理等等。社会力量在促动和支持官府实行救疗的同时，自身也会开展一些救疗活动，这些活动大体可分为临事性救治和日常性施救两类。
——摘编自余新忠《清代江南疫病救疗事业探析：论清代国家与社会对瘟疫的反应》
材料二 中国古代卫生防疫虽然在理论和立法上，仍属于以“爱民”相标榜的国家和地方官府的职责范围，但由于它们大都并不直接关乎钱粮与社会稳定这样的大事，所以显示不是国家和政府的施政重点。官府作为与否，完全视当政者的道德责任感和行政能力、地方乡贤力量的活跃程度以及地方财力等多种因素随机而定，具有相当大的偶然性。所以，民间社会力量相对活跃的江南地区，特别是在苏杭等中心城市，这类事业往往有社会力量主动承担，而地方政府则给予名义和法理上的支持。但由于缺乏经常性保障，以及必要的管理、监督，故而也必然不可能使其实现制度化、经常化和普遍化。
——摘编自余新忠《清代卫生防疫机制及其进代演变》
(1)依据材料一，概括归纳清代江南疫病救疗的主要措施及救治类型。
(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卫生防疫的特点并分析成因。
材料一 民生思想源于夏商周，形成于春秋战国，发扬于两汉和唐代，但大多停在原则性的理论阐述上，真正把民生思想具体化的是宋代程颐和程颢兄弟，他们在“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而不扰为本”。明清之际的黄宗羲认为“天下为主，君为客”，提出“复井田”以实现社会的“均富”。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文明的冲击和中国社会的空前危机，使民生问题更加突出，同时又为民生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思路，形成了以谋求民富国强为主题的民生改良思想。
材料二1601年，英国女王伊面莎白一世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救济贫民的法案，即《济贫法》，该法案将已有的宗教或社会救助活动惯例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首次由官方划定一条贫困线，对有需要的孤、老、病人进行收容，同时，为失业者、贫民、小孩提供有限的帮助。1834年，随着英国社会形势的发展，又通过《济贫法》的修正案，即新《济贫法》，以此为标志，社会救济已成为政府的一项义不容辞的职责，它规定国家有保障公民生存的义务，公民有要求社会救助的合法权利，社会救助是一项积极的福利措施。
——林祖华《社会主义民生思想和资本主义民生思想比较研究》
（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民生思想的特点，并说明其在近代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中的实际运用。
（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英国修正《济贫法》的背景。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英民生思想的共同作用。
材料一 西周《礼记·王制第五》中记载：“五谷不时，果实不熟，不鬻于市。”这是被公认的最早的有关食品安全监管的规定。汉朝时期，为了杜绝不法商家为牟利向市场投放有毒有害食品，国家在法律上明文规定，“诸食脯肉，脯肉毒杀、伤、病人者，亟尽孰燔其余。其县官脯肉也，亦燔之。当燔弗燔，及吏主者，皆坐脯肉减（赃），与盗同法。”唐朝时，《唐律疏议》规定，“脯肉有毒，曾经病人，有余者速焚之，违者杖九十；若故与人食并出卖，令人病者，徒一年，以故致死者绞。”宋代，国家为了保证食品质量安全，完全继承了唐朝的法律，同时也有所创新，即规定从业者必须加入行会，并按行业登记在册，否则不能进市贸易，商品的质量也由各个行会把关，行会会长作为担保人，负责评定商品的成色和价格。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官商勾结”在宋明尤为兴盛，再加上封建社会人治大于法治的专断独裁思维，使得整个社会拜金逐利风气盛行，个人道德、社会道德面临极大的考验。
——摘编自刘新超等《古代食品安全管控理念、方略及启示》
材料二 19世纪美国联邦政府对食品的卫生标准、纯度指标以及标签的真实性等方面没有统一的规定，市场上的食品质量非常不可靠。到19世纪末，食品的造假腐败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重大危害事件不断出现使民众逐渐觉醒，对食品改革和制定相关法规的呼声越来越大。新闻记者阿普顿·辛克莱出版了一本题为《丛林》的小说，在这部小说中辛克莱以15页的篇幅对当时美国肉制品污秽不堪的加工过程予以揭露，引起了公众极其强烈的反响。于是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下令对肉类加工业进行彻底调查，并将调查报告中揭露的诸多耸人听闻的事实公之于世。与此同时，美国医学会也向国会表明如果参议院不通过纯净食品法案，将促使他们的病人对国会施加压力。在多重压力之下，1906年《纯净食品和药品法》最终获得国会通过。
——摘编自徐俊才《美国食品安全法案颁布历程的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食品安全监管发展的特点，并分析其作用。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美国联邦食品安全法产生的背景。
（3）根据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国家食品安全管理的认识。
材料一 粮食储备体系是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支撑。清代统治者高度重视仓储制度的建设，将粮食仓储视为“生民之大命”。属于国家专项粮食储备的有京仓、通州仓、水次仓、旗仓、营仓等，保证官俸、京城军粮供应。以积贮备荒为宗旨的常平仓、社仓、义仓是清代仓储的重要组成部分。常平仓作为官仓，是清代储备粮食救灾的主体，设于各直省府、厅、州、县，每年“春夏出粜，秋冬籴还，平价生息，凶岁则按数给散贫户”。国家时常平仓的管理非常严格，从修建仓服、储粮数额到仓库的日常管理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并严定常平仓盘查追赔之制，严防仓粮亏空。义仓则为民仓，设于市镇，另外还有同属民办的社仓，设在乡村。
——摘编自赵晓华《清代粮-食安全政策及其实践》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生产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成功解决了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1949年我国粮食产量仅有2263.7亿斤。新中国不断加大对农业的投入，超级稻研究与新品种选育居国际领先水平，一大批高产、超高产、广适性的超级稻、杂交小麦、杂交玉米等粮食新品种选育推广，为我国提高粮食单产作出巨大贡献，国家加大财政支农投入力度，通过粮食最低收购价、粮食临时收储等措施提高农业收益，到了1978年我国粮食产量提高到6095亿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历史上少有的粮食连续增产阶段。2014年粮食产量达到12142亿斤。
——摘编自伍振军《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粮食生产回顾和展望》原载《经济日报》（2015年10月9日）
回答：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代粮食仓储制度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我国粮食生产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
材料一 宋朝以前济贫助困主要由宗教机构承担，至唐代政府开始介入，宋朝官办救济机构是这一进程的继续。嘉裕前京师有福田院、地方有广惠仓，贩济老幼贫乏不能自存者。元符元年宋廷正式确立居养制度，并在全国推行。南宋后，居养制萎缩。漏泽园制度正式形成于徽宗崇宁三年（1104年），但官府出钱买田，安葬无主尸骨的做法，真宗、仁宗和神宗时期即已存在，只是尚未形成制度和规模。两宋之际，漏泽园多遭废坏。绍兴十四年在朝廷的督促下，漏泽园在各地逐渐恢复起来，终南宋之世延续不废。医疗救济包括平时的疾病救治与春夏爆发疾疫时的医疗救济。基于贫困人口的季节性处境，宋朝每年都要进行春夏救疾、冬春救饥及冬季救寒的季节性救济工作。
——摘编自段惠青《宋朝贫困救济问题研究》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积极推行社会救济和扶贫政策。1978年以前的扶贫工作是与社会救济相结合的，并以地方试点为主。1978年正式划定了农民贫困标准，第一次将扶贫工作从农村救济中分离出来。改革开放初期，以救济为主的“输血”式扶贫可以缓解农民暂时的生活困难，却不能使他们真正摆脱贫困。1986年以后，国家确定了新的扶贫方针：变“输血”为“造血”，变救济为开发，逐步形成了集行业政策、区域政策和社会政策于一体的“大扶贫”格局。经过60年的不懈努力，中国扶贫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亿万农民告别了贫困和饥饿，解决了温饱问题，过上了新生活。扶贫开发，成为中国政府解决贫穷问题的伟大创举。
——摘编自王瑞芳《告别贫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扶贫工作》
请回答：
（1）根据材料一概括宋朝贫困救济制度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朝救济制度发展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概括新中国社会救济和扶贫政策的阶段性变迁，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中国扶贫工作取得伟大成就的原因。
（3）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我国党扶贫工作的认识。
材料一 在英国，宗教和慈善事业息息相关，如英国教会和修道院举办的养育院就承担了重大的社会救助任务。为了明确救助的准则，1601年的《伊丽莎白济贫法》规定“各教区对居住于本教区的贫民负有救济的责任"。英国民众一贯认为“美国社会只存在贯民，不存在贫穷问题，而贫穷只是个人的懒惰和无能造成的；救济不应该是国家的责任，对困难群众、农户的保障就是统治阶级的施舍。如1601年《伊丽莎白济贫法》就规定了要安排贫困儿童去学艺，有劳动能力的人也必须送往贫民教养院”使其工作，而且不允许对其进行“院外救济”。英国在《伊丽莎白法案》中制定了相关要求，指出“用法令的方式规定济贫税由社会共同负担，用以救济无力为生的贫民，救济经费主要源于济贫税和志愿捐款，从而保证了救济经费有稳定的收入来源”。
——摘编自王冲《近代中英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历史演变特点比较分析》
材料二 明清政府除了在立法上支持农民社会保障事业，而且还注重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的调拨，鼓励民间和社会团体广泛捐赠，积极参与到社会保障事业中。对于能在救济灾荒、济贫、育幼和养老事业中有所作为的民间团体和组织，给予鼓励和奖赏，如对捐赠数额特别大者立坊牌旌表，如规模巨大的养济院、普济堂、栖流所、饭厂都得到过政府的经费支持。明清政府对待农村社会保障事业不仅强调供养，而且重视教化工作，如建立善人、善堂、善事和功过格等成为教化工作的有力工具，明清政府除了通过税收等形式增加财政收入和对社会保障的支出，而且多渠道扩大资金来源和保障资金增值，加民间劝幕、买田收租增加利息、买店面收租生息等形式。
——摘编自《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构建》
（1）根据材料，概括英国与明清中国社会保障的相同之处。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英国与明清中国农村社会保障的各自特点。
（3）我们应当以什么样的态度对特社会保障体系？
材料一 从先秦《周礼》“荒政十二策”，到南宋《救荒活民书》，再到清代《荒政辑要》，中国古代在贫困救助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宋代以前，救助贫困人口一般以政府为主，到了宋代，国家开始注重采用经济手段、调动民间力量参与扶贫救助。政府除了在自然灾害之后开展临时性救助，还制定系统性扶持办法，从财政、民政乃至军政多个层面对贫困人口进行帮扶。
——摘编自孙竞、张文《中国古代扶贫实践及其当代价值》
材料二 孙中山特别重视扶贫帮困民生战略。1919年他在《建国方略》中指出：“夫国之贫弱，必由一定之由也，有以地小而贫者，有以地瘠而贫者，有以民少而弱者，有以民愚而弱者。”关于扶贫最根本的办法是“发展实业”：“实业乃富国之本”，“今之美国，吾人知其为世界最富最强之国也，然其所以致富强者，实业发达也。”孙中山指出，一要大力发展基础设施特别是交通建设，通过发展交通促进货物流通交易。二要发展特色产业。孙中山提出中国是茶业的故乡，应重点发展“茶业”。
——摘编自黄和平《孙中山习近平扶贫思想比较研究》
材料三 自十八大以来，中国把扶贫工作提升到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而几十年来经济发展的积累为帮助7亿中国人摆脱贫困奠定了重要的经济基础。目前有五种扶贫方式：产业扶贫、即创立可持续发展的微型企业；异地搬迁；教育和培训：为生活在环境脆弱地区的人们提供生态补偿；以及社会保障、医疗补贴和对无劳动能力的人直接给予补助。各村都指定了专职的官员负责实施精准扶贫。在中国，省、市、县、乡（镇）、村五级地方党委协调一致共抓扶贫工作。此外，为了确保扶贫效果的准确性和真实性，各级政府还会定期随机地进行第三方评估。
——摘编自罗伯特·库恩《对中国70年以及我个人30年的思考》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我国古代扶贫济困救助实践的特点，并分析古代注重扶贫救助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孙中山扶贫济困思想的内容
（3）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中国扶贫济困工作取得重大成就的原因。
材料一 古代中国以农耕文明为主，人们将节俭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商朝时伊尹曾告诫太甲：只有保持节俭的美德，国家才会兴旺发达。儒家认为俭德可以避难，节俭者懂得尊重他人，体谅他人，是具有仁爱精神的表现。当时崇尚“收缩式”“被动式”的节俭。在当代社会，节俭观的核心不再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式的生活，而是在有效配置资源、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前提下，提倡适度的消费。新型节俭观不再单单关注生活领域，而是把节俭的范围延伸至生产领域。
——摘编自徐姣《中国传统节俭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材料二 从事生产性劳动的劳动者越多，劳动产品就越多，如果节俭的人将自己的部分收入节省下来作为资本供养更多的生产性劳动者，就能增加个人财富与社会财富，资本增加的直接原因就是节俭。当然，节俭所积蓄的财物都是由勤劳得来的，但是若只有勤劳无节俭，有所得而无所贮藏，资本绝不能扩大。政府必须反对奢侈浪费，才能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政府在反对奢侈浪费上，绝不能是可有可无的旁观者。亚当·斯密的观点代表了近代西方节俭观的主流。
——摘编自【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1）根据材料一，指出中国节俭观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变化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概括亚当·斯密节俭观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产生的影响。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你对节俭观的认识。
材料一 明朝后期疫病发生频率呈明显的上升趋势，在1580年、1639年出现两次延续多年的瘟疫。疫情出现后，明朝基本上都是向疫区派出医官对患者进行诊治，并散发相关的药剂，向灾民派发小额救济钱物，同时设坛做法事，期盼降神而祈福禳灾。有官员曾上疏说：“今之人皆知救荒，而不知救疫。”明朝防疫的消极反应在很大程度受“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等思想影响，认为瘟疫是天神“震怒”的表现，这种观念使人丧失了与疫病积极斗争的意志，另一方面政府的公共责任也趁机被推卸。瘟疫导致大量人口死亡，崇祯十六年（1643年），北京鼠疫流行，不到7个月时间，就造成了20万人死亡，蔓延势烈，形势惨重。
——据程杨《中国明清时期疫病时空分布规律的定量研究》等
材料二 伦敦于1499—1665年发生多次严重鼠疫疫情。随着王权的加强和民族国家的形成，都铎王朝摆脱了中世纪消极无为的宗教防疫观念束缚，而以积极的姿态来处理防疫事务。为防控疫情，1518年伦敦市政当局号召患病家庭主动进行隔离，后来隔离措施在全国逐渐合法化和制度化。政府严禁疫区人员流动，以防止疫情扩散。政府积极加强疫区公共卫生建设，以消除疫病滋生条件。为确保法令有效实施，市政当局还专门任命几个临时委员会具体负责。在这些法令基础上，英国政府初步构建了国家公共卫生防疫体系，为防疫工作奠定了制度基础。1572年伊丽莎白女王签署法案，决定向全国征收“普通税”以建立济贫基金，来救助那些因为瘟疫、灾荒等突发灾难四处流浪的乞丐和流民。由于有政府救济，许多家庭愿意接受隔离，这使得英国的防疫工作有了坚实的群众基础。17世纪末期鼠疫逐渐从英国消退。
——据陈凯鹏《近代早期鼠疫在英国消退原因探析》等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朝和英国政府防疫措施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两种防疫观产生的社会背景并简析其影响。
材料一 解决贫困问题，近代早期英国地方政府的治安法官开始探索济贫之道。16世纪末济贫法令出台之后，教区成为济贫管理的基本行政单位。教区组织募捐，救济无谋生能力成因粮食歉收而生活贫困的人。由于经历了剧烈的社会变动，身体健壮的流民数量剧增。亨利七世初期，地方“根据法令对流民进行囚禁或公开惩罚”，诺里寺市在1570年设立流民感化院或救养院。各市镇通过警告不雇用帮工的雇主、惩罚懒惰者等措施，强制流民劳动。同时，通过建立纺织厂和磨坊、购买大麻和羊毛等原材料、建立劳动救济所等途径，为穷人提供工作。随着济贫法等法令的颁布，英国济贫法的基本框架逐步形成，一直沿用到19世纪。
——据初庆东《近代早期英国治安法官的济贫实践》
材料二 19世纪中期，英国自由主义盛行，主张实行有限度、有条件的救济。1834年，按照新济贫法成立专门的中央机构，打破郡的边界，把之前的15000个教区组合成为700个教区联盟。教区联盟在中央济贫法专员监督下提供济贫服务。新济贫法允许不同教区间的贫民自由流动，还规定贫民如要得到救济必须进入济贫院。但进入济贫院的贫民没有选举权。济贫院大多为混合济贫院，按照贫民年龄和身体状况强制性隔离。济贫法局对患痛者和儿童提供贫民医疗救济、济贫法学校。据统计，1844年，英国全部公共支出为699万英镑，济贫支出占全部支出的比例为72．69%，到1874年，两者分别为1285万英镑、59．64%。
——据丁建定《英国新济贫法制度的实施及其评价——19世纪中期英国的济贫法制度》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早期英国济贫实践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19世纪中期英国济贫实践的新变化，并简评19世纪中期英国的济贫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