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社会救济是中国古代历朝实施“仁政”的重要内容，主要依赖于政府财政。明初设养济院收孤苦无靠者，按月发口粮。明律规定：“凡鳏寡孤独及笃废之人，贫穷无亲属依倚，不能自存，所在官司应收养而不收养者，杖六十。”这是正律中首次纳入社会救济保障条款。清代的法律也有关于社会救济的规定，主要有灾荒救济、高龄老人养赡、设栖流所收养流浪贫民、孝子节妇贫苦者救济和贫穷读书人救济等。
——摘编自邓云特《中国救荒史》等
材料二 光绪初年以前，民间灾赈几乎都是局限于本地，即由灾区本地的绅富救济本地的贫民。从1877年爆发旱灾，一直持续到1879年，蔓延陕西、直隶、山东等省，并波及大江南北……在西方传教士救济灾民的刺激下，江南士绅开始了跨地域的长期、大规模、有组织的“义赈”活动……成立协赈公所、赈局等救济机构……并在《申报》刊登募捐公告，绘制了《河南奇荒铁泪图》进行宣传，号召全社会参与救济。
——摘编自余新忠《遗失的传统：明清时期的民间社会救济》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扶贫政策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指出中国近代救助与古代社会救助相比有何不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发生变化的原因。
材料一 关于瘟疫传播的原因，在秦以前，大都认为是鬼神作崇，所以用傩逐疫。东汉张仲景认为气候不正常是疫病传播的原因，即“瘴气说”。隋代医学家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中第一次明确提出“疫”是具有传染性的。明末医学家吴又可亲自参与了崇祯年间的疫病救治，在《温疫论》中指出瘟疫是由天地间的“杂气、异气、疠气”所致，不同的气导致的疾病不同，已认识到传染病有空气传播和接触传播两条途径。中医也提出的一些防治瘟疫的经验方法，例如，在大寒大湿之年要小心瘟疫，防止戾气从口鼻而入，隔离病患，服用疏利祛邪的药物等。
--李今庸《中国古代对疫病的认识与防治》
材料二 1910年 10月，中国东北爆发鼠疫疫情，日俄双方借机以“人道主义”为借口介入东北事务。12月，清政府指派著名西医伍连德博士为东北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统管东北各省防疫事宜。伍连德率领一支由医生护士组成的医疗队，前往疫情最重的哈尔滨开展防治工作。清政府及各地方当局组建各级防疫组织、颁布各种防疫法规，采取了隔断交通、对病人及疑似病人实施隔离、焚化尸体、对疫区严格消毒等具体防疫措施。政府还通过报刊等新兴媒体力量，大力倡导健康卫生的生活习惯。
1911年4月，清政府成功抵制了日俄的干涉，在沈阳召开了“万国鼠疫研究会”，邀请了来自11个国家的专家共同讨论扑灭疫情的办法，确定了许多国际通行的防疫准则。同时还颁布了第一部全国性卫生防疫法规一《民 政部拟定防疫章程》，国家层面的公共卫生体系初具雏形。
---陈雁:《20 世纪初中国对疾疫的应对一略 论1910-1911年的东北鼠疫》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对瘟疫认识与防治的发展，并加以简要评价。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政府对东北鼠疫疫情应对的特点，分析其意义。
材料一 最早到达美洲新大陆的移民主要是靠互帮互助来度过难关，移民到达新大陆不久之后很快就效仿英国建立了济贫制度。1929年下半年的经济危机,使人们强烈要求政府承担起社会责任。当时的美国总统死抱着“自愿救济”和联邦政府不参与社会救助的信条，未采取任何措施。1933年总统罗斯福推行“新政”，并于当年5月签署了《联邦紧急救助法》，标志着美国第一个全国性的救济机构一一联邦紧急救助署的成立，开辟了公共救助的新纪元。193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社会保障法》，这部法律一改济贫制度下事后救济的做法，将贫困的预防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开启了社会救助立法的里程碑。该法案在对待贫困问题.上采用了两道防线，即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该法案主要目的就是将失业者、儿童、妇女、老年退休人员与残疾人纳入公共援助体系，形成了不同类别的社会援助计划。
——摘编自于婷《中美社会救助制度比较研究》
材料二 我党在建国初通过土地改革 废除了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使3亿多无地农民获得土地，消除了农民贫困的制度因素。改革开放后，以农村经营制度改革为先导，实行家庭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极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扶贫开发进入脱贫攻坚新阶段。明确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不仅如此，我国还坚持减贫国际交流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摘自光明网《人类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减贫篇章》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美国社会救助制度提出的背景及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扶贫工作的主要措施，分析中国新时代贫困治理模式的意义。
材料一 晚清时期的防灾救灾 思想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李鸿章在《治河办法十条》中提出引进西方的机器设备，采用中国传统治河方法，兴修水利。但他拒绝采纳比利时工程师卢法尔提出的种种采用西方近代科学技术治河的建议。郑观应在《备荒裕农议》中指出：“应仿照德、日、法等国，实行农业保险、备荒储蓄法。”针对社会上“贫民之多”的状况，郑观应认为当务之急“宜官绅合力，令世家、贵族、富户、殷商酌量捐资，广为收恤，城市乡落遍立善堂”，定立章程，做到有章可循。孙中山在《中国的现在和未来》中指出，一切灾害的原因都是由于贪污，除非在行政的体系中造成一个根本的改变，局部的和逐步的改革都是无望的。
——摘编自康沛竹《灾荒与晚清政治》
材料二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辖区内各根据地各种自然灾害连年不断，极大地影响了各根据地的正常生产生活。面对困难，中共中央和根据地政府领导广大军民积极救灾，依靠群众，生产自救，战胜灾荒并渡过难关。太行边区政府减免受灾严重地区公粮675万斤，从敌占区购回3150万斤粮食，严格限制可供灾民充饥的各种杂粮及干果出口，并努力组织灾民就地参加救灾活动，组织部分人迁移出去，开荒种地，安家落户。陕甘宁边区政府领导人民群众创办义赈，在自愿乐施原则下进行募捐，给外来灾民分配土地及房屋并协助解决生产工具，减少或免除义务劳动负担，免纳二至五年的土地税。晋察冀边区政府在各地设立了灾民工作介绍所、妇女儿童收容所等安置无家可归的灾民，介绍灾民参加工作和参加部队，组织灾民生产小组，尽一切可能使他们得到生活安置。
——摘编自文姚丽《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救灾政策及其实践》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晚清防灾救灾的思想主张，并分别予以简要评价。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抗灾救灾的特点并说明其意义。
材料一 贫困救助是中国传统社会救助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政府的职责。鳏寡孤独人员是政府因救助的重点，宋仁宗嘉祜四年“遣官分行京城,赐孤老残疾钱”。对于一般贫困人员,政府有施粥的做法，宋太租建隆元年“夏四月.遣使分诣京城门，赐饥民粥”。此后，为便于管理，开始设立专门的救济有构,负责济贫的有关事宜。与政府救灾济贫活动相比较,宋代民间以族田、义庄为核心的血缘救济模式是重要的互助模式。各地的宗族组织,很多都设有以赡族为目的的义庄、族田,其收入部分即用于资助和赚养族内贫孤。此外，部分缙绅、富户大贾在灾害发生时,也会捐出部分资财救助饥贫。
--摘编自陈桦、刘宗志《救灾与济贫:中国封建时代的社会救助活动》等
材料二 两粤著名的广仁善堂,原已“创行善举,如劝善赠药施衣施棺诸善事,开办经年”。随着维新运动的兴起,广仁善堂即着手在桂林、广州、梧州等地购置书器、刊布报纸、设大义整、开三业学,以通知时务。还打算次第推广到各州府县，“设养贫院以收乞丐，教工艺”,以“为贫民力谋生计”。慈善救助已从重养轻教渐渐转向养教并重发展,展现了传统慈善济贫事业向近代总善济贫事业转型过渡的某些特征和标志。
材料三 据国家统计局测算,按现行扶贫标准衡量,1978 年至2018 年底,我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从7.7亿人减少到 1660 万人，贫困发生率降至1.7%。2018 年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0371 元全国平均水平的71%。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吃不饱、穿不暖的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
--摘编自程乘坪、邹迪《新中国 70 年扶贫历程、特色、意义与挑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贫困救助的特点并说明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清末民间慈善济贫近代化的背景。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新中国扶贫的意义。
材料一 先秦时期，中国传统社会保障制度已初步形成。汉代政府颁布法令免除老人赋役，设立了常平仓作为备荒仓储，且建立了报灾、勘灾和救灾等基本程序。隋朝设立义仓，南宋时期设立社仓，形成了完整的备荒仓储体系。明清时期在救助社会弱势群体方面，设有养济院、孤老院、惠民药局等救助机构。民间慈善团体也日渐增多，许多慈噩组织规定对“贫困无依的孝子、节妇”要优先给予救济，对“不孝不悌、赌博健讼、酗酒无赖，及年少强壮、游手游食以致赤贫者”一律不予救助。
——摘编自王卫平黄鸿山《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保障事业述论》
材料二 晚清以降，一些有识之士在与西方社会的接触中意识到中国传统救济的弊弊在于“有养而无教”，并认识“重教”的积极意义。晚清政府明确责成地方官绅体察情形，在各种养济院、清节堂中附设工艺所，“兴养立教”。民国政府逐步摒弃传统的慈善观念，代之以先进的国家责任理念，将社会救济视为“集体之生存而当为，不专为人类之悲悯而宜为”的事业。
——摘编自岳宗福杨树标《近代中国社会救济的理念嬗变与立法诉求》
(1)概括中国古代社会保障制度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其成因。
(2)据材料二，指出近代社会保障思想的变化并说明其影响。
材料一：政府遣使“问疾四方，赈济百姓”始于西周。到汉代，国家救助已涉及收养孤儿、贩恤鳏寡、救济废残、赈灾济贫等方面。唐代，政府还增设专门机构按资产多少、丁口强弱划分“贫户”，并分等级予以救助，为防作假，还定期检阅人丁形貌。宋以降，贫困救助开始引入经济手段和民间力量，如采用招商赈济、以工代赈，“纳业补官”（对参与扶贫的富户安排官职）等。此外，从先秦《周礼》中的“荒政十二策”到清代《荒政辑要》，中国古代在贫困救助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
——摘编自邓云特《中国救荒史》等
材料二：19世纪中叶以后，内忧外患下的清政府无法救助贫民和灾民，以士绅富为主的民间救助日趋活跃，作用越来越大。如光绪初年的"丁戌奇荒”，浙商胡光墉在陕西等省筹捐白银近9万两；经元善等成立“上海公济同人会”募捐善款。1902年北京一些富商创立“工艺局”，向城镇贫民教授凿井、铁工、玻璃制造、工业纺织等技以工代赈。此后，各地纷纷仿效，救助从多村向城镇延伸。同时，许多人开始研习西方社会救助思想，赵元益的《备荒说》就是典型，他阐述了救助从传统的“养民”转变为“教民”的必要。
——据陈桦《中国社会救助活动的近代转型》
材料三：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中国广袤的农村地区分布着2.5亿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极端贫困人口，占当时农村总人口的30.7%。仅在1978至1985年间，中国农民收入增长了1.69倍，农村贫困发生率则下降了50%。2003年，中国农村外出就业的劳动力超过1.1亿人，全国农民人均劳务收入514元人民币，在当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加额中，劳务收入的贡献率达到52.1%o有世界银行专家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成为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贫行动，尤其对减少农村地区的绝对贫困人数更是如此"。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贫困救助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晚清贫困救助的变化，并简析变化的原因。
（3）如何理解材料三中“改革开放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贫行动”。
材料 宋代官方救助重点由乡村扩大到城市，呈现出向日常性社会保障体制发展的趋势。随着经济的发展，各级城市突破原有政治和军事性质带来的限制，呈现出空前的兴盛。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又引发激烈的社会竞争，导致市民贫富分化现象日益突出，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年）五月，宋廷采纳大臣苏舜钦的建议，仿照唐代旧制，在开封创设福田院。
宋代城市的官方医疗救助并不是分散、孤立的行为，而是普遍推行的城市救助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北宋时期，从相关政策的制订、制度的建立、机构的创置，到各项措施的实施及规范，乃至一些具体的救助活动，几乎都是由朝廷直接发出指令，并由各种朝廷派出机构负责和监督与执行。随着朝廷政策上的开放和鼓励，地方政府逐渐由被动转为主动。除了各类穷民和贫民，也涉及普通市民、流动人员、灾荒饥民，乃至部分官宦士人。这些原本身份不一、高下有别的社会群体，在官方医疗救助体系中不再具有等级差别，而是同属平等的被救助者。
——摘编自陈国灿陈雪瑶《民生为重：宋代城市的官方医疗救助》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城市医疗救助发展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城市医疗救助发展的背景。
材料一 北宋防洪记载较多，除黄河下游大量修防外，海河水系和珠江水系也出现了堤防。将堤防按险要程度分为两类六等，冬春时备料修缮，调丁夫常达10万以上。宋代对黄河水文特征已有较多认识，将季节性涨水分为10期，根据经验可以预估汛水的到来。王安石提出新开浚手段，曾对黄、汴等河试行机械疏浚。有“铁龙爪扬泥车法”及“波川耙”等。北宋防洪议论很多，主张两河不能并行，迁城邑以避之，东西迁徙不要以人力干涉等，只能“因其所向宽立堤防，约拦水势，使不致大段漫流”等。北宋河防技术已有相当水平。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曾编河防书292卷，已失传。
——摘编自毛振培、谭徐明《中国古代防洪工程技术史》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一直把防洪当作安民兴邦的大事。健全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防汛组织机构，编制了各大江河流域综合规划、防洪规划和必要的补充修订规划。加固新建堤防海塘27余万千米，大中小型水库8.5万余座，大中型水闸3500多座，重点整治了河道，开辟行蓄洪区98处，初步治理水土流失面积80.9万平方公里；建立了报汛站8600多个，水文自动测报系统200多处；运用计算机、气象卫星等高科技手段预报洪水。制定和颁布了《水法》《防洪法》《水土保持法》和《防汛条例》等法律法规。成功地抗御了长江1954年、松花江1957年、黄河1958年、海河1963年、淮河1991年、珠江1994年、长江1998年、松花江1998年等20多次大洪水，累计减少经济损失1.5万亿元以上。
——摘编自程晓陶《新中国防洪体系建设70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河防治理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新中国洪水防治的特点及意义。
材料一 粮食储备体系是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支撑。清代统治者高度重视仓储制度的建设，将粮食仓储视为“生民之大命”。属于国家专项粮食储备的有京仓、通州仓、水次仓、旗仓、营仓等，保证官俸、京城军粮供应。以积贮备荒为宗旨的常平仓、社仓、义仓是清代仓储的重要组成部分。常平仓作为官仓，是清代储备粮食救灾的主体，设于各直省府、厅、州、县，每年“春夏出粜，秋冬籴还，平价生息，凶岁则按数给散贫户”。国家对常平仓的管理非常严格，从修建仓服、储粮数额到仓库的日常管理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并严定常平仓盘查追赔之制，严防仓粮亏空。义仓则为民仓，设于市镇，另外还有同属民办的社仓，设在乡村。
——摘编自赵晓华《清代粮食安全政策及其实践》
材料二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为备战备荒，于1933年10月，制定了“兴办仓储计划”，将仓储分为国立储备仓、省立储备仓和县仓、区仓。同时，明确划分国家、省级、地方不同粮食储备主体的责任。1935年，实业部制定了《农仓业法》及其实施细则，大力推动新型农仓的建设，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当时的农民银行、中国银行等均在各地设立了仓库。《农仓业法》规定：“除堆藏及保管农产品外，可以兼营受寄物调制改装及包装，或介绍借款业务，并规定农仓于收受寄托物后，应发给仓单。”但由于政府财力匮乏，导致仓储设施简陋，储粮损失较大，加之可收购粮源有限，使得粮仓调剂余缺、平抑粮价的功能无法真正发挥出来。
——摘编自金梅等《粮食安全与粮食储备制度的发展演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代粮食仓储制度的特点及其作用。
(2)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0世纪30年代中国粮食储备制度未能有效发挥作用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