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中国历史上，万国梯航来贡之事充斥二十四史，而中国官方主动航行到海外的记录却是凤毛麟角。有之，则主要是地方性的民间的航海活动.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说：“然市船之与商舶，其说稍异，市舶者诸夷船泊吾近地，与内地民互为市，若广之濠镜澳然。商舶则土著民醵钱造舟装土产，径往东西洋而去，与海岛诸夷相贸易。”

——摘自周振鹤《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十六讲》

材料二   （14~15世纪）建立通往亚洲的商路是比寻找新土地和资源更为诱惑的事。欧洲商人从陆路上穿越蒙古帝国的领土进行丝绸、香科、瓷器以及其他亚洲特产的贸易，最远可至中国。然而随着蒙古帝国的分崩离析和鼠疫的传播，丝绸之路的旅行不再像从前那么安全了。穆斯林商人把亚洲的货物经印度洋和红海运送到开罗，再转手给意大利商人，输送到西欧。但是在开罗，货物的价格往往已经涨得很高，而欧洲人对亚洲商品特别是香料的需要又是数量巨大的。

——摘自（美）杰里，本特利等《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和交流》

材料 外交是国家实施政策的手段之一，外交的目的归根结底也是国家的目的。一个国家与世界的关系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从根本上说不是国际环境决定的，而是由这个国家的内部政治决定的。外交在不同国家战略中的地位及其作用提供了不同的历史经验；晚清并非弱国，晚清及近代中国的经验不是“弱国无外交”，而是外交的失败导致国家的失败；美国对待外交的经验是强国无（需）外交，有实力即可，这是强权政治的逻辑；不少小国成功的经验是，外交是国家存亡和兴替的关键、立国之本和“小而不弱”的保证；曾经发动世界大战的德国和日本的经验是，选择战争走向毁灭而放弃战争、选择和平的外交战略，则走向繁荣。

——摘编自张清敏《外交的本质与崛起大国的战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