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基于近代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基本事实，在中国近代史教材的编写和讲授中，强调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着重讲述政治史，这无疑是必要的和正确的，不如此，就不足以反映基本的历史实际，不足以体现历史与时代精神的统一。然而，也无可讳言，在正确地强调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同时，却对中国近代社会其他方面的情况反映不够，因此，也就不能很好地反映历史的多样性和社会生活的复杂性。比如，在强调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时候，往往忽略了社会经济生活和思想文化斗争；在强调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压迫的时候，往往忽略了诸如人口流动、自然灾荒、城镇乡村、风俗习惯等社会问题；在强调变革与革命以及人民群众巨大作用的时候，往往忽略了统治阶级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斗争，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政局变化等等。而这些社会问题，特别是经济和思想文化问题，都与近代中国的政治、军事斗争，与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发展、新陈代谢，息息相关。

——摘编自李侃等《中国近代史》

材料   费正清认为中国近代史基本上是一部中国对西方作出反应的历史。古代中国相对稳定的传统秩序一直延续到19世纪，此时它遇到了一种截然不同的而且更为强大的文明——西方文明，西方的冲击改变了中国的社会和政治，注入了引起现代化并导致永久性变化的力量;面对这一冲击，中国作出的回应是逐渐引进“永久性变化”的要素的同时，背弃传统的“周期性变化”模式，走上现代化道路。

“中国中心观”是柯文对20世纪70年代之后美国学界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出现的一种新趋势的概括。这一派学者批评“冲击—回应”范式，认为其不足以揭示近代中国真实历史，夸大了西方在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堵塞了从中国内部来探讨中国近代社会变化的途径”。他们强调中国社会内部存在强大的变革力量，提倡从中国内部发现历史，超越传统与现代。

——摘编自崔志海《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与方法再检讨》

——摘编自陆剑态《试论中国近现代社会运动的基本规律》

材料   文明是民族认同的标志，也是人类进步的标尺。文明嵌含自我与他者的比较和对话，也传递了后人对前人的批判和借鉴。作为“具有独特的历史连续性和文化传统同一性的大国”，当代中国的现代文明建构不仅与轴心时代以来文明发展规律相契合，更是在由传统中华文明与科技——工业文明的碰撞交融、民族复兴与人类解放的相通共达中所生成的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它的实然性和应然性在于这一民族叙事的新文明不是从头脑中想象出的“抽象逻辑的可能性”，而是在其展开过程中表明的“历史规律的必然性”。

——摘编自吴海江徐伟轩《新文明的中国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