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1年至1908年，慈禧太后掌握清王朝最高领导权。

材料   庚子之变以后，中国面临自有国家以来未有之奇变，“育学兴才，实为当今急务”。1901年9月，清政府命令各省城设中学堂，各县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与普通学堂并行的还有专业教育学堂，包括师范学堂及各类实业学堂，在新式学堂中，开设了大量的西学课程；清政府通令各省选派留学生，并且鼓励自费留学。1903年11月，张百熙、荣庆、张之洞汇奏能《奏订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这是我国第一个经颁布后曾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的学制。1905年9月，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名义诏准袁世凯、张之洞奏请停止科举并兴办学堂的折子，下令“立停科举以广学校”。同年12月，清政府谕令设立学部，序列六部之前，并裁撤国子监，归并学部。1906年，清政府裁撤各省提督学政，另设提学使司，长官为提学使，统管全省学务，并归督抚节制。

——摘编自孔祥雷《论清末新政中的教育改革》等

材料一   唐律要求官吏必须廉洁奉公，严惩官吏利用职权营私舞弊、贪赃枉法的行为，并且对官吏的约束范围不限于本人而且及于家属。唐代不仅在立法上规定了严密防范官吏贪赃的具体措施，而且在司法上也严厉规定了对贪赃官吏的处罚。唐律虽规定官吏可享有议、请、减、赎和官当等特权，但对犯赃官吏，则大杖伺候，一切特权取消，严惩不贷……将官吏的贪赃枉法，与犯十恶不赦的重大犯罪等同起来，足见唐律对吏治的重视。

——摘编自何雨亭《唐代整顿吏治的立法》

材料二   清末新政时期，官场混乱无章，吏治腐败难返，破坏着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在这种腐败成风的社会环境里，清政府新政收效甚微，有的措施甚至成为虐民的苛政。这段时间内，清政府不仅继承了历代王朝的弊政，而且又有在社会转型时期所滋生出来的许多新问题，新旧问题交织在一起，相互作用，构成衰世所特有的吏治腐败景象。争权夺利、因循敷衍、贪污受贿、横征暴敛、生活腐化，行者不讳，闻者不惊，造成了极大的社会危害。腐朽的统治者并没有励精图治，恰恰相反，他们把改革当作发财的最好时机，从上到下，都疯狂贪污、受贿，大肆搜刮、掠夺，最终激起群众的反抗，可以说他们亲自把绅商阶层和广大人民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

——摘编自邵勇《改革之癌：清末新政时期吏治腐败问题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