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萌芽阶段。这一时期，整个社会经历着巨大的变革。政治方面，各国普遍推行郡县制，郡县长官由国君任免，各国实行“见功而与赏，因能而受官”，一方面为监察制度的萌芽创造了条件，但另一方面变革也在政治上滋长了严重的不法行为和腐败现象，检举和纠察官僚已十分迫切和必要。自春秋以来，人们已开始认识到“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彰）也。”墨子认为“上之为政，得下之情则治，不得下之情则乱。”法家则明确提出“以法治吏”，主张打破“刑不上大夫”的旧观念，实行不别亲疏、不殊贵贱的“事断于法”原则。诸子百家的治国治官理论，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地阐明了惩官治吏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可行性。

——摘编自曹春华《中国古代监察制度述论》

材料二 清政府1908年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性文件。虽然它仍然规定“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但它首先要求“上自朝廷，下至臣庶，均守钦宪法，以期永远率循，罔有逾越”；其次规定不经议院议决，君主就不能颁布法律，“已定之法律，非交议院协赞”，君主也无权“以命令更改废止”。这种一切权力都是法律监督对象的宪政观念的诞生、传播和逐步被接受是法律监督近代化的最大成就。在传统的监督体制中,监察机构独立承担着整饬吏治的职责。近代逐步确立了集立法、行政、司法和审计监督等各种法律监督于一体的综合监督体制和分权制衡的法律监督原则。随着报纸、电台等新式传媒工具的出现和“庶政公诸舆论”等立宪指导思想的公布,“庶人不议”的禁令解除了。几千年的封建文化专制出现了松动,人们第一次可以合法地指陈时政,议论国事。同时“党禁”的解除使得政党政治第一次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这些新生事物为中国法律监督体制注入了新的活力。

——摘编自刘双舟《简析我国法律监督体制的近代化》

6 . 材料一   科举非恶制也，所恶夫畴昔之科举者，徒以其所试之科，不足致用耳！昔美国用选举官吏之制，不胜其弊，及1893年始改用此种试验，美人颂为‘政治上一新纪元’。而德国、日本行之大效，抑更章章也。世界万国中行此法，最早者莫如我，此法实我先民千年前之一大发明也。自此法行，而我国贵族寒门之阶级永消灭；自此法行，我国民不待劝而竞于学。此法之造于我国也，大矣！人方拾吾之唾余，以自夸耀，我乃惩末流之弊，因噎以废食，其不智抑甚矣。吾故悍然曰：复科举，便！

——梁启超《官制与官规》（1910年）

材料二   科举制的废除，使得精英开始多元化了。不再往国家流动，而是流落到民间，国家与精英的关系在1905年后出现了疏离。在某种意义上，清政府是毁在废科举上。说得绝对一点，不废科举，何来“辛亥”？没有“（19）05”，何来“（19）11”？科举的废除还造成一个后果，民国找不到使得民族国家一体化的整合方式，某种意义上说，辛亥革命的胜利乃是地方士绅的胜利，中央不再能控制全国。此外，科举废除后，这套比较具有公平性的选官制度没有找到替代品，结果吏治大坏，任人唯亲、派系政治等泛滥成灾。所以科举的废除在某种程度上比辛亥革命更重要，它倒是一场真正革命，一场静悄悄的革命。

——2005年许纪霖在“科举废除百年”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