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01年1月，光绪上谕称“法令不更，痼习不破，欲求振作，须议更张”，清末新政开始。不久成立督办政务处为新政提供保障，负责对官制进行改革。在中央，裁汰了各衙门的胥吏差役，停止损纳买官。在地方，裁撤了云南、湖北、广东三省巡抚等。此外还创设了如商部、外务部等近代新机构。1905年7月，清廷特派载泽、端方等人分赴东西各洋考求政治。1908年8月颁布的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规定了“君上有统治国家之大权。凡立法，行政，司法，皆归总揽”等14条，还规定了“臣民权利义务”9条，第一次以法律形式明确宣布臣民有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各省在1909年8月，成立咨议局。其宗旨是“为各省采取舆论之地以指通省利病，筹计地方治安。”10月，资政院成立，其职责主要是：议定国家预算、决算；议定法律法规以及其他奉特旨交议事件等。

——摘编自庞琳《清末新政之政治领域改革的探求与分析》

材料一   在古代中国，“法律是道德化法律，而道德是法律化道德，情理即是道德，情理法融为一体”，这得益于中国特殊的现实状况和环境。尊卑长幼、贵贱亲疏情理观念是与自给自足的家庭生产生活方式相适应，刑无等级之类的观念虽有偶然提出但站不住脚。古代中国宗法制组织形式，也深深决定着中国人的法就是“家法”，就是情理法。人们也习惯于依据自幼耳濡目染的儒家“礼”“理”“名分”“义”等来评断一个人言行的非法与否罪恶轻重，而不是依据朝廷的法律去评断。此外，在古代中国往往不恰当的强调了政治的作用，把法律当作了政治的附庸，从而使法律失去了其自身的独立性，这也为以情理介入法律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摘编自俞世峰《中国法文化中的情理交融现象形成原因分析》

材料二   1902年清廷下诏修订法律，一些野蛮的条文被除去，从法的理念上认同人的基本权利，满汉不同法也被取消，近现代法律精神逐渐为世人所认同。清廷同时开始了国际法、民法、商法等新法的修订。在法律转型过程中，思想先进的中国人对西方法理表示了浓厚的兴趣，成立中国法学会，发行法学会杂志，设立了法律学堂，专门培养近代法律人才。它也反过来促使中国知识分子对古代中华法系进行思考，最为著名的当属沈家本的《历代刑法考》。在清廷修订律令时，沈家本参考了中华法系中一些合理的东西，使法律转型具有明显的中国特点。法律转型也带来了许多新的东西，物权、债权、法人等新的概念深入了社会生活，过去的书吏、幕友等日渐消失，讼师也被新兴的律师所取代，这些变化不可抗拒，又悄悄地改变着民众的生活，改变着社会结构。

——摘编自熊英   王刚《近代中国法律转型问题浅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