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编自杨永俭《试论唐代墓葬美术中的宗教共生现象》、程旭《唐墓壁画中周边民族文化因素及其反映的民族关系》
结合材料和所学，以“唐朝时期的墓葬文化”为题写一则历史短文。（要求：表述成文，叙述完整；立论正确，史论结合；逻辑严密，条理清晰。）
材料一 秦灭六国后，兵不解甲，继而南击越人，北伐匈奴：两汉之时，也积极对周边各民族进行征战以开拓新的疆土。为了保障开疆拓土政策的顺利进行，秦汉还制定了一些具体的民族政策，如秦在南越、西贩之地置南海、桂林、象郡，汉在匈奴故地陆续设立了朔方郡、酒泉郡、武威郡、张掖郡、敦煌郡等；秦从匈奴手中夺得河套地区后，将数以万计的中原汉族军民，“戍以充之”和迁去开垦土地。面对“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匈奴，汉王朝根据国势的强弱情况，对匈奴又实行了颇具特色的和亲政策。
——摘编自徐杰舜《秦汉民族政策特点初论》
材料二 孝文帝的全面汉化是北方民族文化融合于中原汉民族文化的伟大典范。孝文帝下诏改用汉姓，改穿汉服，改说汉语，推行汉族的官制和律令，都是旨在学习吸取汉民族的先进文化；同时，胡食、胡床、畜牧选种等草原文化因子也逐渐融入汉族人民的生活中。孝文帝的封建化改制对于鲜卑族和汉族来说，都有无可置疑的历史进步性。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三 拓跋部原先经济、文化相对落后。进入中原后，北魏统治者没有处理好与经济文化相对先进的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关系，致使民族矛盾日益尖锐，严重威胁北魏统治的稳固。史书记载，自北魏建国至孝文帝执政前近一百年间，北魏境内各族人民起义多达八十余次，这些起义严重打击了北魏的统治。
——摘编自人教版选修一《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
(1)依据材料一，归纳秦汉时期处理民族关系的方式。
(2)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北魏孝文帝改革的原因，并分析其改革有何意义。
材料一 西周的宗法分封制度，造就了华夏系民族共同体与戎、夷、蛮、狄共同体犬牙交错、夷夏混居的族群分布格局。春秋以降，周王室在“礼崩乐坏”的大趋势下日益式微，由此失去了制衡诸侯和四裔诸族的“天下共主”地位。大国争霸、四夷交侵背景下的剧烈社会动荡，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了各地族群的空前融合和相互认同。华夏、蛮、夷、戎、狄之间的文化差距和心理隔阂日益消弥，华夏与蛮夷戎狄一体同源的思想观念应运而生。这种观念的广泛流行，代表了当时“中国认同”的最高境界。
——摘编自田广林、任妮娜《从夷夏异制到华夷一体：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认同》
材料二 南宋统治者对南方西南少数民族采取了“权其酋长、使自镇抚”，建立土官统治，实行“以夷治夷”或“以夷治蛮”政策。辽、金建立政权后，逐步改变了对待异族掠夺与同化政策，承袭了“胡汉分治”与“因俗而治”，实行两种制度，“以国制待契丹、以汉制待汉人”。辽、金都实行了南北面官制、蕃律和汉律，还接受了先进的汉族文化和管理制度。元朝中央设宣政院管辖藏族地区事务，制定了“吐蕃刑律”，极大地密切了吐蕃地区与中央的关系。继南宋将澎湖划归福建晋江县管辖后，元在澎湖设立了巡检司，管辖台湾和澎湖。在北、西北地区设立羁縻卫所和屯田，以当地民族首领充任卫所长官。南方和西南地区，在土官制度基础上，发展成更加严密的土司制度。
——摘编自孙懿《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历史进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春秋战国时期“中国认同”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辽宋夏金元时期国家治理的新举措及特点。
材料 从顺治至康熙初年，黄宗羲对清统治者怀着强烈的民族仇恨，不仅在行动上进行武装反抗，而且在《留书》、《明夷待访录》等著作中还进行激烈的批判。康熙十七年（1678），清廷议修《明史》，特开“博学鸿儒科”，以延揽人才。叶方蔼向康熙帝推荐黄宗羲。黄宗羲的弟子陈锡嘏当时在北京任职，代为力辞。黄宗羲闻知后即致书陈锡嘏表示感谢，说如果让他“待诏金马”，无异于“断送老头皮也”。康熙十九年，黄宗羲年已七十一岁，徐元文（顺治十六年状元，官至户部尚书）在康熙帝面前举荐黄宗羲参与修史，康熙帝下旨浙江督抚“以礼敦请”，黄宗羲仍然托病力辞，却派遣自己的儿子黄百家到徐元文主持的明史馆去修史了。康熙二十六年，黄宗羲在写给徐乾学（康熙九年探花，官至刑部尚书）的一封信中写道：今圣主特召，入参密务，古今儒者遭遇之隆，盖未有两。五百年名世，于今见之……从中国历史的发展来看，何尝不可以称道梨洲的现实主义态度呢！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从顺治至康熙年间，黄宗羲对清廷的态度逐步发生了什么变化？(2)根据材料分析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从中国历史的发展来看”，黄宗羲对清廷态度的变化有什么现实意义？
材料一 商周时期的统治者已经产生了“敬德保民”的认知和经验。春秋时期，政治家管仲认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孔子主张“为政以德”，提倡统治者应该加强修养、克己成仁，实施养民、富民、教民之治。战国时期，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主张，力主君为民而设、统治者要推行“仁政”。
——摘编自严炳洲《从以民为本到人民至上——民本思想在中国的现代化演进研究》
(1)依据材料一、概括先秦时期民本思想的主要观点。
材料二 汉初，经济的凋敝和秦亡的教训使统治者认识到“为富安天下”，只有与民休息、尽快恢复社会经济，才是兴邦的根本出路。汉高祖即位之初，“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五而税一”。文帝时“下诏赐民十二年租税之半”。景帝时“三十而税一也”。文景之时，先后“除肉刑”，“欲令治狱者务先宽”。
——摘编自马卫东《中国古代三大治世的历史成因》
(2)依据材料二、概括汉初统治政策的特点。结合所学说明其带来的影响。
材料一 先秦诸子，关于政治社会方面的意见，是各有所本的。儒家，是综合自上古至西周的政治经验所发生的思想。法家，是基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形势所发生的思想。先秦诸子所想解决的，都是人事问题，而人事问题，则以改良社会的组织为其基本。
——摘编自吕思勉《中国通史》
材料二 孔子为了宣传自己的学术理想，寄希望于周游列国，却以失败告终；孟子时代，则是“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秦始皇更是实行了“焚书坑儒”的决策。虽然，汉初儒学偶有机会露面，但很快就被道、法强势逼退，至汉武帝时，这一局面才逐渐被打破。公元前134年，董仲舒在武帝举贤良对策中崭露头角，并提出“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的主张，获得汉武帝的采纳，“五经”成为法定的经典。
——摘编自钱耕森《董仲舒：儒学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
材料三
材料四 韩愈痛感于儒学的衰弱，著《原道》一文。一方面竭力排佛，另一方面又在自己的学说中糅进了不少佛学的成果。
——ト宪群总撰稿《中国通史·隋唐五代两宋》
(1)根据材料一，概括春秋战国时期先秦诸子思想的共同点。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儒家和法家为解决“人事问题”提出的主张。
(2)根据材料二，概括先秦至汉代儒学地位的变化，并简析这种变化的影响。
(3)根据材料三、四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魏晋至唐代思想文化发展的特点。
材料一 明初，朱元璋采取鼓励垦荒政策，至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全国人口数大约为7270万，清朝经过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增长，至道光二十年（1840年），人口总数增至4亿3千多万，达到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最高峰。人口的快速增加导致出现了许多社会问题，当时的学者洪亮吉觉察到这些问题，提出了调剂人口的思想，但没有被重视。
民国初期，国事衰败，“人满之患”的弊端日渐暴露。以《东方杂志》为代表，众多报刊积极刊登人口研究文章。这些文章运用西方马尔萨斯人口论和社会调查的方法，反对人口增殖的传统人口观，试图通过人口品质提高、优生手段达到民富国强的目标。
下表为《东方杂志》涉及人口研究的文章统计表：
| 文章篇数（部分） | 涉及人口理论9篇，强调生育控制4篇，人口调查15篇 | 文章作者（部分） | 陈长潇、潘光旦、孙本文、乔启明（人口学者），竺可帧（气象学家）、彭家元（农业学家）、张荫麟（历史学家） |
——摘编自任惠玲《洪亮吉人口思想与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比较及启示》等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国人口增长呈现阶段性特征，人口政策也在不断调整变化。50年代经济建设中“深深感受到不是人口太多，而是人手不足”，彼时“人多力量大”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旋律，加上受苏联鼓励人口增长的影响较深，党和政府对生育行为进行嘉奖。“鼓励”性人口生育政策带来的人口过快增长与社会资源供给不足的矛盾不断凸显，1957年马寅初著作《新人口论》深入剖析了当时中国的人口问题，60年代国务院首次提出计划生育。1978年“实行计划生育”第一次被写进《宪法》，国家明确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21世纪后，我国又面临人口老龄化加剧、年轻劳动力短缺等问题，2016年实施全面两孩政策。
——摘编自马红鸽、贺晓迎《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口生育政策变迁及其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清时期人口快速增长的历史背景，概括民国初期人口研究的主要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建国后影响我国人口政策变化的主要因素。
(3)结合上述材料，谈谈中国历史上人口发展变化带来的启示。
材料一 《资治通鉴》在探讨历史盛衰上体现出史学求通的思想，由于时代的特点，司马光总结历史盛衰经验，除关心秦何以亡，汉何以兴，隋何以亡，唐何以兴这些问题外，侧重探讨如何用封建纲常礼教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司马光关于历史过程的王道、霸道的观点是保守的、倒退的历史运动观。《资治通鉴》选择史料的标准：一是求实，这是考异法要解决的问题；二是鉴盛衰，法善戒恶，这是政治、伦理道德的标准。司马光考史是为修史服务的，《通鉴》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历史文学价值。《通鉴》在史学史上有深远的影响。
——摘编自吴怀祺《的价值和司马光的历史观》
材料二 九一八事变后，政府为唤醒国民爱国精神，通令各大学开设中国通史课程。傅斯年等提出了“书生何以报国？”的问题。钱穆为了讲好通史课，先后编写了几种讲义，又编选了一部《参考资料》，后编成《国史读本》，此外，尚有“通史随笔”五六册，汇集备课时所需史料，到西南后又续有补充，为《国史大纲》之祖本。《国史大纲》成书后，钱穆写成《引论》一篇，在昆明《中央日报》上发表，正面阐述了钱氏“新史学”的基本内涵，批评了当时流行的各种史学观念。他强调，一国历史与文化实是民族赖以存在之基础，“国史”应成为一种国家和国民的教育。
——摘编自冯峰《钱穆研究三题》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资治通鉴》的史学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钱穆撰写《国史大纲》的历史背景及意义。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优秀史学著作的共性价值。
材料一 下图为“唐代襄阳城内外里坊示意图”。
材料二 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八作使段仁诲修天驷监，“侵景阳门街，上怒，令毁之，仁诲决杖。”……仁宗天圣二年，拆除“京师民居侵占街衢者，令开封府榜示，限一岁，依元立表木（界限）毁拆”。此后，宋神宗开征“侵街钱”，宋徽宗征收“侵街房廊钱”，无疑默认了侵街行为的合法性。
——摘编自李永《繁华背后：“违建”侵夺中国古代城市空间》
材料三 对于里坊制崩溃的进程及时间，中外史学界曾从经济史或城市发展的角度进行过探讨，产生了北宋初年、末年、仁宗庆历、景祐年间诸说。……这些观点，由于缺乏对里坊制整个崩溃过程的系统揭示及考证，往往流于简单化，易导致片面性。并且，上述诸说多忽视“侵街”在里坊崩溃过程中的作用及崩溃的表现。
——李合群《论中国古代里坊制的崩溃——以唐长安与宋东京为例》
(1)依据材料一，概括影响唐代襄阳城“里坊”命名的主要因素，并分析如此命名的目的。
(2)材料二中，宋代都城出现了什么新现象？反映了当时怎样的经济状况？北宋政府的应对措施有何变化？
(3)分析材料三，说明史学界对里坊制研究的共识及不足之处。
(4)综上并结合当今时代，谈谈“里坊”制度的研究价值。
材料一 目录是一本书的缩影，是全书内容的提纲挈领。阅读《中华文化史》的第七章部分目录
第七章两宋：内省、精致趋向与市井文化的勃兴
| 节次（节选） | 标题 | 子目（节选） |
| 第二节 | 从儒学复兴到理学构建 | （一）岑寂后的复兴 （二）两宋理学 |
| 第四节 | 文人天地 | （一）以婉约含蓄为主格调的宋词 （二）品味高雅的宋画 |
| 第六节 | 科技之光 | （一）社会温床 （二）绚烂之花 |
——摘编自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
(1)根据目录中的“标题”，宋朝在哪些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2)南宋“理学”的重要代表人物是谁？在“文人天地”的“宋词”或“宋画”中任选一个方面写出两个具有不同风格的派别。
(3)“科技之光”的具体成就有哪些？对后世产生的共同作用是什么？
材料二 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灿烂辉煌，曾经长期领先于世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农耕经济的繁荣，不仅为中国古代的发明创造提供了根本保障，而且为科技成果的使用与传播创造了条件。勤劳智慧的中国古代科学家，在天文学、气象学、医药学、农学、数学等领域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摘编自《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③》
(4)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我国古代科技灿烂辉煌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