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朝的学术界“谈良知者盈天下”，士人中出现了“凭虚见而忽躬行，甚至越绳墨自恣”的现象，由此引发了一些儒学家的强烈不满。他们在对宋明儒学的反省和批判中，积极致力于“儒学精神的重建”。例如顾宪成把关注国事、天下事放在首位，提出“天下之是非，自当听之天下”的口号，他还认为把孔孟之道说成“万世无弊”的绝对真理是错误的，任何思想在发展和传承中都会出现“失真”。他和其他东林学者力求把讲学与救世情结结合起来的学术努力，反映了晚明儒学发展的新动向。

——摘编自姜林祥苗润田《中国儒学史明清卷》

材料二   维新人士从对封建礼教的批判到对儒学经典的批判，将孔子与后世儒家割裂，挖空了传统儒学的内核。他们提出后世儒家失去了“孔子真精神”与“儒教真义”，继而提出“孔教复原”即恢复“孔子真精神”。康有为鼓吹孔教本来是完美无缺的，孔子的真精神被之后的历代儒家所抛弃。在康有为等维新人士的理论宣称中，各个时期的儒家经典与儒家圣贤都受到了批判，孔子成了孤军奋战的“孤家寡人”。

——摘编自李博《试论近代儒学的危机与流变（1840~1919）》

材料三   五四运动对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进行了批判，但并未完全摧毁李大钊对儒学价值观的肯定。学贯中西的他结合当时中国的国情，提出了自己对待儒学的独特观点，他既肯定和尊重儒学的“真理”，也对其中的“糟粕”进行了反思和批评。基于这些思考，他从理性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儒学与西方学说相结合的主张，“期与东西文明之调和有所裨助，以尽对于世界文明二次之贡献”。

——摘编自姚文兴《论李大钊的儒学观》

材料一   文官制的核心就是权力运行的理性化，所有政事都有完备的制度与程序可遵循，从而最大限度地隔离私人因素的影响。几乎每一个王朝都有“内朝”预政，权力的运行出现严重的非理性化，唯独宋朝三百余年，没有形成破坏文官制的“内朝”，文官制的运行非常稳定。北宋吕公著对神宗说：“自古亡国乱家，不过亲小人、任宦官、通女谒、宠外戚等数事而已。”南宋洪咨夔对理宗说：“臣历考往古治乱之原，权归人主，政出中书，天下未有不治。”换言之宋朝文官集团清醒地认识到宦官、女谒、外戚这些非理性势力的破坏性，要求公权力在文官制框架下行使（政出中书）。

——摘编自吴钩《宋：现代的拂晓时辰》

材料二   根据宪法，大臣是负责制订政策，文官负责执行，但实际情形并非如此，他们之间的关系“既复杂又微妙，是随不同的人和情况而变化的。”文官职位的长久性与大臣职位的暂时性形成了对照，当两者发生意见不一致时，那不是暂时任职的两方势均力敌的斗争，而是一个暂时大臣和部门长期积累的经验与政策之间的不对等的较量。大臣频繁调动导致其专业知识的匮乏，如安东尼克·罗斯兰九年中先后担任过六个不同部门的大臣，从专业知识方面来说，几乎没有取得什么进步。“……因此对自己承担的责任有准备的……大臣是非常罕见的”。部门规模的扩大不可避免地使行政人员有权决定哪些问题要请示大臣，哪些问题不用大臣过问就能解决。

——摘编自李治国《传承与变革之间：当代英国文官制度发展路径前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