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某班级开展了“大运河”探究活动。

材料一   

材料二   大运河于2014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

材料三

图2        中国大运河图                                             图3       英国人托马斯·阿罗姆笔下的京杭大运河——《大运河图册》

材料一   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传统文化统一性与多样性是对立统一的。汉代董仲舒“独尊儒术”的主张把传统文化的统一性推向了极致。但事实上，统治者宣扬的“吾家治国之道，霸王道杂之”，又使它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就先秦而论，从周人对前代的维新，到孔子对周礼的重新解释；从孟子对孔子思想的发展，到荀子对先秦百家争鸣的总结与融合，传统文化又经历了继承性与变革性的过程。古代中国虽历经战乱、分裂和王朝更替，但传统文化从未中断，总是在继承已有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的连续性和包容性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这种包容性又利于中华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

——摘编自张岱年《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材料二   近代，中国人接纳西方文化的过程是认识世界和反思自身的过程。它冲破了中国传统的民族封闭意识和自大心理，强化了民族忧患意识和民族复兴的内在驱动力，对中国的近代化具有积极意义。这一过程中，全盘否定民族文化、对西方文化认识过于肤浅、仅限于上层人士和社会精英参与等弊端也比较明显。因此，近代中国接纳西方文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包容得失的历史过程，遵循着其内在发展逻辑。实践证明，近代中国文化的最终出路－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与中国固有文化体系相结合，并不断吸纳全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和文化精华，以使中华文化体系能与时俱进，永存活力。

——摘编自孙守敏《近代中国对西方文化的接纳及得失》

材料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我们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吸收借鉴外来文化，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有鉴别地对待、有扬弃地继承。

——刘家义《坚定文化自信担当文化使命》

材料一   南宋时期，江南农村市场快速成长，开始形成较为完整的区域体系。广泛兴起的各种集市将市场活动扩散到农村各个角落，将农民零散的交易活动纳入到一定地域范围的商品流通网络之中，由此发挥出初级市场的作用。镇市则属于更为成熟的市场形式，不仅商品流通规模大，辐射范围广，而且与城市市场和跨地区市场联系密切，因而具有中心市场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江南农村多层次的商品流通日趋活跃，跨地区的市场联系不断加强，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商品生产的地域分工格局。小农经济也发生相应变化，农村家庭的消费和生产活动逐渐呈现出由传统的自给自足模式向市场供给和商品化生产转变的趋向。但此时期江南农村市场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总体上仍相当有限，且明显受人口增长压力和朝廷赋税货币化政策的影响，某些方面甚至可以说是畸形的繁荣。

——摘编自陈国灿、吴锡标《南宋时期江南农村市场与商品经济》

材料二   棉业牵一发而动全身，是具有前后联进效应的产业，价廉机纱的进口和民族棉纺业的发展使土布业手纺纱的使用被机纱所取代，手工棉纺织业发展的瓶颈得以解决，织布区出现了商人放纱收布的雇佣劳动组织形式，并推动了手工织布工场的发展。民族棉纺织业的发展也带动了植棉业的科学种植，政府和社会努力改良棉种，改善棉质，增加产量，至20世纪20年代末外棉进口减少明显，纱厂用棉的自给率提高，也增加了农家经济收入，繁荣农村经济。棉业的前后联进不仅关乎棉业经济本身，与农业、工商业、机械、金融、交通运输等业皆密切相关。近代海外贸易中乡镇棉业民营经济的演进发展，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代中国经济虽历经劫难，外有帝国主义侵略，内有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但是在竞争压力下通过技术改进和结构重组，仍在不断向前发展和进步。

——摘编自于新娟《海外贸易与近代江南乡镇民营经济的发展——以棉业为例》

材料三   当前中国农村已经进入加快转型和全面转型的新阶段，也就是实现农村现代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过程，面临八大严峻挑战。首当其冲的就是高成本严重损害农业竞争力。高生产成本推高了粮食价格、降低了农业经营收益，损害了农业竞争力。此外，农业机械化亟待转型升级、农民增收的压力不断增加、农村资源资产浪费严重、农村生态环境亟待改善、乡村治理模式仍需创新等问题也给农村全面转型发展提出了多重挑战。

——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中国农村发展报告》（2017）

材料一

——李强、徐康宁、魏巍《“康乾盛世”真的存在吗?》

(注：清前期廉熙、雍正、乾隆(1662-1795)三朝统治的134年间，史称“康乾盛世”或“康雍乾盛世”。)

材料二   康熙于1683年统一了台湾，全国最后归于一统……康熙即位之前的七八十年   间，中国一直处于动荡之中，光战争就打了40年，民不堪命。到康雍乾时，分裂归于一统， 人心思定，稳定和发展成为社会各个阶层的共同愿望。康熙总结自己一生时说：“孜孜汲汲， 小心敬慎，夙夜不遑，未尝少懈，数十年来殚心竭力，有如一日”“每事必加详慎”“即章内有一字之讹，必为改定发出。”

——陈流《康乾盛世成因蠡析》

材料三 康雍乾盛世是在一个相对封闭体系中发展而来的盛世，是中国传统帝制的最后一抹斜阳，最后一首挽歌，虽然辉煌，只是已经走到了尽头。

——侯杨方《盛世启示录》

表 中国与英国(欧洲)18世纪人均国民收入对比

——整理自李强、徐康宁、魏巍《“康乾盛世”真的存在吗?

材料一   战国后期，荀子继承了孔孟的幸福论，并进一步对幸福与物质、礼欲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尤其注重幸福的内涵，包括：“成仁之道”的德性幸福；“以义制利”的道义幸福；“以礼节欲”的理性幸福。他指出人要实现真正的幸福：首先，要“化性起伪”，使人性在不断的自我更新中体会到幸福；其次，要“积善成德”，通过善德的不断积累促进幸福的不断增进；再次，要“学至乎礼”，通过“礼”规范人的德行进而保障个体幸福的实现：最后，提倡“国昌民福”，即人的个体幸福体验与个体赖以生存的群体有着紧密的关系。荀子的幸福观为当前我国构建幸福社会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摘编自袁晓娟《荀子的幸福观及其现代启示》

材料二   幸福是古希腊伦理思想的重要范畴，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对幸福问题论述是最深刻、最系统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是某种完善的东西，个人的善固然重要，“城邦的善却是所要获得和保持的更重要、更完满的善”。处于战乱中的国家的国民是很少能够获得安宁幸福，因此，个人是脱离不了所在时代和社会而自谋福气。既然，个人的幸福与城邦息息相关，那么，城邦就有义务建设好城邦并让民众过上幸福生活。城邦建设中法律至关重要，如果一个人不是在健全的法律下成长的，就很难使他按受正确的德性。德性是幸福的重要组成部分，“合理的社会制度、适当的职业、强壮的身体和一定数量的财富”同样不可或缺。在众多伦理德性之中，亚里士多德尤其珍视公正对于幸福的意义。

——摘编自冯骥《浅析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等

材料一：中国自夏朝以来,就有了庠、序、校和学等教育机关。“学在官府”，只有奴隶主子弟能入学校学习，而劳动人民子弟只能在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中，跟长辈学习一些为人之道和生产劳动的知识与技能。但到了孔子的时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都在下移，这就为私人办学提供了机会。孔子在创办私学的职业生涯中，其弟子来自鲁、齐、晋、宋、陈、蔡、秦、楚等不同国度，吸收了被中原人视为“蛮夷之邦”的楚国人公孙龙和秦商入学，孔子弟子中有来自贵族阶层的南官敬叔、司马牛、孟懿子，但更多的是来自平民家庭的颜回、曾参、闵子骞、仲弓、子路、子张、子夏、公冶长、子贡等。

——据《中国古代教育史》

材料二：古代儿童启蒙读本有这样的内容：“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据《中国古代教育研究》

材料三：“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这是我国古代教育的真实写照。这一情况在19世纪60年代因新式学堂的出现有所改观，当时的学校开设有外语翻译、轮船驾驶、天文、测算、行军布阵等课程，特别是1904年清政府颁行的《奏定学堂章程》更是规定了学校教育中几何代数、植物动物、理化、法制理财、体操等课程的课时，在中学堂180个课时中，读经讲经以45课时居于榜首。

——据《中国近代教育史》

材料四：恢复高考以来高校招生统计图表

材料一   唐前期敦煌文化的内容极其丰富，西汉以来几百年的发展为敦煌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丝绸之路的畅通，使得众多商胡到来和定居，又为这里带来了城外文化的精髓，儒学、佛学、道学和其他外来宗教学说在这里交相辉映。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生活条件的改善，这一时期的莫高窟在形象塑造上、深受大唐积极健康的审美情趣影响，绘塑的人物皆是丰盈润泽，健硕强壮；壁画内容不再追求苦行清修，转而宣扬天国的欢乐和现世的幸福。画面用色多浓郁华丽，与早期的古朴沉稳恰成对比，创作出的艺术品具有极强的生命力。

——据杨宝玉《敦煌史话》

材料二   1900年5月，引起世界轰动的藏经洞被发现，部分当地官员认识到洞内文物价值，希望运到省城兰州保存，但时局混乱，甘肃省政府以无暇筹措运费为由，拒绝这一提议。1907年后，西方国家派出的“深除队”先后进入敦煌掠走大量敦煌文物、破坏敦煌壁画遗迹，大量敦煌文物就此流散世界各地，一度造成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的局面。1944年，国民党政府在文化届和社会舆论的强烈呼吁下、成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在不受国民党政府重视、经费支绌、条件艰苦的情况下，开始担负起了保护和研究莫高窟的重任。

——据宁可、郝春文《敦煌的历史和文化》

材料三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敦煌，随后将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直接由中央文化部领导，增加人员编制，扩大工作范围。1961年，莫高窟被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成为目前世界史最大的敦煌相关研究实体，经过学人的努力逐渐形成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的局面。1987年，敦煌莫高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改革开放以来，敦煌和莫高窟在丝绸之路上再度放出光辉，世界学者络绎不绝，旅游者接踵于道。如今，人们正在领略着这份丰富绚烂的文化财富，整理研究，吸收运用。

——据樊锦诗、赵声良《灿烂敦煌》

材料一   学田制度创立于北宋庆历年间。学田属于官田的一种，大多由朝廷划拨给州县学校和地方书院。学校用出租学田给佃户以收取地租的方式维持学计，地租主要是按季定额收缴粳米、糙米、菽麦等粮食作物，部分地方也采取折钱租的方式，如郓州学田“二千五百亩有奇，与民耕，岁输钱百万”，楚州学田年入七十万帛。学田的出租、收租、钱粮支付等，多由各学校自行办理，“一岁气廪……规划均制，不取于县官，而坐有余资”。学田制为学校的维持和发展提供了可靠的经济保障，宋代官办州县学校规模之大远超从前，北宋末年州县学校学生已达近十七万之众。

——整理自李清凌《学田制度：庆历改革的一项创举》等历史试题第5页（共6页）

材料二   晚清新式学堂的经费主要有整旧为新（将旧有教育机构的资产屋宇作为新式学堂的校产费用）官款拨给、民间捐助、学生缴费等几个来源。在大规模兴学伊始，整旧为新可以为教育提供较多的房产、资金支持，但可供改造的资源毕竟有限。金融形势的恶化、财政的超负荷运转，使清政府根本无法保障教育经费的投入。统治者对于新学又往往具有本能的抗拒，1867年关于京师同文馆开办算学馆的争论、1881年留美幼童的撤回，都清楚地表明他们对于西方文化的恐惧心理和排斥态度。教育领域管理混乱、财务制度不明确，也使得学生和民间投资者对于高昂的学费心存疑虑，学生故意浪费粮食、挥霍无度，导致教育经费的严重浪费，清末仅由饮食引发的学潮就达21次之多。

——整理自金林祥，赵会可《晚清新式教育经费不足原因分析》等

材料三   改革开放前，我国未提出过政府教育经费增长的要求。改革开放后，1985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1986年颁布的《义务教育法》、1995年颁布的《教育法》，明确提出伴随国民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增长，逐步提高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和占财政支出比例。据统计，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 GDP比例由1991年的2.81%上升至2016年的4.22%。

——摘编自王善迈《教育经费投入体制的改革与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