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南宋时期，江南农村市场快速成长，开始形成较为完整的区域体系。广泛兴起的各种集市将市场活动扩散到农村各个角落，将农民零散的交易活动纳入到一定地域范围的商品流通网络之中，由此发挥出初级市场的作用。镇市则属于更为成熟的市场形式，不仅商品流通规模大，辐射范围广，而且与城市市场和跨地区市场联系密切，因而具有中心市场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江南农村多层次的商品流通日趋活跃，跨地区的市场联系不断加强，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商品生产的地域分工格局。小农经济也发生相应变化，农村家庭的消费和生产活动逐渐呈现出由传统的自给自足模式向市场供给和商品化生产转变的趋向。但此时期江南农村市场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总体上仍相当有限，且明显受人口增长压力和朝廷赋税货币化政策的影响，某些方面甚至可以说是畸形的繁荣。

——摘编自陈国灿、吴锡标《南宋时期江南农村市场与商品经济》

材料二   棉业牵一发而动全身，是具有前后联进效应的产业，价廉机纱的进口和民族棉纺业的发展使土布业手纺纱的使用被机纱所取代，手工棉纺织业发展的瓶颈得以解决，织布区出现了商人放纱收布的雇佣劳动组织形式，并推动了手工织布工场的发展。民族棉纺织业的发展也带动了植棉业的科学种植，政府和社会努力改良棉种，改善棉质，增加产量，至20世纪20年代末外棉进口减少明显，纱厂用棉的自给率提高，也增加了农家经济收入，繁荣农村经济。棉业的前后联进不仅关乎棉业经济本身，与农业、工商业、机械、金融、交通运输等业皆密切相关。近代海外贸易中乡镇棉业民营经济的演进发展，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代中国经济虽历经劫难，外有帝国主义侵略，内有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但是在竞争压力下通过技术改进和结构重组，仍在不断向前发展和进步。

——摘编自于新娟《海外贸易与近代江南乡镇民营经济的发展——以棉业为例》

材料三   当前中国农村已经进入加快转型和全面转型的新阶段，也就是实现农村现代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过程，面临八大严峻挑战。首当其冲的就是高成本严重损害农业竞争力。高生产成本推高了粮食价格、降低了农业经营收益，损害了农业竞争力。此外，农业机械化亟待转型升级、农民增收的压力不断增加、农村资源资产浪费严重、农村生态环境亟待改善、乡村治理模式仍需创新等问题也给农村全面转型发展提出了多重挑战。

——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中国农村发展报告》（2017）

材料一   唐前期敦煌文化的内容极其丰富，西汉以来几百年的发展为敦煌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丝绸之路的畅通，使得众多商胡到来和定居，又为这里带来了城外文化的精髓，儒学、佛学、道学和其他外来宗教学说在这里交相辉映。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生活条件的改善，这一时期的莫高窟在形象塑造上、深受大唐积极健康的审美情趣影响，绘塑的人物皆是丰盈润泽，健硕强壮；壁画内容不再追求苦行清修，转而宣扬天国的欢乐和现世的幸福。画面用色多浓郁华丽，与早期的古朴沉稳恰成对比，创作出的艺术品具有极强的生命力。

——据杨宝玉《敦煌史话》

材料二   1900年5月，引起世界轰动的藏经洞被发现，部分当地官员认识到洞内文物价值，希望运到省城兰州保存，但时局混乱，甘肃省政府以无暇筹措运费为由，拒绝这一提议。1907年后，西方国家派出的“深除队”先后进入敦煌掠走大量敦煌文物、破坏敦煌壁画遗迹，大量敦煌文物就此流散世界各地，一度造成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的局面。1944年，国民党政府在文化届和社会舆论的强烈呼吁下、成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在不受国民党政府重视、经费支绌、条件艰苦的情况下，开始担负起了保护和研究莫高窟的重任。

——据宁可、郝春文《敦煌的历史和文化》

材料三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敦煌，随后将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直接由中央文化部领导，增加人员编制，扩大工作范围。1961年，莫高窟被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成为目前世界史最大的敦煌相关研究实体，经过学人的努力逐渐形成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的局面。1987年，敦煌莫高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改革开放以来，敦煌和莫高窟在丝绸之路上再度放出光辉，世界学者络绎不绝，旅游者接踵于道。如今，人们正在领略着这份丰富绚烂的文化财富，整理研究，吸收运用。

——据樊锦诗、赵声良《灿烂敦煌》

材料一   战国后期，荀子继承了孔孟的幸福论，并进一步对幸福与物质、礼欲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尤其注重幸福的内涵，包括：“成仁之道”的德性幸福；“以义制利”的道义幸福；“以礼节欲”的理性幸福。他指出人要实现真正的幸福：首先，要“化性起伪”，使人性在不断的自我更新中体会到幸福；其次，要“积善成德”，通过善德的不断积累促进幸福的不断增进；再次，要“学至乎礼”，通过“礼”规范人的德行进而保障个体幸福的实现：最后，提倡“国昌民福”，即人的个体幸福体验与个体赖以生存的群体有着紧密的关系。荀子的幸福观为当前我国构建幸福社会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摘编自袁晓娟《荀子的幸福观及其现代启示》

材料二   幸福是古希腊伦理思想的重要范畴，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对幸福问题论述是最深刻、最系统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是某种完善的东西，个人的善固然重要，“城邦的善却是所要获得和保持的更重要、更完满的善”。处于战乱中的国家的国民是很少能够获得安宁幸福，因此，个人是脱离不了所在时代和社会而自谋福气。既然，个人的幸福与城邦息息相关，那么，城邦就有义务建设好城邦并让民众过上幸福生活。城邦建设中法律至关重要，如果一个人不是在健全的法律下成长的，就很难使他按受正确的德性。德性是幸福的重要组成部分，“合理的社会制度、适当的职业、强壮的身体和一定数量的财富”同样不可或缺。在众多伦理德性之中，亚里士多德尤其珍视公正对于幸福的意义。

——摘编自冯骥《浅析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等

材料一   市舶司（使）是唐、宋、元、明时期在对外贸易港口设立的办事机构。唐代采取鼓励海上贸易的政策，对蕃商优礼相待，“常加存问”，对输入的蕃货“不得重加率税”，十分注意政治影响。宋代市舶司基本沿袭唐制，但较唐代略为完善，其管理职能较近代海关更广。元代仍沿用唐宋旧制，但管理制度更为周密，制定并完善了包括市舶原则、征收关税、市舶刑罚以及从事官营海外贸易等一系列制度。明朝初期，朝廷把发展海外贸易限制在贡舶范围内，对海外诸国朝贡的货物不予征税。随“贡品”带来的贸易货物实行高价收买的“给价收买”制度，这对财政产生了不利影响。明武宗正德年间，朝廷实行抽分制；到隆庆时期，已默允私人下海贸易，海外贸易兴旺。

——摘编自关镜石《市舶原则与关税制度》

材料二   五口通商后，清政府在各口岸设立贸易管理官员。但因海关官员经常勾结外商贪污受贿及对近代外贸知识和税务知识的缺乏，海关税收制度混乱不堪。在太平天国起义的冲击下，上海海关关税一度出现英、美、法三国领事“越俎代庖”自征自税的局面。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主张建立新海关制度，由“警醒”的“外国分子和中国官员联合起来”共同管理海关。1854年，英、美、法三国与清政府签订《上海海关组织协定》，由三国领事馆各出一名人员联合组成关税管理委员会，共同管理海关事务，大清帝国的关税管理权从此逐步落入外人之手。

——摘编自蒋清宏《中国近代海关行政制度研究（1854—1869）》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海关长期由来自英、美等国的外国人担任高级行政长官，称为外籍税务司制度。1949年10月2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成立了海关总署，统一掌管全国一切海关事宜，结束了洋人控制海关的历史。根据当时的国际环境，中国海关实行以高关税为特征的贸易统制政策，强调“进严出宽”，进出口总额不断攀升，1956年，中国实现了贸易顺差。

——摘编自娄万锁《中国海关治理七十年：历程、经验及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