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传统农具的定型和配套过程基本是在宋代完成的。宋代，人们已懂得“土壤气脉，其类不一，美恶不同，治之个有宜也”。淳化年间“凡州县旷土，许民请佃为永业”，大大促进了土地开垦。宋神宗元丰年间粮食总产量为85313954880斤，以一亿人计，人均粮食就达到约853斤（谷）/年。在宋代，“主户之于客户，皆齐民乎”。客户有条件也可以“徙乡易主”。宋神宗年间，已是“二纪以来，不闻街鼓之声了"。到南宋时在旧城外兴起了“沿江数万家，列肆如栉，酒垆楼栏尤壮丽”的南市。杂货工匠，以至杂作人夫，道士僧人，罗立会聚，候人请唤。竹木作料，亦有铺席，砖瓦泥匠，随手即就。

——摘编自徐红《宋代经济型流动人口探析》

材料二   农村移民殖边这种古老的迁移方式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了大规模的运用，而农村向城市的移民主要发生在工业化程度较高的沿海、沿江及铁路沿线地区。“1910年代都市人口增加是与那个时期中民族工业扩大相对应的"。东南沿海农村人口的海外流动是与华北人口的关外流动遥相呼应的又一迁移巨流，华人农村人口流向海外分布广泛，西欧、美洲、东亚各处，而以南洋最多。借助于近代化交通工具，迁移的速度和频率大大加快，如关外移民在20世纪后的骤增与该时期交通事业的发展有重大关系。自北洋军阀时期以来，战争加深了对农村经济的破坏，军阀加速了对农村的盘夺。在国家政权现代化进程加快使相当部分乡绅退出乡村领导地位，流向城市另觅出路。再加上连年自然灾害使得农村更加荒芜与凄惨，因而出现更多的流民、游民。

——摘编自徐德莉《近代化视角下的中国农村人口流动》

材料一   由于商品交换的繁荣和百业兴旺，宋朝官府为了便于管理、征收货币税和实物，于是将大小商户按同行归口组织起来，当时称为“行”、“团”。此时的工商业团行不是工商业者为维护自身利益，在与封建势力的斗争中自发组织起来的团体，而是封建官府为了便于对工商业者进行科索、派役乃至掠夺，强制工商业者参加，主要为官府服务的组织形式…….宋代行会也是一种垄断性组织，如不是本行中人，即不得在当地营业。会员间在工商业上发生纠纷时，须交由行会仲裁，仲裁结果具有强制性。

——摘编自刘营《宋代行会初探》

材料二   中世纪以来，西欧城市中的各行手工业者为了维护本身的利益，应对外界的压迫。威胁及各种不利因素斗争，有必要结成一种团体。如在意大利的佩鲁贾市，当警钟响起时行会成员应立即放下手中工作，在执事率领下，成战斗队形在指定地点集中，准备战斗。同时，行会逐渐形成完整的组织系统，由全行大会选举行长及其他执事人员，讨论并决定重大问题，并决定对一些违犯行规者的处分。在市政管理上，行会往往负有某种义务，通过它组织市民进行选举，征取税款，建立城市武装等。为保护其成员的经济利益，某些方面虽有一定的保守性，如等级颇严，要求均等，反对竞争，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行会为工商业者在封建社会中的立足与发展，起到了相当积极且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摘自杨师群《宋代城镇工商阶层述论——与西欧中世纪城市市民的比较研究》

材料一   周王朝有一套行政结构，有各种职官，这些职官往往由权贵之家世袭把持，形成世官制度。贵族的势力相当大，对王权有一定限制。另外周代还保留国人议事的制度，如遇国家大事，国君要征询国人的意见。但周王朝实行宗法制度，即按血缘来决定宗族内部的亲疏等级和世袭权力，形成一种等级隶属关系，井然有序。另外，周朝把商人的至上神上帝转化为“天”，周王自称“天子”。周天子可以直接向天祈祷，可以祭矢，而不必通过自己的祖先，这就摆脱了鬼对人的控制，抬高了人的地位。周人还从殷商失败中吸取教训，提出了“天命靡常”的思想，即若统治者的行为不合天道，则会失去天命。这既论证了周人统治的合法性，也警示后人治国不得妄为。

——摘编自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

材料二   周朝在全国建立了绵密的封建网络，每一个封国不是亲戚就是子弟，而且鼓励周人子弟和外姓通婚，使得所有封君都成为周人的亲属。更重要的是，每一个封君前往封地时，必定率领周人的部队和投降的商人部队，加上周人的一些专业工匠和技术人员，共同建国。当地原住民居住在城外，那些由封君带来的族群则居住在城里，虽然人群分成两种类型，两者却设立了共存的机制。随后，周人又从中原向东扩展，推进到山东半岛，由姜姓首领姜太公（姜尚）的长子建立齐国，负责东进事业。姬姓重臣召公一族，则自此北上，追赶退回渤海故地的商人余部，在今日北京附近建立燕国，负责绥靖北路。在如此布局中，每一个地处边缘或前哨的封国，无不负有融合异族的任务。晋国奉命安抚夏人和戎族。考古发现的燕国遗址，处处显示周文化与当地原住民及北方山戎族群的混合。他们分别与当地原住民混合，体现了不同文化共存的多元性。

——摘编自许倬云《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

材料一   中国早期文明从夏商重巫到西周重史，史官文化逐渐形成。史官文化有三个特点：一是学在王宫，平民百姓没有文化；二是职在史官，史官之外的官吏无权记录；三是包罗万象，史官记载的内容涉及国家大事的方方面面，几乎涵盖精神文化的全部。这充分体现了史官文化的独占性与封闭性。到了春秋时期，西周时期“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一统局面日益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混乱局面所取代，整个社会面临着大动荡和大分化。一个从独占性、封闭性文化向普及型、开放型文化发展的转化过程逐渐形成。

——摘编自罗德荣、胡如光《春秋战国文化传播的历史进步》

材料二   春秋战国是社会大变革时期，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激烈的阶级斗争激发了人们强烈的参政意识。对于当时社会变革中的种种问题，人们提出自己的认识和主张，这些认识和主张大部分是围绕政治思想上的论述而逐层铺展开的。人们“为学”是为了实际的政治，这就决定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具有普遍的政治色彩。同时，随着物质文明发展迅速，财富、享受、欲望与野心、权势、罪恶同步增长，文明进步与道德沦丧背离，思想家们生发改变现状的种种主张，并为此锲而不舍地追求。此外，长期的封建割据、封闭的自然经济、迥异的地理环境、各地独特的民俗风情，使列国文化步入独立发展的轨道，形成了风格各异的区域文化。

——摘编自王景润《简论春秋战国文化的时代特色》

材料一   明朝中央决策体制流程图

材料二   明朝中央决策有公开议事的传统，自明太祖时议事机制可分为朝议、皇帝召集议事及廷议三种，这三者是决策必不可少的部分。宰相制度废除之后，明成祖时选拔翰林院官员入职文渊阁，相当于皇帝的私人秘书，内阁的票拟能够帮助皇帝拟出决策意见，在皇帝不愿处理政务之时甚至依赖此机制支撑中央决策的正常运转。但内阁的票拟只是决策的一个环节，内阁拟出决策意见还需皇帝进行最后处理，正常情况下，皇帝还是机制主动权的掌握者。早期内阁在中央决策体制中的行动是皇权效能的补充机制而非独立机制，而明朝中后期，却出现了内阁专控朝政二十余年的状况，内阁的权力开始与设想有了差别。

——摘编自张梦垚《明朝中央决策体制研究》

材料三   明代内阁制度作为议政、咨询与秘书功能并兼的辅政机构，对皇权形成了有效的制约，也对明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内阁具有票拟，草拟诏敕、平章政务、论思和备顾问的职能，虽然没有决策权，但是仍然对皇权形成了制约，尤其是在万历初年张居正当国的10年里，内阁制度发展到了顶峰。中外奏章无不经由内阁票拟，特别是在皇帝怠政的时候，票拟更是百官与皇帝沟通的唯一渠道，内阁把辅政职责和秘书性功能发挥的淋漓尽致，协助六部诸司等机构维持国家行政体制的正常运行。内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加快或者延缓最高决策的制定。阁臣工作的效率、封驳奏章的次数以及人员的素质，对行政效能都能产生一定的影响，也可以改变皇帝的意志。内阁是官僚集团中最接近皇帝的人，阁臣与皇帝和皇太子大多都有师保关系，他们对皇帝和皇太子的影响显然要多于其他大臣。

——摘编自于江泰《明代内阁对皇权的制约》

材料一   世界古代文明具有多元特点，其中的法制文明就是其代表。孟子和苏格拉底作为古代中国和古希腊的思想家、哲学家，其与法制相关的言论不同程度上体现了东西方文明的特点。

《孟子》中记载了孟子与其学生关于法律问题的讨论。学生问孟子：“舞做天子后，假如其父杀人，舜的法官该怎么办呢？”孟子认为，法官应该按职责办事；但舜作为人之子，应当放弃天子之位，偷偷背上父亲逃到海边住下。

苏格拉底被雅典陪审法庭以亵渎神明与蛊惑青年的罪名判处死刑。他与他的弟子们都认为判决不公。当弟子们安排苏格拉底逃走时，他认为，虽然逃走是一种正义，但遵守合法的判决也是正义的要求，而且是更大的正义。……倘若人人都以自己认为的正义为借口而任意践踏法律，社会秩序将混乱不堪，城邦将无法存在。

——摘编自《孟子》、（古希腊）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

材料二   公元前5世纪左右，中国丝绸已成为希腊上层人士喜爱的服装。克泰西亚斯在其《波斯史》一书中首次提到了赛里斯人，即产丝的中国人。亚历山大大帝东征，使古希腊人有了了解亚洲的机会。之后随着罗马的东进，希腊化文明通过丝绸之路在地中海与中国之间流动。公元前139年，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张骞带回的“蒲陶”一词有学者认为来自希腊语，表示“一串蒲陶”。中国的丝绸、铁器、炼钢术经大宛、安息（帕提亚）传至东地中海各希腊化国家，甚至罗马。虽然古希腊与古代中国由于相距遥远，但是中希文明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接触、沟通与交汇。

——摘编自杨巨平《文明的流动：从希腊到中国》

材料三   近日，习近平主席复信雅典大学维尔维达基斯教授等希腊学者，祝贺中希文明互鉴中心成立。习近平指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古希腊文明影响深远。”他以“百花园”为喻强调：“在人类历史的漫长进程中，各民族创造了具有自身特点和标识的文明，共同构成人类文明丽多彩的“百花园’。”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化解人类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需要依靠物质的手段攻坚克难，也需要依靠精神的力量诚意正心。两国建立中希文明互鉴中心，致力于推动中希文明交流互鉴、促进各国史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和时代意义。

材料一：西周中期以后，随着政治制度的烦琐化和王权的逐渐强化，几代周王对传统宗族政治有所突破，开始有意地破坏周初分封制下所确立的侯国与王室之间的宗法政治关系。周天子在对待封国方面不仅没有尽到庇护的责任，还肆意干涉封国内政，甚至动辄伐灭封国。血缘宗亲情感的淡化和宗法制度的衰弱在周王室那里开始显现。

——摘编自乔传宁《周秦时代政治变革与族群认同关系研究》

材料二：春秋时期，宗族关系普遍存在并构成了各国政权的基础。各宗族内部仍实行基于血缘等级关系的宗法制度，并延续了传统宗法关系的若干特点。大宗要“保族宜家”，有责任禁止族人间的财产兼并和维系族人的平等权益。在宗族内部，宗子对族人拥有人身支配权。宗子的继承会受到卿大夫个人意志或其他特殊因素的影响，造成立庶、立爱、立弟等情形的产生与发展，但嫡长子继承制仍为常制。到春秋中后期，随着宗族内部小宗私有财产的积累和经济独立性的增强，一些小宗力图摆脱宗法等级制度的桎梏，开始与其大宗对抗，并争夺权益，促使宗法体制走向瓦解。

——摘编自马卫东《春秋时期宗法制度的延续及其瓦解》

材料一   《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皆秦制也。”《后汉书·百官五》记载：“有秩，郡所署，掌一乡人；其乡小者，县置啬夫一人。皆主知民善恶，为役先后，知民贫富，为赋多少，平其差品。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顺孙、让财救患及学士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门，以兴善行。游徼掌徼循，禁司奸盗。”乡下有里，里设里正或里魁，掌一里百家，又称里父老。里父老由具有资产的人户充任，里之下按什伍组织居民，“什主十家，伍主五家，以相检察。民有善事恶事，以告监官。”在乡、里之外设有亭，“亭有亭长，以禁盗贼”。

材料二   1978年以后，为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国家开启了现代化建构的大门，政府职能开始由政治主导型向经济建设型转变。198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通知，提出在1984年底以前各地都要大体上完成建立乡政府的工作；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农村村民自治与城市居民自治得到一定发展，但总体还处于“社会管控”阶段。

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经济转轨带来了社会转型，社会流动人口增多。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加强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将社会管理明确为政府的主要职能之一，提出“要改进社会管理，保持良好的社会秩序”。治理主体仍然是政府。

4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实现由温饱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性跨越，中国社会承受着市场化、信息化、全球化等多重压力的冲击与挑战，社会治理体制改革需要纵深推进。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实现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体制的转变。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