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秦朝之法源于先秦商鞅变法，而商鞅变法的依据则为李悝的《法经》，后改法为“律”，后世便以“律”为法治之名。秦朝的律并不仅仅指刑律，还包括很多行政中应用的各种规章，如：农业管理有《田律》，市场管理有《市律》，货币及财务有《金布律》，等等。秦朝的律法中有大量的律条是维护中央集权制度，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很少会从臣民角度考虑律法的合理性。在律法的具体实施方面，秦朝特别重视臣民对律法的了解，统治者认为只有臣民都明确地知晓法律具体条文，才能使他们有法可遵。所以秦朝的各法律条令都会向民众公布。秦朝的法律非常严酷，民众无时无刻不生活在恐惧之中。
——摘编自徐岩《浅析秦朝政治制度对现代政治制度发展的影响》
材料二 西汉初年，陆贾建议汉高祖刘邦效法商汤、周武王“逆取”“顺守”，“文武并用”，实行“仁义”。文和武，也就是德和刑的两手，其各具用途，必须并重，使相济为用。汉初黄老思想虽对秦代的专任刑罚持严格的批判态度，但并不否认法律的重要性，也强调“明具法信”“进退循法”。黄老学说提出“刑不厌轻”“罚不患薄”，这与秦代重刑学说有天壤之别。这种思想立足于道家的无为，却和儒家的仁政观点有很多相通之处。从汉高祖初入关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到惠帝、高后时的“衣食滋殖，刑罚用稀”及文帝、景帝各代的“除肉刑”等，就立法者意愿来说，都是要改变秦代暴政，要求宽减刑罚。
——摘编自田大治《论汉代的德主刑辅制度》
(1)根据材料一、指出秦朝法治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概括西汉初年的法治思想主张。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法治对社会的影响。
材料 秦因制度创新而崛起，亦因制度僵化而灭亡。制度效率的高低取决于制度变迁与外部环境的适应程度，任何制度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均存在历史局限性。创新程度如何，变迁方式如何，均要与社会环境相适应。秦亡的教训被汉朝所借鉴，虽然汉代制度设计没有突破秦代模式，但统治者却以渐进的方式妥善处理中央与地方、国家与民众的关系，直到汉武帝时期方才实现中央政府对全国的绝对控制，完成了秦制在全国范国的推广。
——摘编自周辰《创新与僵化：制度变迁视角下的秦之兴亡》
从材料中提炼一个观点，并运用秦汉历史的相关史实予以论证。（要求：观点明确，论证充分，持论有据.逻辑清晰）
材料一 战国时期，出现众多学说、学派，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
| 思想主张 | 思想家 |
| “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 | 庄子 |
| “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大不攻小也，强不侮弱也……是以天下庶国，莫以水火毒药兵刃以相害也”。 | ① |
| “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百姓“言谈者必轨于法”。 | ② |
| “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 | ③ |
材料二 公元前213年，丞相李斯指出，儒生“不师今而学古”，如不加以禁止，统一就可能遭到破坏，建议除《秦纪》、医药、卜筮、农书以及国家博士所藏《诗》《书》、百家语外，凡私人所藏儒家经典、诸子和其他历史古籍，一律限期交官府销毁。秦始皇支持了李斯的建议。前212年，秦始皇以“为妖言以乱黔首”的罪名，捕捉方士、儒生460余人，并全部坑杀于咸阳。这就是“焚书坑儒”。
——摘编自朱绍侯、齐涛、王育济主编《中国古代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表中的思想家并填在相应位置上。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焚书坑儒”。
材料一秦始皇认为周朝采用的封建制，致使地方方国或封国权力过大，中央政权无法对其有效 控制，最终采用了郡县二级制的治国方式。西汉初期，刘邦吸收周代的封建制和秦朝二级制 的优缺点，形成西汉特有的既有封国存在，又采用了二级制地方行政层级的体制。到了东汉 末年，原来只是虚设的州演变成一级行政机构，三级制的地方行政层级体制就此形成。隋朝 对南北朝时期地方行政层级体制的混乱局面进行了有效治理，主要做法是撤郡、并省州县， 形成一个较为完善的二级制地方行政层级体制。唐朝进一步对州县进行合并，同时，设立 “道”来划分监察官员的巡察区域。唐后期为了边防军事需要设立方镇（亦称藩镇），道与方 镇逐渐融合，演变成了一级行政机构。于是，地方行政层级体制从原来的二级制变成三 级制。
——摘编自宋学文《中国地方行政层级体制的历史嬗变规律辨析》
材料二宋太宗吸取唐朝失败教训，“杯酒释兵权”，对节度使“收其支郡，夺其兵权，制其钱谷”， 不许地方州郡一级长官兼任一个州郡以上的职务，并派文官担任州郡长官。又以天下土地 形势，根据交通线设置路作为地方最高一级政权，路分置经略安抚司、运转使司、提点刑狱 司、提举常平司，分别掌管地方的军、政、刑、财，这四司互不统属，都直接对皇帝负责。同时，“始置诸州通判”，“凡兵民、钱谷、户口、赋役、狱讼听断之事，可否裁决，与守臣通签书施行”。对于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制度而言，行政层级少，则管理幅度大，容易失控；行政层级多，则管理链条长，效率低下。因而，地方行政层级不可过多，也不可过少，存在一个可容忍的变动区间。地方行政制度的这种内在要求，接纳中央集权演变而来的新的高层政区，必须使原有的高层政区级别逐层下降，或取消，以保持地方行政层级的相对平衡。纵观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史，县作为地方行政层级的基层政区，是相对稳定的。县以上地方行政层级，受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博弈往往处于震荡变动之中。
——摘编自成军《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层级嬗变及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秦至唐地方行政层级演变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宋代加强中央对地方控制的主要措施。综合上述材料，说明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区划层级变迁的规律。
材料一 秦朝采用户籍制度。 在秦国及秦皇朝时期，并不是所有民户都允许单独立户，允许立户的要求：第一，必须不是商人、开客店者及赘婿、后父。第二，立籍的对象必须是土地的拥有者或是官府授田的对象。秦时除有一般的民户户籍外，还有其他不同类别的特殊户籍。民户户籍有两种：“敌秦人”和外来人。除此，还有官吏的“宦籍”，官吏子弟的“弟子籍”，有爵者的爵籍，属于王族的“宗室籍”，属于贾人的“市籍”及其他贱口的户籍等。凡列入“弟子籍”者，既有被任用为官的权利，又有某种免役的特权。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二 唐代前期实行的基本赋役制度是 租庸调。据《通典》记载，天宝十四年（755年）全国总人口为52 918309人，其中不负担租庸调的竟有44700 988人之多。建中元年（780年），德宗下令：“令黜陟观察使及州县长官，据旧征税数及人户土客定等第钱数多少，为夏、秋两税。其鳏寡悖独不支济者，准制放免。共丁租庸调，并入两税。”两税按户等征钱，按田亩征米粟，租庸调和其他杂税一概并入两税，即所谓“租腐杂徭悉省”，改变了过去“日输月送无休息”的情况。行两税法后，“轻重之权始归于朝廷”。
——摘编自张帆著《中国古代经济简史》
(1)根据材料一，概括秦朝户籍制度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唐代两税法实施的背景及其引发的赋税变化。
材料一 法家政策在秦统一以后有所增减，但却不是以保持持续发展为目标的变化，而是统一再统一造成的过度封闭。它由奖励耕战、加强君权、制约大臣，转变为普遍的刑杀。所有事物 都归结为法律程序，并尽可能地被实施重刑。法令的约束从主要针对上层官吏扩大到了全社会各个阶层。秦二世即位以后，又进一步将秦始皇勤于理政、经常出巡的法家作风，转变为不见大臣的制御之术。结果是人人自危，刑戮相望。
——摘编自张京华《论秦汉政治思想之嬗替》
材料二 刘邦的西汉王朝，是建立在经济崩溃、百业待兴的基础之上的政权。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刘邦在自己有能力、能够控制的地区，实行郡县制，行使中央直接控制的权力；对自己力所不及的地区，则分封诸王，由自己的刘姓子孙去控制，让他们代中央去管辖，协助控制…… 汉初的五六十年间，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然而，诸侯坐大历来是对中央集权最大威胁。“七国之乱”本身就是证明，这个危害经过汉武帝的“推恩令”而得到解决。
——摘编自吴刚、刘小洪《秦亡汉兴之因再探》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一识，概括秦朝“统一再统一”的措施。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刘邦对秦朝统治策略进行调整的原因，并对其调整进行简要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