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丝绸之路开通后,匈奴势力消退，汉王朝控制了西域地区。异域经济作物的引进与种植增加了汉王朝的物产种类,丰富了中原地区人们的饮食生活,一些经济作物还因其药用价值而促进了中原地区医药学的发展。异域诸国对汉朝丝绸、漆器等的需求促进了国内相关产业的繁荣。此外，社会上胡风兴起,人们的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均受到了胡风的影响佛教的传入为汉代原有的思想体系注入了新的活力,丰富了汉人的信仰体系。在国际贸易中、丝绸、铁器等商品的畅销彰显了汉朝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重要地位，帝都长安与洛阳作为中西商品的集散地,已经发展为国际性的商贸中心。
——摘编自董莉莉《丝绸之路与汉王朝的强盛》
材料二 明朝初期,以朝贡贸易为主的官方贸易受到推崇,且朝廷对海上民间贸易限制严苛,民间瓷器外销也因此严重萎缩,走私活动在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渐趋活跃。隆庆元年(1567年),明帝国有限度地解除“海禁”,民间贸易兴盛,带来持续的贸易顺差,海上丝绸之路扩展为全球性的海路网络。清代前期，来华的欧洲商船增多,康熙开禁,设广州、厦门、宁波和云台山4个通商口岸,允许欧洲商船来华贸易。自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起,仅允许广州一口通商,但来华船只仍不断增加。清代前中期,中国瓷器外销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峰。
——摘编自刘冬媚《碧海遗珍--广东省博物馆藏明清沉船出水陶瓷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丝绸之路的开通对中国历史发展的意义。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阶段概括明至清中叶民间瓷器贸易发展的特征并说明原因。
材料一 两汉时期，中央政府在匈奴人集中分布的区域建立了不同于内地的属国和道。唐代统治者在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设羁縻府州，实行羁縻统治。由于边疆地处多民族交汇地带，塞外游牧民族侵扰中原和内部边民叛乱的情况时有发生。汉唐两朝对边疆少数民族均采取“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之恩威并施手段，对边疆的少数民族叛乱势力予以坚决的军事打击。汉唐两朝通过移民实边、大兴屯田等措施，以发展经济为纽带，以开展贸易为手段，实现了中原与边疆地区经济上的往来互洽，为了实现大一统的政治诉求，汉唐两朝统治者一直重视对边疆的文教治理.“宣文教以章其化”.积极推行文化治理方略，以增强边疆各民族对儒家文化的认同，实现边疆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发展以及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
——摘编自杨丽、叶珍珍《汉、唐北部边疆治理比较研究》
材料二 唐初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来自北面和西面两个方向，尤其是雄踞漠北的东突厥。唐初集中精力整合内部，而对突厥则采取隐忍防御之策。经过十几年的励精图治，至贞观三年(629年)，唐王朝国力渐盛，于是战略目标开始从对内转向对外，战略方针也从单纯防御转为积极防御，进而发展为攻守兼备。对外的重点是解除正面的威胁，经过贞观四年(630年)和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两次大规模对东突厥的反击作战，唐军先后平灭了东突厥颉利可汗及其余部，灭薛廷驼，平定铁勒诸部，北面的威胁基本得以解除。 于是唐王朝转而向西，经略西域。唐军首先击败吐谷浑，在河西陇右建立起牢固的前进基地.进而征讨高昌、龟兹等国，设西、伊、庭三州，设置安西四镇。到唐高宗时，进一步平定西突厥，唐朝不仅恢复并巩固了在西域的主导地位，而且影响波及中亚地区。至此，唐代治理边疆的战略基本达成了预期效果。
——摘编自周德钧《略论唐代治理西域的大战略》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汉唐时期边疆治理政策的共同之处。(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唐代边疆战略成功的原因及其意义。
材料一 汉武帝时期开辟了横贯欧亚非大陆的丝绸之路，昭宣时期加以经营，商旅、使者穿行其间，处处响起驼铃声，十分繁荣兴盛。东汉初，班超奉命出使西域，“于是西域五十余国悉皆纳质内属焉”，“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张骞出使西域使西汉王朝开始对西域诸国有了较清晰的认知，“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其北则大月氏，康居之属”，西汉王朝使臣与西域诸国使者相踵于丝绸之路，进一步加深了西汉王朝对西域诸国的认知。西汉太史公司马迁、东汉史学家班固对西域诸国的地理，山川、风俗、人物等均能作翔实的描述，确实得益于西汉王朝与西域诸国的交流往来。
——摘编自高福顺《汉代丝绸之路的兴衰变迁与历史意义》
材料二 中国瓷器的对外输出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密切相关。早在汉、晋时期，中国的瓷器在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一些地区已有少量流传。因瓷器易碎，陆路运输比较困难，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和海外贸易的扩展，晚唐以后大规模的对外输出主要依靠海路。由于船舶装载量的扩大，宋代以后瓷器外销的数量激增。瓷器作为古代中国商品国际市场竞争力的杰出代表，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中国瓷器外销的海上贸易线路，与北方陆路贸易的“丝绸之路”遥相呼应，亦被称为“陶瓷之路”。
——摘编自孟原召《“器成天下走”：外销瓷与海上丝绸之路》
(1)根据材料一，归纳丝绸之路的开通对汉朝的积极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宋代以后“陶瓷之路”不断发展的原因。
材料一 汉武帝即位之初，就诏令中央和地方行政长官“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董仲舒、公孙弘等儒家饱学之士脱颖而出。“仲舒请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之。于是罢黜百家，用儒术。”实行以儒术取士的察举制度，以才学、德行为基本要求，《汉书·儒林传》载“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乡（向）风矣”。朝廷置《五经》博士，兴太学，立博士弟子员。武帝强调“古之立孝，乡里以齿，朝廷以爵，扶世导民，莫善于德。”崇尚孝道，以仁义道德“扶世导民”。儒家倡导的忠义孝悌等伦理，成为民众日常行为的规范。同时，汉武帝时期增修法律律令；刑罚也越来越严厉。德治与法治彼此促进、相辅相成。
———据王惠英《论汉武帝的治国方略》等
（1）根据材料一，归纳汉武帝治国方略的特点。材料二 下面是秦汉时期出现较多的词汇：
秦半两钱 蒙恬 汉承秦制 郡县制 西域都护 盐铁官营 张骞凿空 刺史 编户齐民 田庄 五铢钱 大秦王安敦 霍去病 甘英 文景之治 “推恩令” 丝绸之路
（2）请从材料二中提取三个关联密切的词语，提炼一个主题，展开论述。（10分，要求：主题正确，史论结合，论证充分，逻辑清晰。）材料一 局部的郡县制出现在春秋末年。秦始皇对旧六国的遗产进行重新规划，实现全面的郡县制。但是，分封子弟作为屏藩拱卫王室的思想始终存在，汉晋就发生了封建制的回光返照，使郡县制度严重变形。东汉末年为镇压黄巾起义，派九卿出任地方州牧，州牧以监察官兼管了地方的兵权、财权和行政权，于是州成了郡的上一级机构，两级制政区转化为三级制。 隋统一中国后，全国存190郡，1255县。唐朝开国之后，郡又被改名为州。
材料二 元朝建国后，在中央立中书省。省臣被派往地方执政，称为行中书省事。行中书省（简称“行省”）成为地方行政区划的名称。忽必烈灭宋前后，陆续设立河南、江浙、江西、湖广、陕西、四川、辽阳、甘肃、云南等行省。以后，元成宗大德年间又在和林设岭北行省，合共十个行省。行省下设路、府、州、县。行省制度为后世长期沿用，是我国行政区划和政治制度沿革史上的一个重要的事件。
(1)根据材料一，概括春秋到唐代地方行政区划制度的演变。(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元朝实行行省制度的积极影响。
材料 《史记》《汉书》所塑造的汉武帝形象存在巨大差异。《史记·封禅书》刻画出一个迷信神仙方术、劳民伤财的昏君形象，而《汉书·武帝纪》塑造的汉武帝则是一个勤政爱民、好施仁政、开拓有为的明君、贤君形象。
汉武帝形象塑造的差异，与司马迁、班固两位史家所处政治环境与撰史思想的不同密切相关。司马迁是与汉武帝同时代的史家。经过汉初六十余年的休养生息，至汉武帝继位之时，西汉国力趋于服盛。但司马迁目睹汉武帝王霸之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巨大伤害，因此，司马迁故意选取汉武帝迷信方士、求仙问道等诸多荒诞之举加以集中叙述，以表达自己对汉武帝好大喜功及其劳民伤财之政治举措的强烈批判。并且在汉武帝执政后期，个人专断作风日盛。司马迁私人撰写《史记》，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写史的自由度较高，不会受到过多干涉，从中也可看到司马迁较为强烈的批判精神和忧国忧民的情怀。
而东汉班固撰写《汉书》是奉旨而撰，官方正史意味浓厚，具有强烈的“尊汉”正统意识，处处要维护并强化汉王朝的统治合法性。儒家思想也逐渐成为两汉王朝的官方主流意识形态，而儒家的政治伦理规范，如是否施行仁政、尊崇儒术等便成为评判一个君王是非功过的最高价值标准，东汉的班固显然受到这种思想的深厚影响。同时，班固将汉武帝塑造成一个完美的君王，也有为东汉后世的君主树立榜样的目的，以鞭策他们建立像汉武帝一样的丰功伟业。
——摘编自王亿千《<史记><汉书>中汉武帝形象塑造的差异及其原因》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以具体的史实分别论证司马迁与班固为汉武帝塑造的形象。（材料所涉及的史实除外）(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司马迁与班固所塑造的汉武帝形象不同的原因。
材料一
西汉同匈奴的战争和张骞通西域
材料二 汉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开始，中央在每州派部刺史一人，无固定治所，每年八月巡视、考察吏治，主一州之监察。刺史秩六百石，地位较低，但可监察二千石的郡守和王国相等高官。
——据崔向东《论西汉刺史制度的产生及对郡国的监察》
(1)依据材料一，指出西汉政府对西北地区治理的措施并简述其成效。
(2)依据材料二，概括汉武帝时期刺史制度的特点。如果要进一步研究刺史制度还可以提供哪些史料？
材料一 两汉时期，无论是官办的中央、地方各级学校，还是个人招收门徒的私学教育，在数量、规模等各方面不断发展，都呈现出繁荣的景象。东汉时，私学达四十余家之多，其中弟子千人以上者十三家，万人以上者二家。《后汉书·儒林传》记载：“自光武中年以后，干戈稍戢，专事经学，自是其风世笃焉。”
——摘编自郭炳洁《汉代学校教育发展的原因探析》
材料二 书院在中国古代特别是两宋教育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在普及文化知识、提高社会整体教育水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北宋前期的书院多为私学，至南宋前期，杨时、胡安国等理学大儒倚重书院讲学，传播学派思想。南宋中期是理学书院兴盛时期，书院兴建的数量多，影响范围广泛，各种规章制度逐渐完善。南宋后期，理学书院教育模式被官方采纳，书院多被纳入官办地方教育组成部分，书院教师也多由朝廷选派正式官员担任。此外，宋代书院还创立了书院会讲制度，这是宋代书院的重要创新，大大活跃了书院的学术空气。
——摘编自王晓龙、司学红《宋代书院教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两汉时期学校教育呈现繁荣景象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书院教育的主要特征。
材料一 从西汉前期郡的数目看，全国54个郡中，分封给诸侯王的有39个，中央直辖郡只有15个，其中还有不少公主和列侯的封邑。汉初的行政区分布如下：中、西部少半地区是中央直辖郡，北、东、南大半地区是连成一片的诸侯王封地。从人口分布来看，据推测王国地区和中央直属地区的人口之比约为10：5.29。西汉前期经济的发展绝不仅依赖于中央直辖郡县经济的发展，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王国地区经济的发展。王国经济作为全国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汉武帝时山东遭受水灾，百姓陷入饥乏之中，最高统治者立刻“遣使虚郡国仓廪以振贫”。
——摘编自谭景玉《西汉前期诸侯王国经济的发展与影响》
材料二 汉武帝为了使国家金融要脉由中央政府控制，将郡国铸币改为中央政府铸币，发行五铢钱，将五铢钱作为全国唯一合法流通的货币，实现了货币的统一；中央政府在盐铁产地设官，实行统一销售和生产，增加了国家收入；在各郡国设立均输官，主要负责运输贡纳物品；推行平准制度，平抑市场物价。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影响农业经济的稳定，带来较多的社会问题，如小农背本（更换职业）豪强商贾崛起和土地兼并等；各诸侯国势力的不断增强，引发了反叛中央的战乱；匈奴对中原的不断侵袭致使汉武帝必须动用武力击退匈奴，而战争产生较多的军事费用；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严重影响到社会安定，汉武帝必须不惜一切财力救灾治险。
——摘编自张伟《汉武帝实施新经济政策因素分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汉初年实施郡县与分封并行制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汉武帝为加强统治采取的措施，并简析其影响。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从汉初到汉武帝时期的国家治理中得出的历史经验。
材料一 汉朝建立六十多年以来，标榜的“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已不合时宜。武帝即位诏举贤良之，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罢黜百家，独儒术”；认为天有阴阳，人也有阴阳，“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新阳而疏阴”，所以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均出自天意，不可变更。其思想深得汉武帝赏识。孔子修订的《诗》《书》《礼》《易》《春秋》被统治者尊为“五经”，被定为“法典”，传经和注经之学成为专门学问。从此儒学成为汉代文化思想的主流。
——摘编自王新婷、金鸣娟、姚晚霞编著《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材料二 有学者总结出“需要-竞争-选择”这么一条发展脉络：社会首先提出理论需要。社会务阶层根据这一需要作出反应，由于各阶层利益的不同，形成不同的理论认识，而各种理论认识通过社会满意程度来反馈，从而实现理论的选择。但我们认为，如果再考虑到历史机遇问题，即“需要-竞争-机遇-选择”，或许会更全面一些。偶然的机遇决定了当时的社会选择，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并很快发展为社会的主流思想之一、
——摘编自张洪波、葛善泽《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在中国迅速传播？》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武帝时儒学呈现出的新特征。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汉代儒学相比，马克思主义成为主流思想的独特“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