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秦在西南地区“略通五尺道”，西汉拓修夷道，“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南方丝绸之路由民间便道上升为官方通道。秦朝“令其君长治之”，西汉设置了益州郡、越巂郡等七郡，汉武帝在武力征服的同时，又实行“厚赂”“以其故俗治，毋赋税”等政策。秦汉王朝还陆续迁六国富商大贾于此，大规模“移民实边”和“屯田”。南方丝绸之路沿线荥经、西昌、昭通等地出土了大量铁农具。到西汉中期，在中原人士心目中巴蜀地区已经不是“檄外蛮夷”。
——摘编自黄磊《南方丝绸之路与秦汉时期西南边疆的国家整合》等
材料二
在西南彝族聚居区，1734年改土归流后开始设立乡里和保甲，将少数民族与汉族一同编入里甲或保甲。清朝虽以流官治理为主，但也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生产生活方式，吸纳土司头人协同治理。“耆老”是村寨领袖或宗教头人，在安边缉盗和人口统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清朝还大量设置义学，教化少数民族子弟，其彰显的“忠君爱国”思想与少数民族道德礼仪规范得以有机结合。土司成为国家基层治理官员，既提升王朝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治理能力，也加强了边疆各族人民的国家认同。
——摘编自聂迅《清代土司基层社会治理组织体系重构：以改土归流地区为中心》
材料三
邓小平在建国之初就敏锐地意识到民族工作是关系领土完整、政权建设和民心向背的重大事项。邓小平指出：“在世界上，马列主义是能够解决民族问题的。在中国，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也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我们不能要求少数民族首先取消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应当老老实实取消大汉族主义。”“少数民族要经过一个长时间，通过事实，才能解除历史上大汉族主义造成的他们同汉族的隔阂”“如果我们不在这三方面（政治、经济、文化）取得成效，这种历史的隔阂、历史的裂痕就不可能消除。”“少数民族的事应当由他们自己当家，这是他们的政治权利”“我们在贸易上实行等价交换，但是有时还要有意识地准备赔钱。”
——摘编自陈光军《邓小平对西南民族问题的认识及其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秦汉时期西南地区基层治理的措施，并简析其影响。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秦汉相比，清代西南地区基层治理的变化，并分析其原因。
(3)根据材料一、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邓小平民族工作的历史经验。
材料一 西汉开始，黄河水灾日益严重。公元前132年，黄河在狐子决口，武帝派汲黯（人名）和郑当时（人名）主持堵口工程，但随堵随决。当时外威田蚡（人名）任丞相，因怕治河影响其封邑收成，故劝武帝：“江河的决口都是天意。”受其影响，武帝不再堵口。公元前109年，正好天旱，黄河水浅，武帝终下决心堵口。汲仁（人名）和郭昌（人名）率领数万兵士投入工程，武帝亲临现场。经过一番努力，决口终于堵住，黄河恢复了故道，分两股入海。
——据葛剑雄《汉代对黄河的治理》
材料二 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仓促建立的治黄体制，是一种双重管隶、三方关联的架构。在形式上，黄河水利委员会接受第一战区司令部与行政院经济部的双重指挥，以体现战时河政与军政的协调与配合。实际结果则是，治黄责任主体不明，军权、财权、事权各自分离，相互掣肘，黄泛区治黄工程寸步难行，最后还牺牲了河防与民生。
——据张岩《战时国民政府治黄体制的运行及其困境——以黄泛区治黄工程为中心》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领导人把黄河治理当作事关安民兴邦的大事予以高度重视。1950年1月，中央决定把黄河水利委员会改为流域性机构，统筹全河水利事业。同时，中央政府对黄河的投资不断加大，以1951年为例，仅工程费一项就比国民党统治时最好的年份还高五十七倍。在水利部和黄委会的正确领导下，人民群众劳动的热情高涨，成效很大。
——据郭书林、王瑞芳《从治标到治本：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黄河治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影响汉武帝时期黄河治理的因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黄泛区治理的弊端。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新中国初期黄河治理的成功经验。
材料一 汉代董仲舒的新儒学一方面吸收了道家与法家的思想，并与阴阳五行学说相结合，制造了“天人合一”、君权神授等神学理论，以神权论证君权，以天道论证人道，宣扬“天不变，道亦不变”，回答了汉武帝“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垂问乎天人之应”等问题，使儒学受到统治者的青睐，从而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在具体政治实践中，董仲舒一改孟子“迂远而阔于事情”的缺点，继承了荀子的外王路径，改造儒学，提出了“大一统”的政治思想，使儒学能够满足封建统治者强化中央集权、巩固国家统一等现实政治的需要。
——摘编自王杰《汉代神权政治的重新确立——董仲舒与儒学的神化》
材料二 经董仲舒改造后的儒学实现了与政权的有机结合，成为国家意识形态。 其后果正如有些学者所说，“自从儒学成为官方承认的学问，并可以作为晋身之阶以后，表面上看来儒家是胜利了，但实际上却使它逐渐丧失了其独立的批评的自由，儒生成了皇权之下的官员，他们不能不受到皇权的制约与束缚，而为了那些利益，儒生从此也不能不采取实际而灵活的策略与态度”。
——摘编自申波《论董仲舒对儒学的法家化改造》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董仲舒新儒学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董仲舒新儒学的影响。
材料一 《诗经·豳风·七月》是中原地区最早记载葡萄的文章。《史记·大宛列传》清晰记录了在张骞通西域后，汉朝迅速把西域葡萄种类引入中原并开始种植栽培。到了北魏时期，皇城洛阳许多地方都种了葡萄。南北朝时期，新疆地区出产的葡萄在中原地区享有盛名。唐朝时引进了西域的马奶子葡萄，扩大了中原葡萄的种植规模。南方的葡萄种植技术在南宋时期已经非常成熟，南方还培育出了多种品种。元朝政府在太原等地开辟葡萄园，并就地酿制葡萄酒；元代三大农书中，鲁明善的《农桑衣食撮要》对葡萄的种植方法和生长环境等进行了十分详细的总结。清朝时期，哈密、部善等地都是葡萄的主要产区，品种有萨伊必、裕租木、奇石蜜食等。
材料二 元世祖十分重视农桑，使葡萄栽培与葡萄酒酿造有了很大发展。当时，除了河西与陇右地区大面积种植葡萄外，北方的山西、河南等地也是葡萄和葡萄酒的重要产地。政府非常重视葡萄产业，并积极组织建造葡萄园，集体酿造葡萄酒。在政策方面，元朝放宽了有关酿酒的法令，私人也可以酿制酒类。元代人民开始用蒸馏技术来提纯葡萄酒，利用蒸馏方法制作的葡萄酒酒味醉冽甘芳，其制法与现代水果蒸馏酒白兰地相同。在元代，葡萄酒常被元朝统治者用于宴请、赏赐外国和外族使节。饮用葡萄酒不再是王公贵族的专利，平民百姓也饮用葡萄酒。此外，元代葡萄酒文化逐渐融入文化艺术等各个领域，除了大量的葡萄酒诗外，在绘画、词曲中都有体现。
——以上材料均整理自玉珏《中国古代葡萄和葡萄酒的起源与传播》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中国古代葡萄种植与传播呈现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元代葡萄酒业和葡萄酒文化得到很大发展的原因与意义。
材料一 西周春秋间，周天子除了直属的王畿以外，把土地、人民和统治权力分封给亲属和臣属，称为诸侯；诸侯又这样分赏给亲属和臣属，称为卿大夫；卿大夫又这样分赏给亲属和臣属。于是就形成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等一系列等级。从春秋末年起，在有些诸侯国内就出现了以粮食为俸禄的官僚。战国时，各国普遍采用以粮食为官吏俸禄的制度，不再用封邑作为官禄，这样就便于官僚的任用和罢免。但是也还有些国家，在实行以粮食为俸禄的同时，仍然兼用田地的租税收入作为俸禄。例如齐国兼用“田里”作为俸禄，到离取时“收其田里”。
——摘编自吕思勉著《先秦史》
材料二 尽管汉承秦制，但在中央集权问题上，西汉前期和秦朝间的差别很大。尽管秦朝的统治者企图以国都为中心控制全境，但这对于汉朝前五位君主来说，却都是一件力不从心的事。传统的学术观点倾向于强调秦朝和汉朝统治间的差别，并认为这是由于管理思想的差别所致，这当然是从汉武帝开始的。
——摘编自【美】康拉德·希诺考尔、米兰达·布朗著《中国文明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春秋战国时期政治领域出现的变化，并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任选题中两个历史时期，就“地方制度建设”展开论述。
材料 文景之治是放权让利式改革的结果，但这也导致商人集团崛起，地方诸侯做大，中央集权旁落。汉武帝继位后，政治上颁布《推恩令》，思想上独尊儒术，外交上派大将抵御外族。在这种背景下，他开始推出一系列强硬的国营化经济政策。首先是利润最高的产业改革：铸钱、煮盐、冶铁、酿酒与资源垄断有关的制造业被国营化；其次是流通改革：“均输”就是统购统销，“平准”就是物价管制，两者相互配合，构成国营商业的统一体系；第三是税收改革：先后颁行“算缗令”“告缗令”，征收商人资产税，致使大批中等以上的商贾破产。
——摘编自《历代经济变革得失：汉武帝变法》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汉武帝经济改革的前提条件。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汉武帝的经济改革。
材料一 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若至力农畜，工虞商贾，为权利以成富，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
——摘自司马迁《史记》
材料二 文化和文学的重心下移，跟教育的普及有关……农村下层民众的孩子，学习基础普及的文化知识，主要靠的是分布于乡里村落的乡先生。有些科举落第者回归乡里，参与着不少村学、家塾，这些民间私学分布的时间、空间及其教学层次和灵活度，显然不是官办的州县学校以及书院所能比拟的。现在说到启蒙教育的课本，都会说“三、百、千”，也就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字文》是最早的，南朝时候就有了。《百家姓》是北宋前期在江浙一带的吴越旧地出现的。《三字经》则出现更晚，一般认为是南宋后期王应麟编的，明代以后又有改动。这样的民间教育，启蒙式教学，渗透到平民阶层，奠定了中国文化近千年来广大而深厚的基础。
——摘编自邓小南《忧患与繁荣：宋代历史再认识》
材料三 五千年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孕育了极其丰富的社会保障思想和内涵，“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家中有粮，心里不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随着历史的不断演进，这些思想也进一步发展演进，为我国古代的社会保障事业建设提供了充分的理论指导……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民生建设。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须健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等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当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就是为了给需要保障的人民带去及时的帮助和温暖，提高其生活质量和增强其幸福感。
——摘编自《我国古代社会保障思想及其现实启发》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分析汉初兴七十余年的原因。并举例说明西汉统治者如何应对富者“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的现象。
(2)根据材料二，指出宋代基层教育的普及方式。结合所学，简要分析宋代文化下移的背景。
(3)根据材料三，概括指出中国古代社会保障事业的指导理论。结合所学，简述党和国家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意义。
材料一 汉初，河西走廊为匈奴所占，与西方的道路难以直达。汉武帝即位后，不断反击和进攻匈奴，匈奴被迫向北迁移。张骞“凿空”西域后，中国的丝绸和蚕桑技术、铁器、釉陶、井渠法和造纸术都陆续西传。中亚、西亚的特产如胡桃（核桃）、石榴、芝麻、黄瓜、大蒜、胡萝卜、胡豆（蚕豆）、橄榄、胡椒、苜蓿等也先后传到中国。大宛的“汗血马”、非洲的鸵鸟、狮子以及西方的宝石、香料等也由西域古国赠献而来。史书称武帝时的长安集市“殊方异类，至于三万里”。
——摘编自詹子庆《中国古代历史上册》
材料二 “黑石号”是1998年在印尼附近海域打捞出水的一艘来自阿拉伯的唐代沉船。根据船身结构推测，“黑石号”可能是当时印度或阿拉伯造的单桅缝合帆船。依据航运线路分析，学者普遍认为“黑石号”应该是从扬州出港，目的地是波斯湾，沉船年代确认为9世纪上半叶。船上满载中国货物，仅瓷器就达67000件，产地包括湖南长沙窑、浙江越窑、河北邢窑和广东地方窑等。出水的诸多瓷器，其图案与纹饰都带有明显的阿拉伯风格，如飞鸟、摩羯鱼等。“黑石号”承载的宝藏印证了唐代中国和印度洋西北岸的西亚、北非诸国已存在规模巨大的海运贸易。
——摘编自周靖、罗明《中外历史一百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该时期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发展较快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说明“黑石号”考古发现的史料价值；如果继续深入研究，确证“黑石号”是从扬州出发的，你认为还需要补充哪些类型的史料，请至少列出两种。
材料：秦朝强力离散宗族的政策激化了与原东方六国地区的矛盾。汉初，刘邦以“汉政”代“秦政”，下诏复故爵田宅，六国贵族之后、豪强大姓无论是迁于关中还是回归故里，其宗族势力均迅速复活。他们交通王侯、操纵乡里，甚至成为诸侯王的依靠。景帝开始打击宗族不法行为，将抑制宗族势力纳入国家治理面。汉武帝增设刺史，以六条问事，第一条就是针对“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其余五条均为针对“两千石”的条款，打击核心都是宗族大姓及其保护伞。还通过加重资产税、算缗、告缗等措施，使依附于豪强的农民直接隶属于国家，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加强。不过，汉武帝打击宗族固然严厉，但不能从根本上抑制其发展。
——据臧知非《秦汉宗族政策与基层社会治理》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西汉宗族政策的变化及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武帝时期宗族政策的特征。
①“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
——《汉书·董仲舒传》
②“丞相（按：田蚡）入奏事····荐人二千石（按：郡守）······上乃曰：“君除（按：任免）吏已尽未？吾亦欲除吏！””
——《汉书·田蚡传》
③“（豪强地主）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
------《史记·平准书》
④“古者诸侯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从以逆京师。”
——《汉书·主父偃传》
⑤“（文帝）匈奴连岁入边······烽火逼于长安。（景帝）匈奴五次入边，杀掠人口，动以万计。”
——《史记·匈奴列传》
问题：
(1)根据以上材料分析汉初以来的社会问题有哪些？
(2)为此，汉武帝采取了什么应对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