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人”称谓始见于楚汉相争之时，其指汉王刘邦一方人员之统称，还不具有族属和文化含义。随着西汉政治、文化和族源历史整合的推进，到汉武帝时代，与“诸侯人”相对而言的狭义的“汉人”完全被融政治、文化、血缘和族群于一体的广义的“汉人”所取代。在整体意义上完全具有族别功能的“汉人”认同产生的同时，“中国一体”的国家意识也开始凸显。
——刘志平《汉代的“汉人”称谓与“汉人”认同》
(1)依据材料，指出“汉人”含义的变化，结合所学分析变化的原因。
以行政区划而言，元朝统一后，边疆和内地在管理上存在差异，但又有相通之处。内地设立州县，云南也实行州县制，但普遍用土官任职；藏族地区未采取行省制度，而由中央宣政院直辖，有实在的行政管理，包括设官命职、开辟道路、建立驿站、清查户籍等等。汉、唐等前代中原王朝尽管一度也拥有广袤的版图，但是这样的版图维持时间并不长久，控制手段的不足和外患的存在加剧了边疆离心倾向。而元朝未发生过某一地区脱离统治的情形，它稳定统治了中原和边疆一百多年，始终保持辽阔的版图。
——摘编自张帆《元朝的多民族统一与国家认同》
(2)依据材料，概括元朝大一统国家的治理特点并分析其作用。
| ①经西昌、泸沽，进入彝族同胞聚居的地方。我们坚定地执行毛主席规定的民族政策，与沽基族首领结盟修好；并使老伍族中立；对受蒋介石特务支持利用，不断袭击我们的罗洪族，则反复说明我们是帮助少数民族求解放的。就这样依仗党的民族政策，顺利地通过了彝族地区，赶到安顺场渡口。 ——《刘伯承回忆录》（1981年） | |||
 | ②1935年5月，为顺利通过彝族区，中革军委印制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布告中写道：“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粮食公平购买，价钱交付十足。” |  | ③长征亲历者黄镇于1935年5月创作《红军彝族游击队》，描绘了红军长征进入彝族地区，得到彝族沽基家族的支持，成立了中国红军彝民支队，共同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 |
(3)分别指出①②③的史料类型。依据史料，说明其反映的共同历史信息。
以下表格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在新疆和西藏地区开展的民族工作。
| 序号 | 史事 |
| ① | 2006年，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由国家整理出版，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
| ② | 1978年，新疆仅有1个民航机场、9条区内航线。2014年，已建成运营16个民航机场，开辟了155条航线，成为中国拥有机场数量最多，开通航线最长的省区 |
| ③ | 截至2014年底，19个援疆省市共拨付援疆资金536亿元，实施援疆项目4906个，依托援疆省市累计引进各类合作项目6482个，到位资金8277亿元 |
| ④ | 截至2015年9月，新疆现有全国文物保护单位113处、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550处 |
| ⑤ | 2012年至2022年，在中央支持下，西藏接待旅游人数从1058.39万人次增加到3002.76万人次，旅游收入从126.48亿元增加到407.07亿元 |
| ⑥ | 截至2023年11月，西藏累计建成5G基站超8700个，发展5G用户184万户，实现所有乡镇5G网络全覆盖，达到全国平均水平 |
(4)从上表中任选两个史事，写出序号，提炼一个主题，并对主题进行说明。
材料一 学者马大正先生曾敏锐地指出，当代中国继承了两项举世瞩目的历史遗产：一是幅员辽阔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二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而两大遗产相互嵌入的平台，就是边疆地区。历史上边疆地区的发展既相对自成体系，又呈现出国家层面的整体性。历代边疆治理政策呈现出波动性和延续性的结合，但总体而言是一脉相承的。汉代在西北边疆治理上卓有建树，唐代大体沿袭了前朝的治边理念，并结合时代特征有所损益，形成了以“羁縻”为特征的治边体系。
——摘编自黎镜明《汉唐西北边疆治理刍议》
材料二 在少数民族地区，唐政府允许保留原有的奴隶制，允许在本地区或本民族内部有自主权，实行羁縻府州制度。羁縻府州的建署大多以各少数民族的部落为单位，不同于内地的以地理为划分，府州官不由朝廷派遣，多由其首领担任，实行世袭制。由都护府直接管理，再统于唐王朝中央政府，这就构成了唐朝的“一国两制”。体现了唐代对少数民族采取笼络政策和松散管理方针，有利于民族之间的和平相处和自然融合。唐代还采取积极开发政策，如发展屯田和互市贸易等。
——摘编自刘统《唐代羁縻府州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唐对西北边疆治理的相关史实。(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唐代边疆治理有何特点？产生了哪些的积极作用？
材料一 西汉王朝在部分地区恢复封建形态，分封诸侯王国。汉景帝以后，王国的地位等同于郡。经西汉一代的变化，郡级政区（郡与国）数量与秦代相比大幅增加。西汉末年的郡国总数增至一百零三，共统辖一千五百八十七个县级政区，平均每个郡国的管理幅度为十五个县，也还算适宜。但是对中央政府而言，要直接管理百来个郡，这个范围却是太大了。因此汉武帝在郡级政区之上设立了十四部，作为监察区。首都周围诸郡由司隶校尉部统辖，其他郡国则分属十三个刺史部，每部设刺史一人，刺史按六条规定检察地方长官的行为，但不管理地方的行政事务。刺史的品秩只有六百石，而郡太守的品秩却是二千石，“夫秩卑而命之尊，官小而权之重，此小大相制内外相维之意也”。这种以小官监察大官的制度行之颇为有效，郡太守大都能克尽厥职，奉公守法，汉宣帝因此甚至发出“与吾共此（指天下）者，非良二千石乎”的感叹。
——摘编自周振鹤《中央地方关系史的一个侧面》
材料二 东汉初年，郡县设置并无变化，但两汉之际的战乱造成人口锐减，为紧缩行政开支，减少赋役负担，刘秀裁并四百多个县，并裁去郡都尉，将其职权合并于太守，使太守权力明显扩大。同时，刺史的权力也呈扩大趋势。西汉刺史作为皇帝耳目权势很大，此后其实权又不断扩大。东汉中后期因战事渐多，刺史常率兵出征，并利用兵权勾结地方豪强。
——摘编自赵炎才《中国传统地方行政制度的主要特征分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汉地方行政制度发展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东汉以来地方行政改革的影响。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影响汉代地方行政制度变迁的因素。
材料一 秦直道与长城呈”正确”形架构，相互支撑、遥相呼应。秦在直道沿线设有严密完备的配套军事防御设施，如关隘、兵站、驿站、烽火台等。前方有事，大军三天三夜即可从咸阳疾驰到河套前线。秦直道基本沿山脊布线，地形相对平缓、顺直，所经地区植被繁茂，道路隐蔽性好。直道路基底部最宽达60米，顶部宽30米至40米，残存最厚的垫土层现今仍有6米以上。直道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就完成选线规划、勘察设计和施工建设。
——摘编自何吉成《震古烁今秦直道》等
(1)阅读材料一、概括秦直道的特点。材料二 汉武帝刘彻多次沿秦直道北击匈奴，巡视朔方。飞将军李广从秦直道快速进军，让匈奴骑兵措手不及。汉宣帝甘露二年，呼韩邪单于“朝天子于甘泉宫，汉宠以殊礼”。许多迹象表明，呼韩邪单于当时是循“直道”南下。昭宣之后，汉匈关系转向缓和，双方使节来往频繁，多次从直道经过。王昭君北上经行“直道”之说，得到许多学者的支持。直道连接“北边道”，匈奴获得中原丝织等商品后，与西域各族和希腊人发生直接或间接的商业交换。
——摘编自王子今《文化史视角下的秦直道考察》等
(2)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分析直道在汉代发挥的作用。材料一 汉朝时，通过丝绸之路与西域各国平等、友好交往，确立平等的贸易关系。唐朝时，平等对待外国使者，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伊斯兰教、佛教等宗教也非常的盛行。但是，汉唐对外开放在实施中表现固有的封建性，对外贸易的经营主体主要是以封建官僚为主，民间对外贸易比较少，经济上仍实行“重农抑商”政策，不鼓励民间商业发展。一直到唐代，对外开放一直以陆地为主，海洋贸易为辅，汉唐海洋贸易发展缓慢，与当时的航海技术有很大关系，也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海洋意识薄弱，不注重海洋贸易的开发。
——摘编自张萍萍《以古今比较的角度浅谈中国古代的对外开放》
材料二 汉唐时期的“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重要的商路，也是当时中国与亚欧地区政治文化交流的通道。丝绸、漆器、瓷器是汉唐时出口贸易的三大支柱，尤其丝绸受到很多国家上流社会的青睐。到唐代，瓷器、雕塑、丝绸等手工业部门，不断的吸收外来文化，使手工制造也迎来了发展的新天地。同时，通过这条商路中亚、南亚的艺术、科技和宗教也不断传入中国。
——摘编自樊树志《国史概要》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唐时期对外开放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分析汉唐对外开放特点形成的原因。
材料一 《诗经·豳风·七月》是中原地区最早记载葡萄的文章。《史记·大宛列传》清晰记录了在张骞通西域后，汉朝迅速把西域葡萄种类引入中原并开始种植栽培。到了北魏时期，皇城洛阳许多地方都种了葡萄。南北朝时期，新疆地区出产的葡萄在中原地区享有盛名。唐朝时引进了西域的马奶子葡萄，扩大了中原葡萄的种植规模。南方的葡萄种植技术在南宋时期已经非常成熟，南方还培育出了多种品种。元朝政府在太原等地开辟葡萄园，并就地酿制葡萄酒；元代三大农书中，鲁明善的《农桑衣食撮要》对葡萄的种植方法和生长环境等进行了十分详细的总结。清朝时期，哈密、部善等地都是葡萄的主要产区，品种有萨伊必、裕租木、奇石蜜食等。
材料二 元世祖十分重视农桑，使葡萄栽培与葡萄酒酿造有了很大发展。当时，除了河西与陇右地区大面积种植葡萄外，北方的山西、河南等地也是葡萄和葡萄酒的重要产地。政府非常重视葡萄产业，并积极组织建造葡萄园，集体酿造葡萄酒。在政策方面，元朝放宽了有关酿酒的法令，私人也可以酿制酒类。元代人民开始用蒸馏技术来提纯葡萄酒，利用蒸馏方法制作的葡萄酒酒味醉冽甘芳，其制法与现代水果蒸馏酒白兰地相同。在元代，葡萄酒常被元朝统治者用于宴请、赏赐外国和外族使节。饮用葡萄酒不再是王公贵族的专利，平民百姓也饮用葡萄酒。此外，元代葡萄酒文化逐渐融入文化艺术等各个领域，除了大量的葡萄酒诗外，在绘画、词曲中都有体现。
——以上材料均整理自玉珏《中国古代葡萄和葡萄酒的起源与传播》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中国古代葡萄种植与传播呈现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元代葡萄酒业和葡萄酒文化得到很大发展的原因与意义。
材料一 汉朝时，中国对外贸易以陆道为主，兼行海市。当时的对外贸易通道已四通八达，除西北丝绸之路外，在西南有更早的“永昌道”，取道缅甸、印度半岛，与中亚大陆的古老商道交会，被称为“西南丝绸之路”；朝鲜半岛有“乐浪道”，不仅送往朝鲜半岛的货物行经此道，转口日本的商品也由此道转运南行，被称为“东北丝绸之路”。
——摘编自倪方六《中国古代的对外贸易》
材料二 宋元时期是中国封建时代对外贸易较发达的时期。宋元统治者为了取得海外奇珍异宝并征收外贸税收以助国用，积极鼓励海外贸易。海外贸易的方式主要有以下两种：一种是以“朝贡”“官本船”为名的官方贸易，凡属官方贸易的货物，免交商税；另一种是民间贸易往来，主要港口如广州、杭州、明州、泉州、密州、温州，都设有专职外贸管理机构——市舶司，负责管理商舶，征收舶税，收买舶货。
——摘编自马珺《浅论中国古代的对外贸易》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代对外贸易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宋元时期对外贸易发达的原因。
材料一 正是得益于这个郡县制，中国的国家形态才具备了逐步脱离“三代”时期多元化的联邦治理模式而向单一制中央集权模式转型的客观条件。到了秦始皇消灭六国，建立起统一的秦王朝之时，功不可没的郡县制更是全面取代了分封制而成为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中央集权的坚实根基。
——摘编自宋亚平《郡县制度：君主专制与中央集权的坚实基石》
材料二 某学生在学习汉朝历史时所作思维导图局部
材料三 元世祖朝临时处理军政事务的行省和半固定化行省分沿用金行尚书省和蒙古国燕京断事官二模式，服务于特定的政治军事需要。世祖末成宗初，随着大规模征服战争的结束，元行省逐步过渡为地方最高官府体制。行省普遍设置，有确定的辖区范围（相当于金朝一两个路），宰执衔撤销和群官负责制的形成，兼领军民和不定期迁调。
——李治安《元代行省制起源与演化述论》
(1)材料一中“三代”时期多元化的联邦治理模式在商代是什么制度？根据材料思考，郡县制对比分封制的最大优点是什么？
(2)材料二中AB所代表的制度是什么？为加强对地方控制，汉武帝还采取了哪些政治措施？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元朝行省制形成的特点。综合上述材料，分析我国古代地方行政区划发展的趋势。
材料一 伴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中国的农作物品种输出到西域诸国。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至2世纪，桃、杏等园艺作物被带到伊朗和阿拉伯。16世纪，茯苓传入伊朗。此外，传入伊朗的还有茶叶、肉桂、桑树等，传入阿拉伯的有肉桂、姜、土茯苓等，传入中亚撒马尔罕的粟等。与此同时，中亚与西亚一带的农作物品种被输入到中国，如从伊朗引进的波斯枣、核桃等，从阿拉伯引进的茉莉花、椰枣树等，从大宛传入的苜蓿、葡萄和芝麻等。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汉魏南北朝时期，输入中国的农作物葡萄、苜蓿、石榴、核桃、黄瓜、芝麻等，以后则有波斯枣、核桃、无花果、菠菜等。
——摘编自李荣华、樊志民《“植之秦中，渐及东土”：丝绸之路纬度同质性与城外农作物的引进》
材料二 明清时期正是我国人口高速增长的时期，全国人口从明初的6500—8000万人到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增加到4.21亿以上，然而，同一时期的中国耕地面积和单位面积的粮食产量并没有增加多少。也正是这一时期，玉米、番薯等美洲高产粮食作物在全国各地得到了广泛种植，在缓解因人口增长而带来的粮食压力问题上发挥了作用。宜于作为救荒作物来种植是玉米特别是番薯的又一显著优点。番薯之所以在明清时期得到了不少政府官员，甚至乾隆皇帝的大力提倡和推广，正是由于其具有适应各种土壤的能力强、抗旱耐涝、不择土地、不怕蝗虫、抵御风灾能力强、从种植到收获所需时间短等救荒功效。此外，玉米、番薯作为酿酒原料和家畜饲料的优点也是十分明显。由于玉米、番薯的上述优点，在传入中国后成为仅次于稻、麦的粮食作物，从而大大丰富了中国粮食作物的内容。
——摘编自宋军令《明清时期美洲农作物在中国的传种及其影响研究——以玉米、番薯、烟草为视角》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代丝绸之路开通以来中外作物交流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清时期高产农作物传播的原因和影响。
材料一 进入战国后，诸侯国君逐渐演变为集权专制君主，实行官僚制度。这套制度的基本内容是：其一，在官吏任免方面，突破“亲贵合一”“世卿世禄”的旧制。选拔官吏，或因军功，或由荐举、游说，或择自侍从养士。被任命的官吏多非贵族，“官无常任”，不得世袭。其二，以玺印符节作为官吏权力的象征和凭据。国君任命官吏时授予玺印，免职辞官时回收玺印。将帅统兵发兵，也须持有兵符。派遣使臣，则用国君授予的“节”，国君颁赐给官吏玺印符节，赋予官吏行使行政、军事、司法诸权以合法性。其三，严格实行官吏岁终“上计”。每年地方官须向国君呈报财政预算。国君采用合券制，年终稽查两片符券所载数目的盈亏。盈者升官受赏，亏者降职问罪，以督促官吏尽责尽力。其四，推广俸禄制。发放数额，依官职高低而有等差。俸禄取代封色，国君可随时任免或调动官吏。
——李治安《中国古代官僚政治）
(1)概括战国时期官僚制度的特点，结合所学分析官僚制度形成的历史背景。材料二 秦统一六国后，实行郡县制，“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这里的“监”是“掌监郡”的“监御史”。它隶属于御史大夫，代表皇帝监察地方官吏，使地方官不敢欺骗和违抗中央。汉初，郡国并行，各郡没有设置监御史这个官职，但中央派人监察地方的作法继承下来。到汉武帝时，在全国置十三州部，每州派刺史一人。刺史对上受中央御史中丞直接管辖，对下主要监察郡守和强宗豪右，从其“周行郡国”可以看出，诸侯王也在督察之列。刺史以六条问事，形成“秩卑”“任重”的局面。作为中央派出的监察官，虽不是地方官，由于能控制地方长官，因而极易越权。随着东汉后期阶级矛盾尖锐，刺史（州牧）的秩位提高、权限扩大，刺史可以督察辖区内一切朝廷命官，有选举、劾奏之权，有权干预地方行政，又拥有领兵之权，事实上演变为地方的高级行政长官。有的州牧、刺史甚至权位父子相袭，实际上成了割据一方的军阀。
——摘编自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
(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指出秦汉地方治理体系的变化，并分析变化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