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自夷夏意识产生以来，“夷夏之辨”便成为主导和决定边疆理念发展的重要因素，其本质是不同文化背景下各族群之间的现实竞争。春秋时期，孔子把区分夷夏的标准由血统改为礼术，从而使传统观念中不可跨越的夷夏之别具备了松动的可能，使得夷夏之间的互转成为可能。孔子称：“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礼记·曲礼》云：“礼闻来学，不闻往教。”孟子亦称：“夫子之设科也，往者不追，来者不距（拒）。”
材料二 随着新儒学整合的不断深化，董仲舒的边疆理念表现出强烈的“有为”倾向。董仲舒提出了“王者爱及四夷”的观点：“故王者爱及四夷，霸者爱及诸侯，安者爱及封内，危者爱及旁侧，亡者爱及独身……如此者，莫之亡而自亡也。”四夷亦属天下、万物的范畴，王者有爱其之权利，亦有爱其之义务。爱及四夷，体现了身为王者主动施爱于四夷的积极心态。至汉武帝之世，华夏族群即将完成最后的整合与重建，爱华夏于内的任务基本完成，爱及四夷成为新的时代使命。董仲舒所强调的“大一统”思想，即“《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是其边疆观念的理论基础，与汉武帝的政治需求有着高度契合。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袁宝龙《秦汉新儒学转向与汉武帝边疆思想体系的构建》
(1)概括先秦至汉代儒家的边疆思想倾向的变化，并指出这一变化的政治实质。
(2)说明董仲舒边疆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
(3)从魏晋至清中叶任选一个时期，试举一例说明社会思潮对边疆或民族治理的影响。
材料一 武帝的开拓事业，论范围，论时间，都比秦始皇的加倍，费用自然也加倍；光是元朔五、六年间对句奴的两次胜利，“斩捕首虏”的酬赏就用去黄金二十余万斤。武帝又厉行水利的建设，……又是财政上一大例外的支出。武帝最初的货币政策，是发行成本低而定价高的新币。以白鹿皮方尺为皮币，当四十万钱，限王侯宗室朝觐聘享必须用作礼物……于是武帝实行币制的彻底改革，集中货币发行权，严禁各地方政府铸钱。
——一
——摘自张荫麟《中国史纲》
材料二 川蜀用铁钱，街市买卖，至三五贯文即难以携持则交子之创始者，实为蜀中豪商至天圣初因交子铺信用失坠，不能如数兑现，寇碱乃奏请封闭。封闭后商业骤行凋敝，后特设国营交子务，由国家发行，流通区域限于川蜀。神宗熙宁间，交子发行已扩展及于河东及陕西至徽宗时，交子改名曰“钱引”。……因旧日所发行之交子价值日落（因西夏用兵，借川蜀交子以助边费，交子发行逾原定额二十倍，故价值大落），欲以新名救济之也然未几钱引之价亦日落（因滥发故）。概北宋之纸币制，至徽宗时已大坏。
——摘自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下）》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武帝币制改革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北宋交子的特点及影响。
(3)结合材料一、二，谈谈你对古代中国币制改革的认识。
材料一 “教化”一词在董仲舒著作中出现频率很高。他指出：“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并反复强调：“今万民之性，待外教然后能善。”“天下所未和平者，天子之教化不政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春秋之所治，人与我也。所以治人与我者，仁与义也。以仁安人，以义正我。”“不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而“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
——摘编自朱人求《董仲舒教化哲学研究》
材料二 “二程”关注国家前途，强调“帝王之道，教化为本”，多次直言上疏，用自己的思想学说影响皇帝，提出“格君心之非”“王道治国”等一系列政治举措和治理模式。程颢认为“得贤才为本”，请求皇帝兴办学校。在官吏的德才关系问题上，“二程”强调修己之道，以德为先。程颐呼吁要将“宽赋役”“劝农桑”等措施作为重民保民、治理天下的要务，实现富裕的同时才能进行道德教化。还提出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婚姻妇女观。程颐指出，圣人虽然崇尚道德教化，但是也不能轻视刑罚的作用，应该在先有刑罚的基础上进行德化。
——摘编自丁静《二程教化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董仲舒教化思想提出的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董仲舒与“二程”教化思想的相同之处，并简评“二程”教化思想。
| A．证明秦亡于严刑峻法 | B．准确揭示了秦朝灭亡原因 |
| C．受特定历史环境影响 | D．缺乏事实支撑没有可靠性 |
材料 经过六七十年的发展，到汉武帝时，经济恢复，国力强势。但边疆匈奴的威胁仍然严重，王圆问题影响着中央集权，这些问题都严重困扰着年轻的汉武常。如何根治新的社会问题，建立大一统的强国，成为想有所作为的汉武常的治国目标。因而，刘安的《淮南子》宣讲的道家“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已经无法作为汉武帝时代及后世君主治国的指导思想了。
董仲舒等一批研究和推崇儒学的学者受到重用，可以说是符合时代的需要。儒家学说的内在特性与统治者梦想的治世意愿相吻合。儒家思想地位逐渐上升，直至取代道家思想而成为封建社会的主流思想，重仲舒的作用不可忽视。董仲舒是“识时务的俊杰”,为儒学经学化，官学化，制度化作出了巨大赏献。董仲舒抓住汉武帝“策问古今治道”的历史机遇，提出了新的治国指导思想，被汉武帝及之后的统治者所采纳、重用。汉武帝时代造就了儒学大师董仲舒，董伸舒的治国策略也为汉武帝谋划了汉朝“大一统"的蓝图。
——摘编白朱冠艾、陶立明《两汉儒学经学化的历史君示》
(1)机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汉武帝时期治国思想发生的变化，并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汉武帝时期新治国思想实施的影响。
材料一 公元前200年，汉高祖中了匈奴的诱兵之计，被冒顿单于围困于平城白登山，虽然此役最终得以解困，但是匈奴强大而精良的骑兵使得汉统治者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在草原文化背景下精心培育的远途快速骑乘军马面前，汉代国马成为不堪一击的劣马。汉景帝时期，在秦代国家牧苑的基础上开始有意识地大批培养国马。汉武帝即位后，以“天马”为蓝本的西域名马、乌孙马、大宛马随之被引入进来，国马的种群质量得到大幅度提高，汉军的移动能力随之增长，使得其突破长城的保守型防御而北上西进，构建了汉帝国的幅员辽阔。
——摘编自尚永琪《国马资源谱系演进与汉唐气象的生成》
材料二 汉武帝时期西汉与匈奴的三次大战简表
| 公元前127年 | 匈奴南进，汉派将军卫青击匈奴 | 汉收复河南地 |
| 公元前121年 | 汉派将军霍去病北击匈奴 | 匈奴退出河西走廊 |
| 公元前119年 | 匈奴南进，杀掠无度。汉以卫青、霍去病出征 | 汉大破匈奴军，匈奴北徙漠北 |
——摘自《中国古代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1)根据材料一，总结汉代改良国马谱系的原因。
(2)结合上述材料及所学知识，分析汉代国马谱系改良的影响。
材料一 西汉大儒董仲舒创立新儒学，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张，实现了儒学的第一次综合创新。董仲舒认为，治国理政、社会生活和人伦日用应该一统于“天”，也就是所谓“以人随君，以君随天”“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汉武帝采纳董仲舒主张，独尊儒学，以“经”作为意识形态杠杆，设立官学之途，通经入仕，“经”在汉代儒学意识形态化过程中承担着中介和纽带的作用，士人通过读经、学经方能获得入仕资格。太学的建立是儒学教育官方化和制度化的标志。同时，也带动了民间积极向学的风气，一些出身于社会中下层的人也得到入仕的机会。布衣以儒术拜相封侯，是汉代转向文治的一大标志。
——摘编自迟成勇《董仲舒思想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影响》
材料二 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多次谈及民族文化继承问题，认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周恩来也说道：“优良的传统都应该提倡，但是要正确地发展。要抽取好的，排斥糟粕。不要以为凡是研究古典的书就是复古。”1938年1月，“陕甘宁边区文化救亡协会”在其成立宣言中提出：“为保卫祖国，为保卫中华民族的文化，为发展中国文化中最优秀的传统，为创造中国崭新的文化，而尽自己最后一滴血。”1943年5月26日，中共中央明确宣布，“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
——摘编自张卫波、王瑞《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儒家文化的认识和态度》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汉武帝时期儒学的特点并分析其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并分析其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