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宋朝赋税摊派“当先富后贫，自近及远”。富者多担、贫者少担的赋役征收原则和形式公平有利于社会稳定。宋代制度规定“灾伤二分至五分为小饥，放税在二分至五分之间……为大饥，放税也在七分至十分之间”。北宋还新创多种赋税缓征制度，如展限即在缴纳期限外再给予延迟缴纳的明确时限。这种赋役制度发挥了保障财政供给和调节贫富、维持稳定的双重作用。宋代是中国古代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高峰期，形成了教荒、济贫、扶弱三个方面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仓储备荒、突伤赈济、日常救助等措施。

——摘编自黄纯艳《北宋何以“百年无内乱”》

材料二：为进一步巩固对广大西南地区的统治，雍正皇帝在改土归流的基础上实行了一系列的开发政策。针对土税繁多且杂乱的现象，雍正采取轻收、划一政策，按内地“摊丁入亩”征收。雍正还在西南地区丈量土地、鼓励开垦，针对大量无主荒地或生荒地，他发牛种，给银两，分房屋以鼓励垦种。开发水路交通也是其措施的重要内容，如清廷在苗区组织苗民修筑公路，所修公路北达四川、东入贵州。雍正还在少数民族地区普遍开设学校，批准各州县科举之名额。

——摘编自齐涛《中国古代经济史》等

材料三：1865年，来自中亚的阿古柏入侵新疆，建立了所谓的“哲德沙尔”国。1871年，沙俄公然出兵新疆，武装侵占了伊犁地区。1875年5月，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西北军务，全面负责规复新疆。经过一年半的时间，清军完全消灭了阿古柏政权，收复了除伊犁之外的新疆全境。1881年清廷派曾纪泽赴俄谈判，签订《中俄伊犁条约》，次年收回了伊犁。左宗棠曾多次上奏朝廷，阐明新疆设省的必要性，建议在各地设立新的行政建置，直接管理各地民政事务。1884年11月，新疆行省正式建立。

——摘编自翦伯赞《中国通史》

材料一   察举制强调以德行、才学为主，由丞相、列侯、刺史等官员甄别人才，推荐给朝廷，经考核合格后授予官职……察举制奉行“以德取人”的价值取向，希望实现……为政以德、教民以德，以及由深仁厚泽的君子贤人任官

——陈荣香、杨月坤《人才选拔应兼顾形式公平与实质公平》

材料二   隋炀帝时增设进士科……经过唐代的发展，考试作为一项重要制度确立起来。这样，士人可以不经荐举，直接报名考试……由官府择优录取，从而纠正了魏晋以来世家大族垄断用人做官大权的状况。

——韦庆远《中国政治制度史》

材料三   宋朝开国后，统治者所面临的当务之急就是创建“士人政府”，……为此，就要恢复作为“士大夫政府”附属物的科举考试制度，用以选拔数以万计的文官去填充它。

——李默海《布衣入仕与中国君主专制政体变迁》

材料   经过唐末五代的武人政治，宋太祖不愿再见军队夺取政权的威胁。宋代的政治权力，即倚仗儒生士大夫所撑持的一个庞大的文官系统……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

宋代科举取士，儒生基本上是经由竞争，以经典知识与文字表达能力，进入文官系统。宋代名臣，如三苏（苏洵、苏轼、苏辙）、两宋（宋郊、宋祁）、范仲淹、王安石、文天祥……都没有显赫家世，凭着文采与知识，在士大夫中脱颖而出。

宋代优遇士大夫，胜于前后列朝。据说，宋太祖留下祖训，不得诛戳士大夫。核对历史，宋代党争虽烈，失势的官员至多降职贬逐，却没有杀身之祸，甚至身陷罗网也属罕见。

宋代知识阶层的地位提高，未必只是由于政权对文人儒生的尊崇，其实还在于这一阶层人口众多，形成相当广大的社会基础。……大概由于教育较为普及、知识传布较为方便之故。宋代知识阶层的社会地位，也较过去更为重要。读书人往往是以个人的身份，在小区拥有发言权，受乡里尊重。

——摘编自许倬云《万古江河》

材料一   唐代的乡贡，地方官不再掌握推荐的权力，只能按照中央规定进行资格审查和预选。科举制建立，着力打破贵族世家倚仗门荫资历对官位的垄断，为庶族地主以至平民开辟了升迁途径。宋代以后参加科举考试者必须具有官办学校的生员身份。这样，学校教育成为法定的选官前提，教育制度和选官制度都不能脱离对方而独立存在。

——摘编自刘文瑞、杨柯《试论科举制对中央集权体制的历史作用》

材料二   宋太宗吸取唐朝失败教训，“杯酒释兵权”后部分将领回家休养，对节度使“收其精兵，制其钱谷”，派文官担任州郡长官。又以路作为地方最高一级政权，路分置经略安抚司、运转使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这四司互不统属，都直接对皇帝负责。同时，“始置诸州通判”，“凡兵民、钱谷、户口、赋役、狱讼听断之事，可否裁决，与守臣通签书施行”。

——摘编自成军《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层级嬗变及启示》

材料一   （唐末以来）及府兵法坏而方镇盛，武夫悍将虽无事时，据要险，专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以布列天下。然则方镇不得不强，京师不得不弱，故曰措置之势使然者，以此也。

——摘编自《新唐书》卷五十

材料二   唐季以来，战斗不息，国家不安者，其故非他，节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矣。今所以制之，无他奇巧也，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天下自安矣。

——摘编自司马光《涑水纪闻》卷一

材料三   在宋代，各郡长官由文臣担任，长官之外另设“通判”，使其互相牵制。后来，又把全国州郡分为十五路，陆续在各路设转运使、提点刑狱、安抚使（管军事）、提举常平（管常平仓救济、农田水利等）四司，统称“监司”，也都由文臣担任，只有安抚使用武人。宋代各路四监司为中央派到地方，对各州进行监控和节制。

——摘编自朱绍侯《中国古代史》

材料一：元朔五年，武帝令各地诸侯王在封地之内分封弟子，由中央政府给予名号，划分全国为十三州，直接代表皇帝监察高官乃至诸侯王，采用逐步将外廷权力转移至内廷的方法，一切文书、奏章、政令一概由内廷官吏执掌。设置太学，学生学业完毕后，即派往各政府机构任事。在全国各地设盐官38处，铁官 48处，均统归大司农管辖，直属中央政府。

——摘编自林永光《试论汉武帝的治国为政之道》

材料二：汉代由宰相一人掌握全国行政大权，而唐代则把相权分别操掌于几个部门，由许多人来共同负责，凡事经各部门之会议而决定。

——摘编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材料三：朱熹总结北宋败亡的教训时说：“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遂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

——《朱子语类》

材料四：元朝同宋一样， 把地方分成路、府，州、县，而实际上元代的地方政权不交在地方，乃由中央派行中书省管理。行省长官是中央官而亲自降临到地方……所以行中书省正名定义，并不是地方政府，而只是流动的中央政府。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材料一   叶梦得《避暑录话》云：“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陈师道《后山诗话》云：“仁宗颇好其词，每对酒，必使侍从歌之再三。”……柳永词的内容和语言都趋向俗化，既符合了歌唱者低文化层次的需要，也更有利于市井百姓的接受。

——张学辉《试论柳永词的“大众传播效果”》

材料二   宋代的“市”“自大街至诸小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即无空虚之屋，每日凌晨两街巷门上行百市。买卖热闹”。“都市之夜市，酒楼极繁华处也任务嘈杂，灯火照天，每至四鼓罢……”

——摘编自吴自牧《梦粱录》

材料三   宋朝时期指的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对整个欧亚大陆有重大意义……中国首次出现了主要以商业，而不是以行政为中心的大城市。……中国人首次大规模从事对外贸易，不再主要依靠外国中间商。……此外同样重要的是宋朝时的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丝毫未对后来的中国社会产生爆炸性的影响。

——摘编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四   宋代文化是唐代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唐代所建立的三省六部等制度已经标志着行政管理体制的完善。宋代又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更加完善的文官制度，中枢大臣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得以相互制衡。

——摘编自袁行霈《中华文明史》

史料一   淳化元年（990年）十二月，宋太宗接受右正言谢泌的建议，把中书、枢密院对掌文武大政的官僚体制改为“凡政事送中书，机事送枢密院，财货送三司，覆奏而后行”的体制。宋仁宗时，一些官员上疏请求对这一体制进行改造。如知谏院范镇曾上疏说：“中书主民，枢密主兵，三司主财，各不相知。财已匮，枢密益兵无穷；民已困，三司取财不已，请使二府通知兵民大计，与三司同制国用。”

——摘编自贾玉英《宋代中央行政体制演变初探》

史料二   诸府置知府事一人，州、军、监亦如之。掌总理郡政……其赋役、钱谷、狱讼之事，兵民之政皆总焉。通判……建隆四年（公元963年），诏知府公事并须长吏、通判签议连书，方许行下……职掌贰郡政，凡兵民、钱谷、户口、赋役、狱讼听断之事，可否裁决，与守臣通签书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