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汉世之初，矫枉过正。欲大本枝，先封同姓。建元已后，藩翰克盛。主父上言，推恩下令。长沙济北，中山赵敬。分邑广封。振振在咏。扦城御侮，晔晔辉映。百足不僵，一人有庆。 ——《史记》 |
时群臣升殿奏事者，既可其奏，皆得专达于有司，颇容巧妄。左正言、直史馆歙人谢泌，请自今凡政事送中书，机事送枢密院，财货送三司，覆奏而后行。诏从泌请，遂著为定制，中外所上书疏亦如之。 ——《宋史》 |
材料二 秦至明清时期，中央和地方行政机构的兴衰变革，是因阶级斗争和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以及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而发生的，历代的民族问题、边疆问题、宗教问题、外交问题和经济问题，都在中央和地方行政管理机构的设置上反映出来。因此，历代行政机构的设立，既有适应社会需要的调适性变迁，又有满足行政体制规范化需要的结构性变迁。
——摘编自甘泉、张海鹏、任式楠主编《从文明起源到现代化：中国历史25讲》
结合材料一中汉初与宋初行政机构变迁的史实，对材料二的观点进行论证。
材料
唐代兴起茶马古道，北宋与藏区建立“以茶易马”互市制度，史载：“(宋人与吐蕃)商人博易，甚有信而不受欺绍，商人有信则相与如至亲，借贷有所不吝，岁望其一来，不来则数数念之。”“乾道癸巳(1173年)冬，忽有大理人李观音得、董六斤黑、张般若师等……皆有礼仪。擎诵佛书，碧纸金银字相间。”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写道：“汉地的货物运到博(藏区)，是我们这里不产这些东西吗? 不是的，不过是要把藏汉两地人民的心连在一起罢了。”
——摘编自张嘉琳、梁长平《茶马古道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贡献与价值》
解读材料，提炼出一个观点，并结合中国古代相关史实，加以论述。(要求：观点合理、明确，史论结合。)材料一 内藏库实际是宋朝皇帝亲自掌管的理财机构，号称“天子之别库”。内藏库财赋的用途较广，如仁宗明道二年（1033年）到景秸四年（1037年）正月，三司共向内藏库借贷钱帛917.2万贯匹。这种借贷往往是有借无还的。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提取内藏库锦绮绫罗100万匹，“下陕西路市籴军储”。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提取内藏库900万缗，用来犒赏军队。孝宗隆兴二年（1164年），秋霖害稼，“出内帑银四十万两，变籴以济民”。钦宗靖康初年，“御笔：内藏库支钱一万贯，付李彀充应副道君皇后修造使用”。
材料二 内藏库内部设监官，委派诸司使或副使（武臣）和内侍充任……元丰改制，内藏库名义上隶属户部和太府寺。户部所属金部右曹案“主行内藏受纳宝货、支借拘催之事”，太府寺兼管奉宸、内藏库的受纳事务。至于两库“支用多少”，户部和太府寺“不得以会计”“文籍舛谬，不得以稽察；岁久朽腐，不得以转贸”。两库“总领之者，止中官数十人”。徽宗时，内侍受到重用，“内侍总领内藏，予夺专己，视户部为僚属”。在这种情况下，内藏库全归内侍控制。南渡后高宗时，内藏库仍然不隶户部和太府寺。绍兴十三年，规定“有司辄敢（向内藏库）会问，与供报者，皆坐之”。于是，内藏库全由内侍管理，而与外廷无涉了。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张其凡主编《中国大通史·宋》
(1)根据材料一、概括宋代内藏库财赋的用途。(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宋代内藏库财政管理制度建立的背景和作用。
材料一 宋代官印一曰“宝”，专称君主玺印，用玉或金；二曰“印”，是各官署、官员用印，三省、枢密院用银，六部以下用铜；三曰“记”或“朱记己”，用铜，尺寸略小于“印”，地方职司、诸军将校等使用。“寺观及士庶之家所用私记，今后并方一寸，雕木为文，不得私铸”。“文书有印，以示信防奸，给毁悉经省部，具有条制”。发送给其他机构的“行移文字”“若官文书脱误者，咨长官改正，其事理要切处皆用印”；中央重要部门的日常文书会专门委派官吏负责“对读印押”“点对印押”。
——摘编自邓小南《宋史研究诸层面》
材料二 “洪武十五年（1382年），始置文书半印勘合。”其制：“以簿册空纸之半，而编字号，用内府关防印识之，右之半在册，左半纸册付天下布政使、都指挥使司及提刑按察司。所司以册合其号，印文相同，则行之，谓之半印勘合，以防欺弊。”“凡诸司印信，铸印局专管铸造，如有刑削，则换给之。凡在外文移到京，悉送该局，辨其真伪。”明代文书行移勘合在军队和边远地区有行移勘合、军事勘合、调军勘合、出关勘合、宗藩勘合、通贡勘合、外国勘合等等。
——摘编自黄才庚《明代文书行移勘合制度》
(1)根据材料一、归纳宋代官印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分析明代文书行移勘合制度的作用。
(3)结合上述材料和所学知识，谈谈对政务运行的认识。
材料一 唐立国之初即改郡为州。贞观元年，鉴于州地域太小，数显过多，便设“道”，全国分十道，每道派出采访使，为代表中央的具有督抚监察职能的官员，后增至十五道。景云二年，唐政府正式置节度使，集军、政、财、监察权于一身……特别是边境藩镇，拥兵自重，威专一方。由此导致“安史之乱”的发生。平定后，唐朝出现落镇割据。黄巢起义之后，唐朝彻底失去了对藩镇的控制，已经名存实亡。
材料二 宋代地方行政组织分路、州、县三级，同时另有府、军、监等机构。宋仁宗时全国有州府、军、监一级政区二百二十二个。《宋史·职官志》说：“宋初革五季（五代）之患，诏各镇节度会于京师，赐第（宅）以留之。分命文臣出守列郡”。宋还在行政首长之外又增设“通判”一职。规定凡州府文件，必须经通判连署之后方能有效。宋还在州一级设“监当”一职，制衡知州或知府的财政权。宋代的这些政治措施，虽然能防范地方造反或违抗中央，但其弊端也很明显，便是造成内重外轻。
——以上材料摘编自林英男《唐宋时代地方行政体制和强干弱枝传统的形成》
(1)根据材料，简析从唐到宋地方行政区划的变化趋势。(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唐宋两代地方行政区划设置产生的不同结果及对现代治国理政的启示。
材料一 信息是历代政府决策的重要依据，事关重大。宋代在信息的搜集和处理上，除章奏、面奏等历代类似的制度外，还有其独特之处。群臣面对、臣僚章奏、经筵议论乃至士民上书都是君主了解社情民意的途径。同时政府以行政、监察系统为主，财政、司法等专门机构为辅，建立起多层多途错落纵横的政绩考察途径来丰富信息搜集渠道。信息的搜集和处理强调时效，情报的最终汇聚点，是君主所在的“御前”。
——摘编自邓小南《宋代信息渠道举隅：以宋廷对地方政绩的考察为例》
材料二 庚子之前，清朝电报建设已初具规模。遇有紧急事件，朝廷与各省之间常通过电旨、电奏的形式沟通政情，京中对外电报线路逐渐形成东线、西线、京恰线三条。电奏与奏折相比，体例相对简洁，仅申述事实，少了繁复的礼节性饰文；由总署电局译出后，径交军机“进呈御览”，枢臣率先得观电奏。这一新型通讯方式变得日益普遍，原先双线运转的、上传下达的信息路线，一变而为多线并存的信息网络。
——摘编自郑泽民《“庚子西狩”时期电报通讯机制考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信息搜集和处理的特点，并简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晚清信息搜集和处理的新变化，并分析其影响。
材料一 南北朝对峙，战乱频繁，政权自然无法稳定，致使地方行政区划更是混乱不堪。这个时期，“迁徙百计，一郡分四五，一县割成两三”的现象普遍存在。公元502到546年，在这短短的三十年期间，州的数量从原先的23个增加到104个，郡的数量由326个增加到586个。州郡的管辖区域越小，理论上来说更便于中央政府的管理，但是在那战争纷乱的时代，就会出现界线不明，权限混乱的现象，双头郡县或是双头州郡现象的出现就说明了这一点。
材料二 中央集权尚不发达，实行三级制以及第一级政区幅员过大就会容易形成分裂割据，在充分认识到这点之后，北宋统治者开始对节度使进行控制，使得中央集权空前强化。行政区划上的体现是路成为州以上的新型行政区划层级，安排诸监司分管路级事权且分路不相一致，所以宋的行政区划虽为三级制，但中央掌控全局，路级难成割据力量。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李玉兰《中国古代政权与行政区划之间关系初探》
(1)根据材料一，分析南北朝时期地方行政区划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宋代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及影响。
材料一 宋人常使用一些边疆词汇来表达其对边疆空间的认识，如三边、边郡、边州、初郡等。边郡、边州等既体现政区（“郡”“州”），又体现地理空间（“边”）。从词语的使用来看，体现为新的边疆词组被大量使用，如极边（沿边）、次边、近里等。极边、次边等体现的是地理空间，而非政区，可以概括为“地理性词汇”，凡是分布在这块区域上的州军、镇寨皆可称之为极边“州、军、镇”。从宋人的使用频率来看，边郡、边州等词出现的频率较高，但极边（沿边）、次边等词汇的运用频率远远高于边郡、边州等词汇。
——摘编自杜芝明《宋朝边疆地理思想研究》
材料二 辽、宋、西夏、金时期各个民族的局部统一，与其说是唐末五代以来分裂割据的继续，毋宁说是全国统一的必要准备阶段，没有这一时期在局部统一基础上的民族交融与经济、文化交流，就没有元、明、清时期空前的大统一。
——摘编自杜建录《西夏与周边民族关系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人边疆地理思想的特点。(2)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用史实说明该时期“局部统一基础上的民族交融与经济、文化交流”的表现。
材料一 《宋史》记载：“国子生以京朝七品以上子孙为之……太学生以八品以下子弟若庶人之俊异者为之。”当时国子学为独一无二的中央官学，太学生附读于国子学，并无独立的太学。庆历三年（1043年），太学独立建校，国子学作为中央唯一官办学校的格局被打破。从庆历四年（1044年）到熙宁元年（1068年），包括国子生，太学生在内的国子监学生定额从200人增至900人，“孤寒之士”纷纷进入太学。至南宋，“国子生附太学”，“于太学辟一斋以处之”。《国学议》记载：“至于绍兴，国学愈废。虽名三学，而国学非真国子矣。当时布衣从公卿牒补入国学，而真国子入学者十无一二。”
——摘编自张邦炜《宋代学校教育的时代特征——着眼于唐宋变革与会通的观察》
材料二 近年来，海南省教育厅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精神，始终坚持“五育并举”，着力构建德智体美劳融合育人体系，倾力培养具有海南“特色印记”的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和自贸港建设重任的时代新人。积极构建“红色人文，绿色生态、蓝色海洋”海南特色德育体系，指导各地各校深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四史”教育、国防教育，海洋意识教育等，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融入教育教学。
——摘编自《坚持“五育并举”打造海南学生“特色印记”》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中央官学的变化，并分析其意义。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海南“特色印记”教育提出的原因及意义。
材料一 至汉代采取察举和征辟两途任官。察举是两汉选拔官吏的常设制度，始于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求贤诏。惠帝、文帝也先后下诏求“孝悌力田”“贤良方正”“直言极谏”。武帝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征辟始于西汉而盛行于东汉，除皇帝下诏征辟外，公卿、州郡长官也可以征辟士人为官，但如举非其人，也要负连带责任。
——摘编自张晋藩《中华法文化史镜鉴》
材料二 宋朝的科举考试制度取消了门第的限制，科举考试主要有3个层级，分别是解试、省试和殿试。宋太宗即位不久，就科考录取五百多人，不仅规模远超以往，而且打破常规，超等任官。与此同时，文官的政治地位迅速上升，成为皇权依靠的主要力量。宋太宗曾公开表示：“朕于士大夫，无所负矣。”北宋宰相共有71人，其中64人为进士出身。其余非科举出身的7人中，又有3人为开国功臣，而在所有宰相中，竟无一人出身武臣。南宋共有宰相62人，其中51人出身科举，6人出身太学生，其他4人出身恩荫，1人出身武臣。
——摘编自陈峰《宋代文武关系演变的历史轨迹》等
材料三 天下选合格者三百人赴会试，于内取中选者一百人，内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分卷考试，各二十五人。
——摘编自栗云屏《试论元朝科举取士制度的特点》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察举制度选官的标准，并指出这一标准的积极意义。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科举制的新发展。
(3)根据材料三，指出元朝科举制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元朝科举制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