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两宋之际，北方战乱的影响与南方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促成了我国历史上继西晋、唐中期以后第三次大规模人口南迁。在中国历代的人口分布上，北宋末年首次出现南北均衡。此后，南方的人口优势逐步确立，南方经济明显领先，经济重心不可逆转地远离了北方，南盛北衰的局面完全确立。元明清时期，这种趋势继续发展。

——章开沅《中国经济史》

材料二   宋代人口流动促进了城市商业的发展，市民阶层不断发展壮大。宋代有着强烈的保富意识，重视富裕起来的商人阶层。……宋代政府改变唐代限制贸易的做法，鼓励商业发展，打破唐代“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的禁令，使商人获得了从政的权利。政府还制定法律，对勒索商人的官吏进行惩罚。“诸商舶兴贩已经抽解与免两州商税外，其余合收税，场务不即检税若收纳力胜钱过数，各杖一百，留滞三日加一等，罪止徒二年，因而乞取财物，赃轻者徒一年。”宋代对商业和商人的态度造就了中国古代商人的黄金时期。

——摘编自李华遷等《宋代社会治理研究》

材料一   宋代打破了唐代以来的坊市制度，经商的时间限制也被取消，促进了商品经济的繁荣。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工商业者成为城市中非农业人口的主体……城市的文化也受到冲击，呈现出多元性、丰富性，人们的思想意识发生了重大改变，追求实际、逐利求富的价值观逐渐形成，传统的“重农抑商”观念受到冲击，商人的地位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新兴的市民阶层对休闲娱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各种娱乐场所呈现出兴盛的趋势。北宋中期，瓦子已相当盛行，汴京城内有50多家瓦子，茶坊也遍布城中，这为市民的休闲娱乐生活提供了场所。

——摘编自况鹏《宋代商品经济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材料二   在西欧城市重新兴起和工商业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市民阶层形成了。商人和银行家作为市民阶层的上层，发展成为早期的资产阶级……市民反对封建割据，反对领主特权，支持国家统一和王权强化。建立新城市符合国王们削弱诸侯势力的政治考虑，因而国王成为城市的长期盟友，国家出现了不与封土相联系的官吏，市民阶级开始参与政治活动……城市的兴起和繁荣产生了市民日常需要的世俗文化和世俗教育，文化教育不再为教士所垄断。12世纪，西欧的教育与学术出现新气象，冲击着传统的教权主义、普世主义与禁欲主义的束缚。

——摘编自孔祥民《世界中古史》

材料一   中唐以后的总的趋势是向平民社会发展，文化的基本精神是突出世俗性、合理性、平民性。对整个宋明理学的评价应当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来进行，它是配合、适应了社会变迁而产生的整个文化转向的一部分。当然，思想的发展也有历史的渊源。理学讨论的主要问题，格物致知出自《大学》，心性见于《孟子》，天理人欲出于《礼记》，这些经典的问题经过理学家们的不同诠释赋予了新的意义。

——摘编自陈来《宋明理学》

材料二   王阳明所处的明代中叶，社会处在动荡之中。统治阶级面临着言行不一，知行脱节的道德危机。科举作为选拔经邦治国人才的制度日益僵化，官僚士大夫和一般知识分子都信奉程朱理学，治学偏重格物致知。王阳明感叹当时社会道德沦丧的情况，他从各种经历中深刻体会到，要救深陷危机的明王朝，单靠镇压是不行的。要从思想上消除人们对封建制度的反抗意识，做到知行合一。王阳明认为程朱理学一味地强调知行为两件事，过分割裂了知行的关系，导致不能将道德知识付诸道德实践的情况。“某尝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他提出的知行合一就是要将知和行并作一件事，将道德认识和道德实践相统一，以便消除以前程朱学派一味强调知先行后而带来的知行脱节的情况。

——摘编自刘子旻《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有什么时代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