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隋唐时期，随着大运河的开通和梅岭(大庾岭)驿道的开凿，赣江成为南北航运的必经要道，促进了江西地区商业发展。两宋时期，商品由粮食扩大到茶叶、药材、纸张、竹木等，范围由运河地区扩大到西南边陲、东南沿海。明清时期，江西商人无论是人数规模，还是活动范围，均超过前代。形成了樟树、景德、吴城、河口四大著名商镇，江右商帮与徽商、晋商并称三大商帮。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后，江西各县几乎找不到富商大贾，往昔繁华的“日市辐辏之地”变成“里巷萧条，商贩斯绝”。

—摘编自贺三宝《江右商帮兴衰与赣商重塑》等

材料二   江右商帮应时而起并逐步发展，但其经营观念仍然没有完全跳出“以商补农，以末养本”的思维方式。500余年中，多数江右商人采取的经营方式是个体小本经营，从事着原有商品品种的经营。但是，江右商人并没有把赚取的利润用于扩大经营资本，据统计，其生活性投资占两成，社会性投资占近八成，产业性投资仅占不足2%。

—摘编自谢力军《浅析江右商帮的没落》

材料一   华夏服饰传承发展了数千年，形成了多样的服饰风格和丰富的服饰文化。春秋时期的深衣、汉代的曲裾和直裾、唐代的襦裙、宋代的圆领袍衫、明代的比甲等，展现了华夏服饰的美观大方与纷繁多彩。将华美的形式与威严的礼仪融为一体，是华夏服饰的一大特色。古代统治者将服饰视为一种礼仪、礼制，通过服饰的不同来区分尊卑，划分等级。长期以来，华夏服饰被人们视为道德的重要载体，表达着人的情感，传达着道德的规范和内涵。通过服饰与天地相和合，从而带来福瑞和平安，是古人美好的愿望，也是古人的一种习俗、文化和信仰。

——摘编自《中国衣经》《服章之美与礼仪之大——华夏服饰中的儒家文化内涵》

材料二   “服妖”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其一，对封建礼制中“服制”象征体系的背叛和挑战；其二，“服妖”为一种“妖风”“妖象”，可能对封建政治统治造成威胁。魏晋南北朝时期“服妖”现象多发，如最高统治阶层“好胡”之风，在很大程度上助推了社会习俗、服饰习惯等方面的“胡化”。唐代时出现“时世妆”一词，到明清两代“时尚”“时髦”一类名词的出现，不仅仅是服饰冲破礼教拘束的例证，更是从深层次反映了人们在服饰生活上对时尚的憧憬和追求。明末，“服妖”现象发展到极致，出现僭礼的现象。

——摘编自周韦《从“服制”与“服妖”论中国古代服饰的社会功能》

材料一   司马迁自幼受《春秋》影响颇深，继而作《史记》，形成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崇高抱负。《史记》作为一部历史巨著，是一部政治、经济、文化、人物、风俗、地理等兼容并包的“百科全书”。司马迁记述历史，“其文直，其事赅，不虚美，不隐恶”，坚持直笔，展示了他一代史学大家的治史态度。

——摘编自张迪《司马迁与司马光史学思想的比较》

材料二   司马光曾叙述了《资治通鉴》的总纲：“臣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为编年一书……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其书记述了“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一系列史实，将明君、忠臣、良将、循吏等种种条教方略，详备记载。司马光以“信史”作为基本要求，既歌颂历代统治者光荣的政绩，亦记述昏君的残暴及人民的反抗，“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

——摘编自伊兜《伟大的〈资治通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