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司马迁之父司马谈在《命子迁》中曾语重心长地执迁手而泣曰：“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史记》撤除了春秋战国以来“百国春秋”的藩篱，打通了历史脉络，创建了纪传体的史学范式。

—摘编自徐杰舜《从<春秋>到<史记>：中华民族历史链的视野》

材料二   就“正史”而论，有八部出在唐代，如《晋书》、《梁书》、《陈书》，占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若再加上五代及宋人编纂的《旧唐书》《旧五代史》《新唐书》《新五代史》，则唐宋时期所修正史占二十四史的一半。……隋唐至宋编纂了各种大型类书和地志，包括《北堂书钞》《元和郡县志》以及南宋郑樵的《通志》等，将诸多传世文献和史料分类编排，给创作诗文和应对科考带来便利……唐代创立了一套体制性规定，从起居注、时政记、日历，到实录、国史等不同阶段当代史料整理和史书的编撰，都有规范的程序。史馆出现后并不禁止私家修史，《通典》《史通》等史学巨著，也都是私人著作。经世致用的中国史学发展到唐宋时代，尤其强调“会通”。所谓“会通”，需要史学知识的积累，也需要从历史走向当代、走向未来的宏大视野。《资治通鉴》是唐宋史学经世致用的典范之作。

——摘编自张国刚《唐宋经世史学之新高度》

材料一

战国以来，民间在长期战争的文化背景下形成了峭急骠勇之风。秦及西汉立国，战争中“攻城先登”与“趣攻战疾”者得以立功封侯的特殊背景对社会文化心态产生了深刻影响。汉武帝执政，以武力拓边，尚武之风益起，社会生活节奏更为骤急。战国至西汉，民间广泛流行称为“驰逐”的飞速驰车、争先竞胜的竞技项目。《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有孙膑以智谋帮助田忌驰逐取胜的故事。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到民间游戏有所谓“博戏驰逐”。高速驰车已经成为许多皇室贵族狂热的嗜好。

——摘编自王子今《秦汉史：帝国的成立》

材料二

宋代相扑是一种较为激烈的强身健体的运动。宋太祖在我旅之中，就曾制定过角力斗殴以较胜负、渐增俸缗的“圣训之法”，这是非常明确的以相扑训练增强将士体质的措施。南宋建炎中兴，著名将领如韩世忠、岳飞等，在部队中贯彻相扑的练兵方法，获胜的予以嘉奖。同时，相扑也得到了普通市民的喜好和认可。

——摘编自伊永文主编《行走在宋代的城市》

材料一   两宋时期，由于手工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和战争的需要，火药和火器制造成为军事手工业的重要部门。北宋时期的火药以纸等包裹，含硝量、含碳量都比较低，呈膏状，且没有引信，大体上只是一种纵火性、燃烧性兵器。南宋以后，增加了火药中的硝、碳含量，火药从膏状变成固态，同时使用了引信和铁质火药罐，以达到易燃、易爆、放毒和制造烟幕的效果，从而使火药由燃烧型转变为爆炸型。北宋时期的火器主要有弓、弩火药箭等，北宋末年，在抗金战争中发明了霹雳炮、震天雷等杀伤力较大的火炮。南宋时火器技术又有了进一步发展，出现了喷气式火箭和管形火器。

——摘编自游彪著《宋史》

材料二   嘉靖年间，明军缴获了葡萄牙的“佛郎机炮”，此炮有母铳子铳结构，装弹室较大，管壁厚，并装有瞄准器和炮耳。明廷仿制并投入批量生产，装备军队，主要用于北方的墩台城堡，防御蒙古游牧民族南侵。此后几十年，中国初步吸收了欧式火器的优点，融合中国传统火器制造的特点，陆续制出各种作战样式的佛郎机火炮和单兵枪。1618年努尔哈赤在关外兴兵直取抚顺，明军失败，大炮尽丧敌手，明廷受到震撼，此后，通过澳门聘请欧洲铸炮匠师并携来先进的仪器、仪表和生产设备，直接参与火炮铸造，移植造炮技术。崇祯帝即位后用徐光启监制大炮，两个月造出了200门新炮。清兵（1636年前尚称后金）五六万人于1626年在宁远城下曾遭袁崇焕“红夷大炮”轰击，蒙受重创，损兵1.7万。

——摘编自马克垚《世界文明史》

材料一北宋统一中原后。在农业、手工业生产发展，交通运输工具和条件改善的基础上，商品经济获得了惊人的发展。城市经济的繁荣，农村地区草市的勃兴，地区间贩运贸易的活跃，海外贸易的兴盛以及货币关系的空前发展，使宋代成为继秦汉后商品经济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在物质生活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开始过分追求精神方面的享受，从而导致社会风气出现变化，人们不论家庭条件好坏，均追求奢侈、铺张的生活，极尽享乐之能事。

——摘编自王丽丽《宋代社会的奢靡之风》

材料二马克思说过，“生产决定消费，消费又反过来影响生产的发展”，宋代中下属居民消费意识的增强，带动了整个社会的消费发展，扩大了社会需求，从而推动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当时，在消费需求的带动下，饮食业发达，新的服务随之产生和发展起来，如租赁业、即店业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大众文学发展，繁荣了文化市场。城市里的瓦子、勾栏是大众艺术的场所，平民百姓在这里尽兴发挥自己的艺术细胞。又欣赏自己阶层的艺术。

——摘编自陆爱勇《宋代城镇居民的消费意识》

材料一   雕版印书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到五代后期已经相当普及，主要表现为：民间刻书规模日益扩大、刻书门类广泛，但都是有关佛经、字书、历书之类社会杂书，而没有正统（官修）经典、正史书籍。那时国子监科考都是用的抄写本，将儒家经典雕刻在石头上，供人们阅读、传抄、拓印和校正。至后唐长兴三年二月，政府批准中书门下关于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版的奏请。“敕令国子监集博士儒徒，仔细看读，后各部随帙刻印，广颁天下，如诸色人等要写经书，并须依所印敕本，不得更使杂本交错”。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雕版刻印儒家经典，也是政府对印刷术的第一次利用。

——摘编自王志国《五代国子监刻书及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材料二   初兴于唐、五代的雕版印刷，终于在两宋之世大放异彩，迎来了中国雕版印刷业的黄金时期。宋代文豪苏轼曾云：“余尤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汉书》《史记》而不可得，皆手自书，日夜诵读，唯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转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宋代形成了政府出版、私家出版、书坊出版三大出版系统，共同构建起了全社会普遍的出版意识。宋代出版业既包括文本的出版，也包括生产要素、生产资源配置及生产技术等内容。如纸张、墨、书法、刻工、雕刻技术、印刷技术、作坊生产流程、书价、图书发行、版权保护、图书广告等。图书的普遍生产、流通与阅读成为整个社会一种共同的“文化存在”或“文化空间”。

——摘编自田建平《宋代书籍出版史研究》

材料一   春秋时期大多鼓励人口增长，与之不同的是，商鞅注重人口调查，是历史上组织全国范围人口调查的第一人。他理性地看到了人口与土地之间存在着矛盾，强调人与地的对比关系。汉代徐干提出：“国以之建典，家以之立度，五礼用修，九刑用措者，其惟审民数乎!”宋以降，人口问题突显，苏东坡有“古者以民之多寡为国之贫富，……然以今之法观之，……非徒无益于富，又且以多为患。”的论断。马端临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明确提出人口质量问题，指出：“民之多寡不足为国之盛衰”。轮嘉时期中国人口快速膨胀，学者洪亮吉在其《治平篇》《生计篇》中，看到人是生产者，同时也是消费者的相互依存与相互制约关系，提出“天地调剂之法”与“君相调剂之法”解决人口问题。

——摘编自吴洁生《中国20世纪以前人口资源环境思想探要》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国家在政策和舆论上主张积极、宽松的人口生育政策，创造了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世界“奇迹”。“鼓励”性人口生育政策带来的人口过快增长与社会资源供给不足的矛盾不断凸显，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首次提出了计划生育思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坚持辨证地看待“人口众多”的两面性，将计划生育作为一项战略任务，以人均水平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标准，将提高人口素质作为增强综合国力的决定性因素。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人口形势新变化，科学把握人口发展规律，作出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战略决策，我国人口工作思路和方法实现历史性转变。

——摘编自尚旭辉《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口思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