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2007年，中国水下考古部门和广州打捞局合作，将“南海一号”沉船打捞出水。截至2019年底，船货已提取完毕。沉船长22.15米，宽9.85米，舱深2.7米，属于远洋贸易船。全船用舱壁板进行分隔，共分为15个货舱。船货品类丰富，而以瓷器、铁器为大宗，瓷器以德化窑、磁州窑、龙泉窑和景德镇窑的产品最为多见。此外，还有漆木器、金银器、金叶子、银锭、铜钱及大量的个人物品，如戒指、手镯、臂钏、项链等，以及动植物残骸、矿石标本等。另据最新的样品检测数据，“南海一号”上已经发现丝绸遗留的化学成分。据出土文字材料，该船的年代当在12世纪末。

——摘编自姜波《港口、沉船与贸易品》

材料一：饮茶文化的兴起始于南方，直到唐朝中晚期北方人民也开始大量地饮茶，茶不再是达官贵人的专有物，茶叶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我国著名的茶马古道始于唐朝时期的“茶马互市”，贸易的需要使得茶叶被大规模种植，为促进当时茶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唐宋时期出现了我国著名的青瓷和白瓷，同时烧出了成熟的黑、黄、唐三彩以及彩釉等瓷器，这些瓷器的出现为泡茶工艺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物质载体，使得唐宋时期的茶文化变得更加细腻和精致。唐宋时期出现的禁酒令也为饮茶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条件，人们以茶代酒，进而促进了饮茶风尚的传播。唐诗宋词中的文化元素，及时行乐、豁达不羁、为国效力等思想也为唐宋时期的茶文化奠定了古朴清新、积极入世的核心内容，这可能与当时较为开放的社会以及宗教有关。这一时期的文人墨客大都讲究“天人合一”……

——摘编自余飞《唐宋茶文化的兴盛原因及其与人之心性修养的研究》

材料二：唐宋时期，是我国古代茶文化的兴盛期。政治上，茶叶外交、贡茶、赐茶成为常态，既维系了与少数民族、外邦的联系，也使得茶文化作为华夏文化符号对外输出；经济上，鼓励茶叶种植和贸易，茶马古道、茶税、茶法等逐渐成熟；文化上，茶诗、茶词、茶艺、茶礼、茶俗、茶寮、茶馆等茶文化子系统要素得以全面蓬勃发展，并与儒释道文化互动互构，成为“无异米盐”、百姓须臾不离之物，最终完成了“天下一统”的茶文化共同体建构与认同。

——摘编自周瑞春《从夷夏到天下：茶文化共同体之路》

材料一 中国古代社会结婚的男女双方不得不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结论双方当事人在结婚这件事情上毫无自主选择的权利。中国古代家长对于子女结婚的包办，大多是从“传宗接代”的目的出发，而忽视子女的个人选择。同时中国古代结婚制度中的结婚程序繁多，自西周时期首创的“六礼”，虽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简化，但作为传统习俗仍一直延续下来。

—摘编自潘文波《中国古代结婚制度之演变及其启示》

材料二 陈旧的婚姻观念总要被不断进步的社会所抛弃，鸦片战争后，尤其是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吹响了思想解放的号角，同时也吹响了近代中国婚姻观念变化的号角，古老的中国拉开了婚姻观念变革的大篆。封建包办的婚姻逐渐被废弃和淘汰年轻人在选择婚姻时有了自己的判断和自主权。爱情、自由、平等、尊重等信念被注入新的婚忘观念腐朽的、不平等的婚姻观念和模式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一时期的婚姻观念变化主要体现在婚姻目的的变化、婚姻媒介的变化、婚姻决定权的变化、择偶标准的变化、夫要关系的变化。

—摘编自王莹《中国近代婚姻观念变化之梳理》

材料三 19世纪末，英国一些贵族虽有光荣的头衔，却缺少支撑门面的钱财，他们明显地感受家道中落，入不敷出。于是，贵族也十分渴望得到工商阶级的扶持，来弥补自己经济上的亏空。这种需求和“暴发户”(资产阶级新贵族) 的需要极易一拍即合，形成互利的合作。这种合作的最好方式是联姻，联姻的结果是皆大欢喜。贵族们获得了财富，从而能更神气地保持贵族的风度和体面；“暴发户”则使子孙们获得了光聚的血统，从而在上流社会中挣得一席之地。

—摘编自钱乘旦、陈晓律《英国文化模式溯源》

材料一   汉唐时期，有记载的研究《论语》专著约百部。而两宋时期有250余部。《论语》是北宋文人必读经典之一。深受重视。他们虔心研治儒学，成就了北宋《论语》注疏的辉煌局面。两宋对于《论语》的注解。不再局限于此前的章句、训诂、名物等。而   开始注重对其义理的阐发与分析。都体现出诠释义理的深度。代表作有程颐《论语解》、朱熹《论语集注》及陆九渊《白鹿洞书院《论语》讲义》等。《论语》学的发展蔚为壮观。

——摘编自刘亚楠《“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流传研究》

材料二   4世纪后期。《论语》传入日本。7世纪。日本最早的宪法中多条目直接出自 于《论语》。大化改新时的教育机构中《论语》被定为必修书目。《万叶集》《源氏物语》 等作品均引用了《论语》的话语。9世纪。祭拜孔子与孔庙合法化，宫廷首开“论语讲   筵”。18世纪，朱子学在日本取得官学独尊地位。政府和民间初等教育都以《论语》为教   材。近代日本企业家利用儒家伦理。为其追求利润找到合理的理论依据。从17世纪开始   《论语》等中国儒家经典传入欧洲。中国儒家不依靠宗教力量、以伦理道德支撑社会发展   的思想体系，成为欧洲思想家们学习的对象。其中伏尔泰尤其引人瞩目，他认为中国“在   伦理道德和治国理政方面，堪称首屈一指”。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对《论语》译介 与研究兴盛，译本越来越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念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全球治理的基本原则之一。《论语》也在当时成为世界第二大畅销出版物。

——摘编自馆冈邦雄《<论语>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许倬云《历史大脉络》

材料一   史料一   宋朝祭祀南海神的歌辞：南溟浮天，旁通百蛮。风樯迅疾，琛舶来还。民商永赖，坐消寇奸。荐兹嘉觞，弭矣惊澜。

——摘自《宋史·卷一三六·乐志十一》

史料二   顺济王之威灵，南放于洞庭，北被于淮泗……以昭示王之神圣英烈不可不敬者如此。

——摘自《苏轼全集·文集·卷一二·顺济王庙新获石砮记》

（注：传说彭蠡湖（江西鄱阳湖）有神蛇，称“彭蠡小龙”，宋代诏封为“顺济王”，主要职能是保护长江行船安全）

史料三   

材料二   在中国古代的神灵系统中，水上世界的江河湖海自有其神灵体系并有相应规格的祭祀。北宋时，东海神本庙设于山东莱州，南宋时改在浙江明州设东海神本庙祭祀。南海神祭于广州，唐代已封为广利王，宋代四次加封，且开始在国家祭祀体系中把海神与天地宗庙神灵同列。宋代对长江三元水府神加封王爵，赋予保佑航行和祈降雨雪的使命，官民祭祀活动大为频繁。一些原本是地方的护佑神如江南西路的田相公信仰被长江航行者信奉，在浙江会稽县原本是孝女形象的曹娥被赋予保护运河航行职责。宋代新创诸多护佑航行的神灵信仰如浙江嵊县显应庙、杭州顺济庙等，最为著名的是妈祖（圣妃）信仰，由起于福建莆田的民间信仰，因福建商人的传播而扩及沿海各地，被纳入国家祀典，封号从“崇福夫人”到“灵惠助顺嘉应英烈妃”，不断加封，成为海洋专神。

——摘编自黄纯艳《宋代水上信仰的神灵体系及其新变》

材料一   中唐以后至北宋前期，新型士人群体逐渐形成……北宋中期士人群体觉醒，一方面，儒学复兴旗帜的高扬，为学术思想的整合提供了契机；另一方面……士大夫与君主“共治”“共政”的理念与政治格局，成为宋代文化的中心内容……以范仲淹、王安石等为代表的士大夫，尽管政治主张颇不相同，却都以“兴起斯文为己任”，都具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志向与胆魄。

材料二   新的士类在近代中国的大批出现，体现了知识分子阶层的新陈代谢。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种新陈代谢不仅表现在新的士类在数量上的激增，更表现于时代发展对旧的士类的淘汰……科举制度的废除，断绝了诗书墨卷中人的出路，使之失去了安身立命之所……新式知识分子则成了时代的骄子，他们尖锐地掊击王朝秩序，又向社会传播各种新的观念意识……他们成为20世纪士类的主流。

材料一   北宋体育休闲活动获得极大的发展，不仅形式丰富多彩，而且以多种方式存在。蹴鞠因其比赛风格、方法的改进，成为了一种兼具技能性与表演性的体育休闲活动。每到春天，市民纷纷奔向园圃去踢球，东京汴梁出现“举目则秋千巧笑，触处则蹴鞠疏狂”的景象。如果说蹴鞠是一种较为轻松的体育休闲运动，那么相扑则是一种较为强烈的强身健体的运动，同样深得宋代市民的喜欢和认可。水上体育运动也有了很大的发展，据《梦梁录》载：朝廷每年都举行规模宏大的龙舟竞标、水秋千、掷水球、弄潮等形式多样的水上娱乐活动，丰富了百姓的娱乐生活。

———摘编自韩颖《宋代休闲生活初探》

材料二   伴随着各项体育休闲活动的开展和活跃，南宋体育休闲娱乐文化也进一步发展并呈现出独有的魅力，呈现出不同于其他朝代的特点。“瓦舍”的发展，为体育表演和体育观赏活动的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代表着体育休闲娱乐性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瓦市相扑者，……以图揉手之资”，体育表演也成为了一种可以赚钱谋生的手段。不管是在街头巷尾的体育表演，还是各大瓦舍勾栏中的体育表演都会采用商业化的宣传方式，这些都为当时的体育休闲注入了商业化的特性。而前去观看体育表演、进行体育休闲消费的观众更是数不胜数，使得在当时观看体育表演呈现出“诸棚看人，日日如是”的热闹场面。

——摘编自昃晨晨《南宋市民群体的休闲生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