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封：仅据天下之冲，还是奠万世之基？
材料一 （976年，宋太祖西巡洛阳，有意迁都于此，甚或迁都长安，并就此与大臣展开了一场讨论。）
李怀忠曰：“东京有汴渠之漕，岁致江、淮米数百万斛，都下兵数十万人，咸仰给焉。陛下居此（洛阳），将安取之？且府库重兵，皆在大梁（开封），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动摇。若遽迁都，臣实未见其便。
晋王亦曰：“迁都未便。
宋太祖曰：“迁河南未已，久当迁长安。……吾将西迁者无它，欲据山河之胜而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也。”晋王又曰：“在德不在险。
宋太祖日：“晋王之言固善，今姑从之。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
——摘编自《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七
材料二 中国古代气温变化曲线图
——据邓小南等《宋：风雅美学的十个侧面》
分析说明北宋继续以开封为都城的利弊。材料一近岁，富商庸俗与厚藏者嫁女，厚捉钱以摄士人，使之俯就，一婿之千余缗。
——(宋)朱或《萍洲可谈》
薛居正子薛惟吉之漦妇(即寡妇)柴氏，将携资再嫁。士大夫向敏中、张齐贤都争着求取。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三
据南宋学者洪迈撰写的《夷坚志》记载，宋代妇女再婚的事例共有61例，其中再嫁者55人，三嫁者6人。
材料二
(2)若进一步探究影响宋代婚姻观念的因素，你认为还需要补充什么材料？举一例说明。
材料一 所谓“富民”阶层，是中唐以来特别是宋代以来崛起的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在以农业为基础的中国传统社会，他们主要以农业为致富的途径，但也包括以工商等其他途径致富者。宋人苏辙说：“惟州县之间，随其大小，皆有富民”。南宋叶适对富民的重要性作了最全面的阐述，他指出：“富人者，州县之本，上下之所赖也”。宋代以来，国家不断推行改革。历代改革均涉及社会和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但一般来说，均平赋役和整顿吏治始终是国家改革的两个重点。而这两者又均与“富民”阶层紧密相关。“宋王朝对农民的统治是通过户等制而实现”，而乡村组织一级头目基本都是由户等靠前的富民群体来担任。
——摘编自林文勋、杨瑞憬《宋元明清的“富民”阶层与社会结构》
材料二 原本中国古代的城市以城为主，纯粹体现工商贸易功能的市镇，要到唐宋之际才出现，而明朝中后期是一个高峰。尤其是江南苏、松、杭、嘉、湖地区的许多著名市镇，都是在那时形成的。这些市镇中的居民，已经从农业人口中分离出来，大多从事纺织业。工商集贸性质市镇的兴起，使得农业人口与手工业和商业人口的比例发生了变化。而流向城市的大量游民，又成为雇佣工人的后备队伍。城市和商业进一步繁荣，具有明显经济职能的城市在增加。到清朝前期，广东佛山镇在内的“天下四大镇”在专业性市镇的基础上发展成为新兴的城市。
——摘编自朱汉国《历史学习精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富民”阶层崛起的原因并从国家发展与治理的角度分析“富民”阶层产生的作用。(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变化。并从经济、思想方面等简析明清商品经济发展对中国社会转型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 早在先秦时期，家国同构。自秦汉而下，宗法活动以社会上层贵族为中心展开，魏晋门阀士族是其代表。至隋唐，贵族型家庭制度逐渐瓦解。北宋时，“近世名门鲜克永世”“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一些士大夫成为新宗族组织的引领者和推动者，带头呼吁，以尊祖睦宗为要旨，团结宗亲。其他社会阶层后来也开始效仿，慢慢地发展起了一种新的宗族形态——“平民型宗族”。
——摘编自包伟民《陆游的乡村世界》
材料二 10～16世纪间，中世纪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对地位和血统的执着是当时的标志之一，法定地位是中世纪欧洲人的身份标志，贵族观念是这一状况最明显的表现。但是，欧洲社会不断涌现出掌握新财富乃至实力的新贵，他们无法在既有的等级体制中找到容身之处，便向传统发起挑战。他们很快发展出属于自己的社会形态、行会、传说和团体，使商人的社会身份拥有了新的定义。商人阶级的兴起几乎完全是城镇发展的结果，商人的出现与这一中世纪欧洲文明中最具活力的元素密不可分。任何地区的领主都寻求城市的支持，以便对抗国王；而国王则争取市民的支持，借助他们的财力以打压势力过大的属臣，并因此向城镇授予特许状和特权。
——摘编自[英]J.M.罗伯茨《企鹅全球史·文明的分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内容，简析宋代出现“平民型宗族”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指出西欧社会的变化，并结合所学内容说明这些变化对欧洲社会发展的影响。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内容，分别指出宋代“平民型宗族”和西欧中世纪后期新贵身上体现出的时代特征。
材料一 他（董仲舒）利用“天”的观念和“家国同构”理论，对忠、孝的合理性做出了新的解释，使儒家所提倡的忠、孝伦理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同时也为汉代以后的中国社会提供了一种全民的伦理信仰。
——李佳哲《董仲舒的忠孝理论与汉代忠孝伦理制度》
材料二 理学家继承传统儒家入世思想，从责任感和使命感出发，形成了理学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使士大夫阶层普遍参与讨论个人、家庭、家族、国家和政治，从而建立了统治者认定和推行的道德伦理规范，使阶级矛盾在某种意义上有了一定的弱化，更使得士子的心灵得到充实。
——徐公喜、万红《宋明理学的层次模式》
材料三 所谓家国同构，移家为国，移孝为忠，进而在家国之上，扩展为一种公天下的世界意识。这使中国人的世界观或天下观成为一种本于家国同时又大于家国或高于家国的世界意识，使得中国人的价值观内蕴着一种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自觉。
——田海平《从家国天下到命运共同体》
（1）据材料一，指出董仲舒利用“家国同构”等理论为后世提供的“伦理信仰”。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董仲舒新儒学思想的三个基本观点。
（2）据材料二，指出理学家构建“理学思想体系”的出发点。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明理学家加强个人“道德伦理规范”的两种主要途径。
（3）据材料三，指出“家国同构”的新内涵。综合上述材料，谈谈新时代强调家国情怀的现实意义。
材料一 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秦前，乃封建贵族社会。东汉以下，士族门第兴起。魏晋南北朝迄于隋唐，皆属门第社会，可称为是古代变相的贵族社会。宋以下，始是纯粹的平民社会……其升入政治上层者，皆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故就宋代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
——钱穆《理学与艺术》
材料二 宋朝在疆域占领和控制能力相对比较差，军事实力相对比较弱，所以只能依赖文化和教化的力量，……通过弘扬儒家道统弥补疆域缺失带来的心理阴影。宋代以后儒学有了更多的拓展空间，儒学理念真正从上层下渗到了基层社会，成为普通民众遵循的信条。
——摘编自杨念群《“大一统”的命运：从“康乾盛世”到“晚清变革”》
材料三 宋朝时期，贫富差距扩大使得贫困问题凸显。政府根据居民财产状况界定，乡村拥有土地不足20亩或产业不足20亩等值的为“贫民”，以此为标准对乡村贫民的租赋、差役减免，对城市贫民的免役钱、房租减免；建立义仓等济贫仓储，养济院等济贫机构，安济坊、施药局等医疗救助和丧葬福利机构等。上述措施，大都以法律法规为基础，形成系列性的济贫法规。政府也鼓励精英和富民参与救济，颁布“安恤法”，对“鳏寡孤独、贫穷老疾”，令近亲、乡里养恤；出台“义仓法”，强制中上等税户交纳赈济贫民。
——摘编自张文、康文籍《贫困认知与宋朝社会保障的逻辑转变》等
(1)根据材料一，指出钱穆所说“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的主要表现，并结合所学从官员选拔的角度阐释这一变化发生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和所学，指出宋代“弘扬儒家道统”的主要理论成果，并进一步说明这一时期“儒学理念真正从上层下渗到基层社会”的方式。
(3)根据材料三，概括宋朝政府施行社会救济的特点，并结合所学具体说明宋朝开始社会救济的新变化。
材料一 《资治通鉴》在探讨历史盛衰上体现出史学求通的思想，由于时代的特点，司马光总结历史盛衰经验，除关心秦何以亡，汉何以兴，隋何以亡，唐何以兴这些问题外，侧重探讨如何用封建纲常礼教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司马光关于历史过程的王道、霸道的观点是保守的、倒退的历史运动观。《资治通鉴》选择史料的标准：一是求实，这是考异法要解决的问题；二是鉴盛衰，法善戒恶，这是政治、伦理道德的标准。司马光考史是为修史服务的，《通鉴》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历史文学价值。《通鉴》在史学史上有深远的影响。
——摘编自吴怀祺《的价值和司马光的历史观》
材料二 九一八事变后，政府为唤醒国民爱国精神，通令各大学开设中国通史课程。傅斯年等提出了“书生何以报国？”的问题。钱穆为了讲好通史课，先后编写了几种讲义，又编选了一部《参考资料》，后编成《国史读本》，此外，尚有“通史随笔”五六册，汇集备课时所需史料，到西南后又续有补充，为《国史大纲》之祖本。《国史大纲》成书后，钱穆写成《引论》一篇，在昆明《中央日报》上发表，正面阐述了钱氏“新史学”的基本内涵，批评了当时流行的各种史学观念。他强调，一国历史与文化实是民族赖以存在之基础，“国史”应成为一种国家和国民的教育。
——摘编自冯峰《钱穆研究三题》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资治通鉴》的史学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钱穆撰写《国史大纲》的历史背景及意义。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优秀史学著作的共性价值。
材料一 元明以前中国的主要衣用植物是丝、麻、葛类，明代（大学衍义朴）记载：“汉唐之世，远夷虽以木棉入贡、中国未有其种……宋元之间，始传其种入中国。”北宋时期，福建、广东一带棉花种植已十分发达，北宋《文昌杂录》称“闽岭以南多种木棉，土人竞植之”。南宋传到江浙一带，元代的江西、江浙等行省都有种植。到了明代棉花已经在北方黄河流域大量种植，徐光启《农政全书》称，棉花“宋末始入江南，今则遍及江北与中州（今河南一带）矣”。
——摘编自蓝勇《中国历史地理》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外国商品的输入破坏了中国家庭手工业，尤以棉纺织手工业最为典型。当英国的棉纺织业进入到机器生产阶段后，中国手工棉纺织业的竞争力便相形见绌。因为洋纱便宜，许多农民购买洋纱代替土纱进行手工织布。1894年，闽粤地区的手纺业“已有如风流云散”，“觅一纺纱器具而不可得”。洋布在中国的销量也越来越多，缓慢地克服了小生产者的顽强抵抗。洋纱洋布已经逐渐由沿海向边远腹地扩散。19世纪60年代，洋纱在中国土布生产中的使用率只占0.56%，90年代上升到18.94%。洋布在中国年用布总量中的比重，也从60年代的3.2%上升到90年代的13.39%。
——摘编自赵津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
(1)阅读材料一，结合所学，分析棉花引种对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的影响。
(2)阅读材料二，结合所学，简述并评价晚清时期中国传统棉纺织业的变化。
材料一 中国棉花的品种是亚洲棉和草棉，均从国外传来。亚洲棉最早发现于古印度，西汉时期传入我国，在华南地区先种植，逐步推广至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和东北。草棉原产于非洲，先传到阿拉伯地区，后传入伊朗等国，东汉时期传入我国新疆吐鲁番地区，并向甘肃扩展。三国时期，珠江、闽江流域巳普遍种植棉花。在取得栽种技术和纺织技术的突破后，棉种约在宋元之际完成了向中国内地的传播。元世祖曾设立江西、福建、浙东、湖广、江东五省木棉提举司，强迫百姓每年缴纳棉布十多万匹。明太祖于1367年下诏：“凡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倍之。麻，亩征八两；木棉，亩四两。”经过元至明约两百年的传播，棉花种植和棉纺织巳基本推广到全国。《天工开物》中记载：“棉布，寸土皆有，织室，十室必有。”
——摘编自丁培利等《中国古代“布”的材质演进一 兼论棉花在中国的普及》
材料二 中国历史人口增长曲线
——据王育民 《中国人口史》的数据制作
材料三 清乾隆年间， 植棉专家、直隶总督方观承主持绘制了一套棉花图册，记录了从植棉到纺织印染成布的整个过程，包括布种、灌溉、耘畦、摘尖、采棉、拣晒、收贩、轧核、弹花、拘节、纺线、挽经、布浆、上机、织布、练染等共16幅图，每图附有言简意赅的文字说明。据《清史稿》记载，乾隆三十年（1765），“高宗南巡，观承迎驾，条举木棉事十六则，绘图以进”，乾隆皇帝对《棉花图》反复诵读，叹为观止，备加赞赏，欣然在图上题写七言诗16首，下诏颁行天下。《棉花图》因此也称《御题棉花图》，它全面系统地展现了清代前期我国北方，特别是冀中一带棉花种植业及纺织手工业的实况，是迄今已知国内最早而较完备的棉作学图谱。此后，方观承精心临摹副本，并将其付诸石刻。《棉花图》原本不知所归，但刻石完好流传至今。
——摘编自蒋介石 《新生活运动之要义》（1934 年2月）
(1)根据材料一，简述棉花传入中国并得到推广的历史过程，并概括中国古代推广与利用棉花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指出公元3世纪至16世纪中国人口的变化趋势，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广泛植棉与人口增长的关系并说明理由。
(3)根据材料三，《御题棉花图》颁行天下反映了清朝统治者的什么思想？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御题棉花图》的历史价值。
材料一 秦汉时期，沿长江流域带的吴越、荆襄及巴蜀之地，开发较早，经济比较发达，是江南的精华所在。但江南的其他一些地方，如闽越之地，却显得落后，尚处在封闭状态。汉朝虽在一些地方设置郡县，但其地言语各异，“人如禽兽，长幼无别”，交通闭塞，不知牛耕，经济发展程度很差。故认为，秦汉时期江南地区内的经济发展层次和水平是参差不齐的。江南地区在汉代虽逐渐得到开发，但这只是在局部地区，整个江南空地仍多，人们改造与利用土地的成就，以及城市的分布密度远远不及中原地区。一般地说，沿长江流域的平原、湖泊地区比山区开发早，江南北部的经济发展水平比南部要高。
——摘编自黄今言《秦汉江南经济发展的几个问题》
材料二 靖康之变后，江南地区的无政府状态直至宋高宗定都临安后才得到整顿。随着宋金和议划定国境、榷场，各种制度也相应确立，尤其是各地总领所的相继设立，推动地区性组织体系的逐步统一，财政收支和补给的大框架规划得以构建完成。故认为两浙地区也升格为京畿地区，这给长江下游地区地位实质性的上升带来深远的影响。合计为3-4万的文武官员多半集中居住在这一地区，科举应试者、及第者大举集结在杭州周边，宗室以下的高官、富民凭藉权力和携带资产入住，投资和消费质量均有极大潜力，金融、交通及商业组织也集中在杭州。因大运河南北航运的中断，代之而勃兴的是北往河北、山东，南达福建、广东、南海方向的海运，宋朝大规模的水军也组建训练而成。与此同时，市舶互市贸易复兴且日益兴盛。
——摘编自[日]斯波义信，方健何、忠礼译《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
(1)根据材料概括秦汉时期江南地区的经济状况，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指出宋都南迁后是如何实现江南归治的，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