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形成了非常不同的分工模式:游牧文明是劳动密集型;农耕文明更接近于资本密集型,犁的使用需要劳动者的上肢力量和握カ,因此男人在劳作中具有相对明显的优势,于是形成了明确的男女分工。
——摘编自加州大学朱利亚诺等《性别角色的起源:女性与犁》
材料二宋代商业化的展开,也是市场化不断深化的过程。市场化不但表现为民间的衣食住行均可以通过市场来解决,宋代江南一带的许多农户,基本上已经不种田,“糊口之物,尽仰商贩”。…明代朱元璋似乎下定决心要将中国改造成为一个封闭而宁静的巨型农村,人们待在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得擅自离乡离土;这个宁静的秩序不欢迎流动的商人、喧哗的商业,不需要市场与货币,国家的赋税也以实物税与劳役为主。至于开放的海岸线与嘈杂的海上商贸,更是不可容忍的
——摘编自吴钩《为何别朝之亡皆自亡,宋朝之亡亡天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小农经济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归纳宋代经济发展的概况以及明初对宋代经济特点的“改造”措施。
2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宋朝治安管理实行“双轨制”,一是沿袭历代做法，由各级政府首长全权负责，主管盗窃斗讼事宜及防范、缉捕等，二是以禁军为主体，组建与路、州、县三级政府平行的巡检官系统。汴京在“巡检使”统领下，划分成若干治安责任区“厢”,每一厢设机构“厢公事所”,主管本厢治安行政。宋政府专门组建了“皇城司”,负责地下侦缉，伺察官员的不法行径，侦伺敌国的间谍活动。根据建隆四年(963年)颁布的《宋刑统》等规定，“言詈(责骂)祖父母、父母”“父母在，别籍异财”等均列入威胁城市治安的“不法”行为。
——摘编自陈鸿彝《宋代城市治安管理模式杂谈》
材料二 I1、12世纪，西欧城市内开始设置由居民选举而来并具有一定任期限制的执政官。执政官在负责地方日常行政事务外，还兼管城市治安事宜，尤其是对市场交易纠纷、城市土地买卖纠纷、债务纠纷等进行处置。象征城市的审判权和自治权的标记首先是治安的标记，如市场上的十字架和钟楼。城市的民事习惯法普及到治安所及之处，城市治安法仅限于“城墙之内”,治安以全城居民的集体宣誓作为前提条件，全城居民起誓不妨碍治安，并向其他受到人身或财产侵害的市民伸出援助之手，而市民阶级只能受他们自己的地方长官审判。
——摘编自[比利时]亨利·皮雷纳《中世纪的城市》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宋代城市治安管理的主要特征。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相比于宋代，中世纪西欧城市治安管理的不同之处，并简析原因。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城市治安管理的认识。
材料一 唐代借债人可以通过宅舍、田地甚至是牛羊、粮食等进行质押借贷。此外，借债人还可以通过保证人担保的方式借贷。唐代政府规定过民间借贷利率的上限，如果利息超过本金后再计息索债，或者计复利（民间称“驴打滚利”），则政府不予承认和保护。《唐律疏议》对于借款违约的情况作了详细规定。唐代政府禁止郡县官僚私人放贷，天宝九年（750年）政府下令；如郡县官僚放贷取利则先予免职，放贷所获收益收归政府；禁止家庭成员私自抵押家产借款以及向入境少数民族放贷。
——摘编自李莹、张兴胜《唐代的民间借贷》
材料二 宋代政府鼓励民间私人放贷，比如在灾荒之年，政府一般不进行放贷，而是通过私人放贷来帮助小农渡过难关。针对民间借贷行为中的高利贷、违法借贷行为，宋代政府则不断规范并进行限制打压。宋代民间借贷关系已经影响到社会各阶层，小农为借贷的主要群体，地主则为放贷的主要群体。商人、手工业者从事借贷活动的情况也非常多见。宋代有“京债”一说，指的是官员被任命后，在京师置办行装、支付旅费等借贷活动。还有部分退职官员由于俸禄降低，只好典当衣物、租借耕牛，自己从事农业生产来补贴家用。
——摘编自杨瑞璟《宋代民间借贷的特点与积极作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唐代民间借贷的特点。(2)根据材料一、二、指出相较于唐代，宋代民间借贷的不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宋代沿袭了晚唐以来的土地政策，对合法的私人土地买卖不加干预，土地买卖愈益盛行，“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地主阶级的升降沉浮波动频繁。租佃制历五代而到北宋跃居主导地位，无地少地的农民承担地主土地的耕作，要按照契约的规定，保证缴纳所规定的地租，否则官府便要干预。佃农不仅拥有迁移的自由，还可以受他人的雇佣而非地主的私属。各种分成制的产品地租代替了劳役，佃农有了更多的时间和主动性去安排生产，从而使生产得到发展。
——摘编自漆侠《宋代经济史》
材料二 宋朝在高度发达的农业经济基础上，已经生长出诸多工商业文明因子。随着商业发展，宋代商人的地位上升，朝廷允许商贾中的“奇才异行”者应举。商人凭借强大的经济势力交游权贵、为婚姻铺路，“不顾门户，直求资财”成为较普遍的社会现象。宋代时常发生榜下择婿，富商及高官争相择新科进士为婿，新科进士也愿意成为商人女婿。
——摘编自张其凡主编《中国大通史》(宋)
材料三 今举世舍农桑，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治本（务农）者少，游食者众……是则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妇桑，百人衣之……本末何足相供，则民安得不饥寒？饥寒并至，则安能不为非？
——王符《潜夫论》卷1
(1)据材料一，归纳宋代国家对社会控制相对松弛的表现，并简析其社会影响。
(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宋代商业发展的主要原因，概述宋代社会观念的变动。
(3)结合材料三，分析政府为了避免出现“举世舍农桑，趋商贾”采取了什么政策？
材料一 杭州的水系比较发达，连通钱塘江和太湖两大水系，贯通中国南北的大运河穿城而过，境内水网密集，为农作物生长提供了充足的水资源。除平原之外，杭州还有一定面积的山地，极为适合竹木、柑橘、茶叶等经济作物的生长。靖康之变，北方国土沦陷，杭州成为南宋都城，迎来了发展的鼎盛时期，富饶而繁华的城市经济为杭州海外贸易提供了充裕的资源，每年前往杭州朝贡的外国使团络绎不绝。杭州的瓷器、茶叶、书籍、药材等畅销海外，国外进入杭州的商品主要有香料、珠宝、象牙等。
——摘编自邱靖《两宋时期杭州的海外贸易》
材料二 1517年，葡萄牙占据广州屯门（今香港屯门区），构筑炮台城濠。1521年，明朝海军进攻屯门，葡军不敌，大部被歼，余者逃回马六甲。16世纪30年代以后，广东已部分开放海禁，葡人重返广东沿海活动，“完全抛弃了任何武力对抗，转而在中国采取贿赂与讨好的政策”，于1554年以后获准租借澳门，进入澳门贸易，1578年以后，葡萄牙商人从明朝政府方面获准特许，每年春、夏两季到广州参加互市。这种直接对华贸易权是西班牙、荷兰及后来的英国人长期梦寐以求而最终仍不能得到的。葡萄牙人主导了远东的丝绸贸易，日本及部分欧洲市场所需的大量丝绸主要由葡萄牙人从澳门转贩。据估计，葡人的远东贸易利润为300%。
——摘编自庄国土《略论早期中国与葡萄牙关系的特点（1513—1643）》
(1)根据材料一、概括宋代杭州海外贸易发达的有利条件。(2)根据材料二、指出明朝中后期葡萄牙能够主导中西方丝绸贸易的原因，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对中国的影响。
材料一 宋太宗时市舶司所收犀象、香药等舶货，“岁约获五十余万斤、条、株、颗”“一岁果得三十万缗，自是岁有增羡，至五十万缗”。宋仁宗天圣以来，犀象等宝货“充牣府库，尝斥其余以易金帛、刍粟，县官用度实有助焉”。至皇祐中总入为“五十三万有余”，宋英宗“治平中又增十万”。到南宋绍兴年间，市舶司的“抽解与和买岁计之约得二百万缗”。因此，在宋政府特别是南宋政府财政中占有相应的比重，“大率盐铁居十之八，茶居其一，香矾杂收又居其一焉”。
——摘编自漆侠著《宋代经济史》
材料二 1870年贸易总值为12 067．7万海关两，1911年则增为其7倍。1870年以后贸易增加的原因很多，其中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航以及中外间设立电报，尤为重要。此外，1870—1892年的22年间，贸易总值增加近一倍，1892—1911年贸易总值则增近三倍，后一时期贸易值所以增加较为快速，关键因素之一是1890年到1911年间修筑了很多铁路，如中东、胶济、芦汉、北宁、沪宁、广九、津浦等线。其次，1905年日俄战争前后，东北开放对外贸易，1902—1911年，东北共有10处口岸开放，并开始有大豆出口。——摘编自王建朗、黄克武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
材料三 1950年4月签订的中苏两国贸易协定和苏联向中国贷款的协定，立即使1950年两国间的贸易额在中国大陆对外贸易中的比重由1949年的第三上升为第一。其后，中国又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签订了政府间的贸易协定。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由于西方“封锁”“禁运”，中国大陆与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发展更快。——摘编自郭德宏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对外贸易发展的影响。(2)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说明晚清时期和新中国初期对外贸易发展的原因。
(3)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上述材料对当下我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材料一 在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宋代城市经济也有了显著的发展。城市人口增加了，前代坊市的格局被打破了，到处可以设店、肆和作坊，商业活动场所扩大了。东晋南朝以来的草市或墟市在各地普遍发展，其中有一些形成为繁荣的小镇市。大小城市、镇市和草市，织成了地方商业之网，与广阔的农村有了较为密切的联系，在生产最发达的两浙地区更加如此，可以说区域性市场在宋代明显地发展起来了。由于商业、交换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产品卷入了市场。
——摘编自漆侠《中国经济通史·宋代经济卷（上）》
材料二 1889年，两广总督张之洞从英国预购炼铁机炉。有人提醒，先要确定煤铁质地才能配置合适的机炉，张之洞认为不必“先觅煤、铁而后购机炉”。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购得大冶铁矿，开始筹建汉阳铁厂，由于找不到合适的煤，耗费六年时间和巨资，仍未能炼出合格的钢铁。盛宣怀接手后，招商股银200万两，并开办萍乡煤矿，但由于原来定购的机炉不适用，依然未能炼出好钢，只得贷款改装设备，才获得成功。通过克服种种困难，汉阳铁厂成为中国第一家大型的近代化钢铁企业，1949年后收归国有。
——摘编自陈真等《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
材料三 “一五”计划关于工业化建设的总体设想是：基本完成以鞍钢为中心的东北工业基地建设，同时进行华北、西北、华中的新工业基地建设，进而推进全国工业的发展。为配合工业建设的总体布局，在西北、华北新建兰新、包兰、宝成等铁路线。此时期建设新兴工业城市包括包头、太原、西安、武汉、成都等内地城市。从投资的分配看，694个投资项目中有472个放在内地，其余222个大部分放在东北。沿海地区几乎没有什么大项目。如1955年国家对上海、天津的投资分别为这两市折旧额的76%和104%，两市的工业产值增幅低于同期全国增长幅度。
——摘编自虞和平《中国现代化历程》
(1)根据材料一，概括宋代城市经济显著发展的主要表现。(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汉阳铁厂艰难曲折发展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中国“一五”计划工业建设总体布局的重点和影响。
材料一 唐代与西亚的经济文化交流虽然以陆路交通为主，但广州与阿拉伯的海上交通也发展迅速。唐朝政府鼓励海外商人来华贸易。海外商船到达广州后，就有管理港口的人来把船货搬进货栈，代为保管6个月直至本季风期最后一艘商船进港为止。他们从船货中抽取30%作为进口税，余下的交还物主。货物如为唐朝皇帝所购买，则按最高市价给价，且立刻开发现钱。对来华贸易的外商，如有犯法，在同国人之间（如阿拉伯人与阿拉伯人之间）依本国法律论处；在异国人之间（如阿拉伯人与新罗人或阿拉伯人与中国人之间）则依中国法律论处。在广州阿拉伯商人高度集中的地方，唐朝政府也准许他们自治、按伊斯兰教的法律行事。
——摘编自李金明《唐代广州与阿拉伯的海上交通》
材料二 自太平兴国元年（976年）创设榷易署以来，政府第一年即收入三十万缗，不久更增加到五十万缗。绍兴末年，广州、泉州市舶司由“抽买”所得利益每年达二百万缗。王应麟《玉海》卷一百八十六云：“海舶岁入，象犀、珠宝、香药之类，皇祐中五十三万有余，治平中增十万，中兴岁入二百万。”
——摘编自何崇恩《宋代外贸小议》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朝政府对阿拉伯商人实行的政策。(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唐宋发展对外贸易的共同影响。
材料一 传统农具的定型和配套基本是在宋代完成的，以常用的犁为例，人们在其工作部位安装了“裂（chi）刀”，它能够确保以锋利的裂刀开垦土地，从而使大量荒地开垦，耕地面积扩大。在农本思想的支配下，赵宋王朝大力鼓励甚至组织农户开垦荒地，“凡州县旷土，许民请佃为永业”，而且宋代的客户已经被视为与主户一样的国家编户齐民，“主户之于客户，皆齐民乎”，他们在政治上取得了一定的自由，具有迁徙和退佃的自由。客户与地主之间是以租佃契约方式暂时结合起来的经济关系。到了宋代，城市结构突破了坊市的限制，商品交易再也没有时间、地域的限制，可以随时随地进行，整个城市成为一个开放的系统。
——摘编自徐红《宋代经济型流动人口探析》
材料二 宋代政府常常通过禁榷专卖制度和货币经济的手段刺激经济发展，如王安石变法中的青苗法就试图通过货币借贷以推动农业经济的发展。宋代，由地方精英和政府共同倡导的公共组织不断渗透到经济领域，朱熹在地方推行由民间组织的社仓，以及义役、书院、宗族组织等。这些公共组织在从事公益事业的同时，必须有一定的经济支撑，需要经营某些产业或田产，从而形成公共经济，故族产在宋代以来的公共经济中也就占据主要的地位。宋代民营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宋代一些重要行业，如纺织业、制瓷业等，民营规模都超过了官营，在国家专营的冶炼、酿酒等行业中，有的就由民间承包经营，其中已经有很大部分的民营经济成分。
——摘编自王一胜《宋代经济的现代韵味》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经济发展的表现。(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并谈谈宋代经济发展的启示。
材料一 自交、会既行，而始直以楮（纸）为钱矣。夫珠、玉、黄金，可贵之物也，铜虽无足贵，而适用之物也。以其可贵且适用者制币而通行，古人之意也。至於以楮为币，则始以无用为用矣。举方尺腐败之券，而足以奔走一世，寒藉以衣，饥藉以食，贫藉以富，盖未之有。然铜重而楮轻，鼓铸繁难而印造简易，今舍其重且难者，而用其轻且易者，而又下免犯铜之禁，上无搜铜之苛，亦一便也。
——摘编自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
材料二 马端临编制《文献通考》时，元代官修《宋史》尚未成书，而《通考》所记述更为详细，分析更为客观准确，其论断多为《宋史》所缺失，因此成为研究宋代历史的重要考证依据。正如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文献通考》“条分缕析，使稽古者可以按类而考。又其所载宋制最详，多《宋史》各志所未备”。马端临编纂《文献通考》，一是由于《资治通鉴》“详于理乱兴衰，而略于典章经制”；二是认为《通典》“不无遗憾”，“未有集著述之大成”，于是便“有志于缀辑”；加之家学的影响，取材于旧籍和当世学者的议论和朝臣的奏疏，遂成此书。他继承和发展《通典》开创的典制体通史之先河，弥补了唐玄宗天宝以后至宋宁宗嘉定以前的典章经制，并拓展了门类，从《通典》9门增为《通考》24考，分类更为科学，范围更为广泛，论证更加精密，影响更加深远。
——摘编自史彬彬《马端临〈文献通考〉及其经济思想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马端临的观点，并做简要评价。(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文献通考》的进步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