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唐代借债人可以通过宅舍、田地甚至是牛羊、粮食等进行质押借贷。此外，借债人还可以通过保证人担保的方式借贷。唐代政府规定过民间借贷利率的上限，如果利息超过本金后再计息索债，或者计复利（民间称“驴打滚利”），则政府不予承认和保护。《唐律疏议》对于借款违约的情况作了详细规定。唐代政府禁止郡县官僚私人放贷，天宝九年（750年）政府下令；如郡县官僚放贷取利则先予免职，放贷所获收益收归政府；禁止家庭成员私自抵押家产借款以及向入境少数民族放贷。
——摘编自李莹、张兴胜《唐代的民间借贷》
材料二 宋代政府鼓励民间私人放贷，比如在灾荒之年，政府一般不进行放贷，而是通过私人放贷来帮助小农渡过难关。针对民间借贷行为中的高利贷、违法借贷行为，宋代政府则不断规范并进行限制打压。宋代民间借贷关系已经影响到社会各阶层，小农为借贷的主要群体，地主则为放贷的主要群体。商人、手工业者从事借贷活动的情况也非常多见。宋代有“京债”一说，指的是官员被任命后，在京师置办行装、支付旅费等借贷活动。还有部分退职官员由于俸禄降低，只好典当衣物、租借耕牛，自己从事农业生产来补贴家用。
——摘编自杨瑞璟《宋代民间借贷的特点与积极作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唐代民间借贷的特点。(2)根据材料一、二、指出相较于唐代，宋代民间借贷的不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自交、会既行，而始直以楮（纸）为钱矣。夫珠、玉、黄金，可贵之物也，铜虽无足贵，而适用之物也。以其可贵且适用者制币而通行，古人之意也。至於以楮为币，则始以无用为用矣。举方尺腐败之券，而足以奔走一世，寒藉以衣，饥藉以食，贫藉以富，盖未之有。然铜重而楮轻，鼓铸繁难而印造简易，今舍其重且难者，而用其轻且易者，而又下免犯铜之禁，上无搜铜之苛，亦一便也。
——摘编自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
材料二 马端临编制《文献通考》时，元代官修《宋史》尚未成书，而《通考》所记述更为详细，分析更为客观准确，其论断多为《宋史》所缺失，因此成为研究宋代历史的重要考证依据。正如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文献通考》“条分缕析，使稽古者可以按类而考。又其所载宋制最详，多《宋史》各志所未备”。马端临编纂《文献通考》，一是由于《资治通鉴》“详于理乱兴衰，而略于典章经制”；二是认为《通典》“不无遗憾”，“未有集著述之大成”，于是便“有志于缀辑”；加之家学的影响，取材于旧籍和当世学者的议论和朝臣的奏疏，遂成此书。他继承和发展《通典》开创的典制体通史之先河，弥补了唐玄宗天宝以后至宋宁宗嘉定以前的典章经制，并拓展了门类，从《通典》9门增为《通考》24考，分类更为科学，范围更为广泛，论证更加精密，影响更加深远。
——摘编自史彬彬《马端临〈文献通考〉及其经济思想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马端临的观点，并做简要评价。(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文献通考》的进步之处。
材料一 自古漕运所从之道有三：曰陆、曰河、曰海，河漕视陆运之费省十三四，海运视陆运之费省十七八。……按海运之法，自秦已有之，而唐人亦转东吴粳稻以给幽燕，然以给边方之用而已，用之以足国，始于元焉。况海运无剥浅之费，无挨次之守，而国家亦有水战之备，可以制伏朝鲜、安南边海之人，诚万世之利也……海运视河漕之数，所得益多，故终元之世，海运不废。
——摘编自朱子彦《元代的南北海运》
材料二 根据《共同纲领》的规定，1950年，政务院规定了制定新税则的六项基本原则：1.国内能大量生产或者暂时不能大量生产，但是将来有发展可能的工业品及半制成品，在进口同样商品时，关税税率应当高于该项商品的成本与中国同样货品的成本之间的差额，以保护国家的民族生产。……3.对于国内生产很少或者不能生产的生产设备、器材、工业原料、农业机械、粮食种籽、肥料等，实行低税率或者免征关税。……依据这些原则，1951年5月《海关进出口税则》及其实施条例实施，这是我国近100年来第一次真正独立自主制定的关税法规。
——摘自黄天华《中国关税制度》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列举元代漕运发展的交通条件，并简析“终元之世，海运不废”的动因。
(2)根据材料二，概括新中国成立初期关税政策制定的特征，并结合所学，简析1951年《海关进出口税则》实施的历史意义。
材料一 宋代以前，绝大多数的城市是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的所在地，它们的政治意义远远超过商业意义，其商业活动只能局限在“市”这个特定的区域中进行，作为居民生活区的“坊”与“市”是相分离的。到宋代，城市一般沿街开店，商人只要纳税，都可在城中任择地点开设店铺，同时在开封、杭州等大城市中，又出现了夜市、早市和鬼市。为了加强管理，政府或构筑新的城墙，把近郊之地围入城中，把郊区变成城区，或在城外设厢，将其视同城区一样来管理。在此同时，在交通干线或人口聚集的地方也出现了由草市发展而来的市镇，两宋时期大约有6000-7000个墟集市镇，作为新型的工商业据点，散布在广袤的乡村地区。
——摘编自包伟民、吴铮强《宋朝简史》
材料二 唐朝政治保留着“贵族共和”的特点，宋朝则形成了“君主独裁”的制度。所谓“君主独裁”，从官制上来说，就是尽可能多地将国家机构置于君主的直接指挥之下，方方面面的国家运作，均由君主一个人来统辖。
——摘编自吴钩《新民说·宋仁宗：共治时代》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朝城市发展的新变化，并指出变化的根本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宋朝实现“君主独裁”的具体措施。
材料 北宋经济发达并拥有先进的印刷技术，朝廷大力扶持书院，佛道二教为书院的选址以及讲说形式提供了经验，这些有利条件促使书院在宋代进入“黄金期”。宋代书院为学生营造了一个幽美的学习环境。四大书院教育成绩突出，为宋代社会培养了众多人才，也为官学科举教育的弊端起到修正作用。除书院外，宋代在多个领域被人们视为“黄金期”，如哲理性诗词创作的黄金期、民间制瓷业发展的黄金期等，不同的视角反映了人们探究宋代历史的不同侧面。
——摘编自刘明明《宋代四大书院教育研究》
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请你再提出宋代社会的任意一个“黄金期”，并运用所学知识予以论述。（要求：提出的“黄金期”不得与材料中的三个“黄金期”重复，史论结合，史实准确，逻辑清晰）材料一
汉以来我国粮食亩产量相对指数变化表
| 两汉 | 魏晋 | 南北朝 | 隋唐 | 两宋 | 元朝 | 明清 | |
| 全国粮食亩产变化指数 | +22.2 | —2.3 | —0.4 | +29.9 | —7.5 | +9.4 | +16.0 |
| 北方麦作亩产变化指数 | +9.7 | —1.5 | —13.3 | +10.3 | —8.3 | +38.9 | +35.1 |
注：“+”“-”为后一朝代比前一朝代增减情况。
材料二 两宋时期，南方粮食产量提高，允许一部分从事粮食种植的劳动力和较为劣质的土地退出粮食种植，经济作物大量种植，促进了南方农产品的商品化和工商业的繁荣，交通运输业也随之发展起来，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集中了宋代最多的城镇。
——摘编自张雨潇等《气候变迁在宋代经济重心南移中的影响》
根据材料并结合中国古代史相关史实，围绕“气候变迁与经济发展”自拟论题并加以阐释。（要求：论题明确，史论结合，史实准确，逻辑清晰）
材料一 所谓“富民”阶层，是中唐以来特别是宋代以来崛起的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在以农业为基础的中国传统社会，他们主要以农业为致富的途径，但也包括以工商等其他途径致富者。宋人苏辙说：“惟州县之间，随其大小，皆有富民”。南宋叶适对富民的重要性作了最全面的阐述，他指出：“富人者，州县之本，上下之所赖也”。宋代以来，国家不断推行改革。历代改革均涉及社会和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但一般来说，均平赋役和整顿吏治始终是国家改革的两个重点。而这两者又均与“富民”阶层紧密相关。“宋王朝对农民的统治是通过户等制而实现”，而乡村组织一级头目基本都是由户等靠前的富民群体来担任。
——摘编自林文勋、杨瑞憬《宋元明清的“富民”阶层与社会结构》
材料二 原本中国古代的城市以城为主，纯粹体现工商贸易功能的市镇，要到唐宋之际才出现，而明朝中后期是一个高峰。尤其是江南苏、松、杭、嘉、湖地区的许多著名市镇，都是在那时形成的。这些市镇中的居民，已经从农业人口中分离出来，大多从事纺织业。工商集贸性质市镇的兴起，使得农业人口与手工业和商业人口的比例发生了变化。而流向城市的大量游民，又成为雇佣工人的后备队伍。城市和商业进一步繁荣，具有明显经济职能的城市在增加。到清朝前期，广东佛山镇在内的“天下四大镇”在专业性市镇的基础上发展成为新兴的城市。
——摘编自朱汉国《历史学习精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富民”阶层崛起的原因并从国家发展与治理的角度分析“富民”阶层产生的作用。(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变化。并从经济、思想方面等简析明清商品经济发展对中国社会转型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 西汉众多城市均有大小不等的市场。最大的都市是长安，城内街道有八街九陌之称，南北向称街，东西向称陌。城内9个市场以南北主要大街为界，街东3个市称为东市，街西6个市统称西市。各市间有墙隔开，市墙有门，供买卖人定时出入。张骞通西域后，来往长安的外商络绎不绝，朝廷设立大鸿胪，在管理外交的同时兼管商务。
——摘编自李天石《中国古代史教程》
材料二 宋朝农业发展使剩余农产品大量增加，新兴经济作物茶叶、甘蔗之类绝大部分进入市场。市场形成城市、镇市、草市三级金字塔型结构。商品流通不限于内地的州县，与辽夏金通过榷场的互市交易也十分频繁。海外贸易规模超出唐朝，英宗时市舶收入年63万贯，至南宋前期已增至200万贯。北宋铸币量很大，但仍不能满足商业的发展需要。因此民间开始出现交子，后其发行权为政府掌握，发行量不断增加。宋朝城市繁华，汴京和临安盛时人口均超出百万。城市中坊、市之分已完全打破，夜生活的发展达到了空前水平。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汉商业发展的表现。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相对西汉，宋代商业的发展。
材料一 杭州的水系比较发达，连通钱塘江和太湖两大水系，贯通中国南北的大运河穿城而过，境内水网密集，为农作物生长提供了充足的水资源。除平原之外，杭州还有一定面积的山地，极为适合竹木、柑橘、茶叶等经济作物的生长。靖康之变，北方国土沦陷，杭州成为南宋都城，迎来了发展的鼎盛时期，富饶而繁华的城市经济为杭州海外贸易提供了充裕的资源，每年前往杭州朝贡的外国使团络绎不绝。杭州的瓷器、茶叶、书籍、药材等畅销海外，国外进入杭州的商品主要有香料、珠宝、象牙等。
——摘编自邱靖《两宋时期杭州的海外贸易》
材料二 1517年，葡萄牙占据广州屯门（今香港屯门区），构筑炮台城濠。1521年，明朝海军进攻屯门，葡军不敌，大部被歼，余者逃回马六甲。16世纪30年代以后，广东已部分开放海禁，葡人重返广东沿海活动，“完全抛弃了任何武力对抗，转而在中国采取贿赂与讨好的政策”，于1554年以后获准租借澳门，进入澳门贸易，1578年以后，葡萄牙商人从明朝政府方面获准特许，每年春、夏两季到广州参加互市。这种直接对华贸易权是西班牙、荷兰及后来的英国人长期梦寐以求而最终仍不能得到的。葡萄牙人主导了远东的丝绸贸易，日本及部分欧洲市场所需的大量丝绸主要由葡萄牙人从澳门转贩。据估计，葡人的远东贸易利润为300%。
——摘编自庄国土《略论早期中国与葡萄牙关系的特点（1513—1643）》
(1)根据材料一、概括宋代杭州海外贸易发达的有利条件。(2)根据材料二、指出明朝中后期葡萄牙能够主导中西方丝绸贸易的原因，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对中国的影响。
材料一 宋太宗时市舶司所收犀象、香药等舶货，“岁约获五十余万斤、条、株、颗”“一岁果得三十万缗，自是岁有增羡，至五十万缗”。宋仁宗天圣以来，犀象等宝货“充牣府库，尝斥其余以易金帛、刍粟，县官用度实有助焉”。至皇祐中总入为“五十三万有余”，宋英宗“治平中又增十万”。到南宋绍兴年间，市舶司的“抽解与和买岁计之约得二百万缗”。因此，在宋政府特别是南宋政府财政中占有相应的比重，“大率盐铁居十之八，茶居其一，香矾杂收又居其一焉”。
——摘编自漆侠著《宋代经济史》
材料二 1870年贸易总值为12 067．7万海关两，1911年则增为其7倍。1870年以后贸易增加的原因很多，其中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航以及中外间设立电报，尤为重要。此外，1870—1892年的22年间，贸易总值增加近一倍，1892—1911年贸易总值则增近三倍，后一时期贸易值所以增加较为快速，关键因素之一是1890年到1911年间修筑了很多铁路，如中东、胶济、芦汉、北宁、沪宁、广九、津浦等线。其次，1905年日俄战争前后，东北开放对外贸易，1902—1911年，东北共有10处口岸开放，并开始有大豆出口。——摘编自王建朗、黄克武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
材料三 1950年4月签订的中苏两国贸易协定和苏联向中国贷款的协定，立即使1950年两国间的贸易额在中国大陆对外贸易中的比重由1949年的第三上升为第一。其后，中国又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签订了政府间的贸易协定。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由于西方“封锁”“禁运”，中国大陆与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发展更快。——摘编自郭德宏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对外贸易发展的影响。(2)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说明晚清时期和新中国初期对外贸易发展的原因。
(3)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上述材料对当下我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