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汉唐社会是“头枕三河（指司马迁所说的河内、河东、河南），面向西北草原”，运行在大陆帝国的封闭轨道上。汉唐时期沟通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尽管驼铃悠扬，商旅不绝，但这并不能改变当时中国的封闭性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性质。这种主要为社会上层服务的、以奢侈品和土特产为主的长途贩运型商业，与宋以后兴起的主要为黎民百姓服务的、以日常生活用品（如粮食、布匹、陶瓷、茶叶等）和生产资料（如农具、煤炭、木材、土地等）为主的规模型商业不可同日而语。晚唐以后，经济重心由于向东南方向移动而更加靠近拥有优良海港的沿海地区，为向开放型的商品经济过渡提供了某种历史机遇，加之政府对海外贸易的鼓励，我国社会开始脱离了原先内陆帝国的运行轨道，出现“头枕东南，面向海洋”。
——改编自张全明、李文涛《宋史十二讲》
材料二 北宋境内三分之二的耕地都在南方。南方水稻亩产大多高于北方麦豆一倍以上，加之南方普遍实行的是一年两熟的耕作制度，因而单位面积产量高于北方。就手工业生产而言，由于南方许多地区都种植茶树、桑麻、棉花、甘蔗等经济作物，以此为原料的制茶、纺织、榨糖等行业在南方地区自然更加发达。由于海外贸易的拉动作用，东南地区的制瓷、日用器皿制造业等因拥有广阔的海外市场而更加具有活力。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东南财赋构成了宋朝财政收入的基础。
——摘编自游彪著《宋史：文治昌盛武功弱势》
材料三 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经济作物播种面积大大提高，导致稻米播种面积减少，粮食不敷需要。号称“鱼米之乡”的江浙地区，因桑、棉的种植致使粮食紧缺，需要从湖广、江西等地运入，于是出现一些粮食业市镇。商人由湖广、江西运入大米，再由米行转卖到邻近各城镇。江浙地区是棉纺织业的中心，棉花种植很多，但仍供不应求。北方的河南、山东是新发展起来的植棉区，产量亦很可观，但棉纺业并不发达。当时南北方出现棉花和布匹的对流。
——摘编自王天有等《明史：多重性格的时代》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晚唐以后我国从“头枕三河，面向西北草原”转向“头枕东南，面向海洋”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从宋代到明代江南经济结构发生的变化及其影响。
材料一 宋代私人藏书楼的命名很有讲究。如李天舆的“五经轩”、王天锋的“醉经堂”、海虞陈彦昭的“宝灵经堂”、薛俅的“三经堂”，“以藏儒、道、释氏之书”。藏书楼中，以“楼”、“堂”、“阁”、“庄”规模较大。如北宋豫章罗敬夫“万卷楼”、欧阳汇“万卷堂”、安阳韩氏“万籍堂”等等。再如北宋欧阳修命其藏书之处为“非非堂”，寄予了藏主希冀明辨是非，非一切所非之事，完成“已身之正”；蒲宗孟有藏书楼名为“迂堂”，是以“孟子迂而守道，屈原迂而守忠”作喻，取“迂而安贫守道”之义。
材料二 北宋曾有三次大兴官学之举：庆历兴学、熙宁兴学和崇宁兴学。南宋官学因政治混乱等原因逐渐呈衰落之势。书院、私学迅速发展，遍及府、州、郡、县。官学与私学的继续发展和扩充使学生人数进一步增加，对书籍的需求也不断增加。乾德四年（966年）下诏“凡吏民有以书籍来献者，令史官视其篇目，馆中所无则收之。献书人送学士院试问吏理，堪任职官，具以名闻”。此后的历代皇帝以此为榜样，延续至南宋。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代芯《宋代私人藏书楼初探》
(1)根据材料一，概括宋代私人藏书楼命名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宋代私人藏书楼兴盛的原因。
材料一 南宋时，杭州“大街……自五间楼北，至官巷南街，两行多是金银盐钞引交易”，这是以金、银、现钱等待客户以“盐钞引”前来进行结算兑换的私人金融性行铺；“自融和坊北，至市南坊，谓之珠子市”，“如遇买卖，动以万数”。其他各种商业店铺，“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即无虚空之屋”。“杭城乃四方辐辏之地”，“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鼓钟鸣，卖早市又开店矣”。南宋末年，吴自牧记载“海商之舰”“舶商之船”云集于杭，全国各地运来的物品，在此装上海舶，“自泉州便可出洋，迤逦过七洲洋”。
——摘编自陈振著《中国断代史系列——宋史》
材料二 1898年杭州进口的洋货和土货合计共值2960234两，1904年达18589143两；杭州土货出口总值由1900年4785371海关两，增加到1905年10200623海关两。1896年，杭州开设海关并正式开港通商。1897年，杭州在发展邮政事业的同时，还开展电力建设。1900年，沪杭铁路实现全线接轨。1924年陆续开通长途电话。
——摘编自王晓晓《杭州近代城市发展研究》
(1)根据材料一，概括南宋时期杭州经济发展的表现。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近代杭州经济发展的特点及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