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汉武帝开始实行盐铁专营，将过去由“少府”所经营的盐铁收入，划归大司农负责。汉宣帝时，盐官在产盐区，负责招募百姓，分配煮盐的场地和主要煮盐工具，收购产品，经营食盐外运；在非产盐区，则要设仓储存，组织转运。盐的销售，也由官府负责，或设肆专卖，或者通过特许的小盐商进行分销。
——摘译自班固《汉书》
材料二 北宋中期以后，盐的销售逐渐由官府直接专卖的官运官卖制转变为官府间接专卖的引钞盐制，商人凭盐钞购盐运销，钞盐钱悉聚于中央，成为国家重要财政收入。宋室南渡以后，国家更是依赖于钞盐收入，榷货务总收入中，盐的收入占80%以上。
——摘编自胡小鹏《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宋元卷》
材料三 明代，官府退出了盐业直接生产经营环节，只成为盐资源的占有者和盐业的管理者，商人垄断各地盐业运销，并且可以世袭罔替，成为盐斤运销者和政府盐课征收的代理人，由原来的普通商人转变为由政府认证的政治性专商，行盐有岸、销盐有界，国家取消市场竞争使其得以垄断经营，即使专商与专商之间，也是纲、引、肩、厘等各地互不侵犯。盐务官吏、官署只负责管理盐斤收放、榷税、缉私等。
——摘编自毕昱文《中国古代盐业国家专卖制发展及启示探析》
(1)分析材料一中汉代实行盐业专营的目的。(2)根据材料二、分析宋代盐业政策的变化。
(3)指出中国古代盐业政策发展演变的历史逻辑。根据上述材料，谈谈你对中国古代盐业政策发展演变的认识。
材料 针对有一种“唐宋变革”理论把唐、宋两代分割为二，唐为贵族政治，宋一变而为君主独裁，同时其政治、经济、文化上都“近代化”了的情况，当代学者阎步克认为，唐宋两朝的政治体制的相似性大于变异性。期间虽有变化，但其变化幅度未必就比秦汉400多年的变化幅度更大，更达不到所谓“变革”的程度。此期经济、文化、社会方面的若干新现象，总体上仍然从属于中国史的内在演化规律，不具备西欧的那种“近代化”的意义。
——摘编自阎步克《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针对材料中的观点，自拟论题，并结合所学知识予以阐述。（要求：写明论题，史论结合）
材料一 宋代“市井交易堪称早矣”,不用再候市门启蜂拥而入，更不必忧市门落锁仓促收场。因为宋代不仅早市无禁，更兼夜市不绝，而且热闹程度非凡。有史料论及宋代夜市境况，“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寻常四梢远静去处，夜市亦有猪胰、胡饼和菜饼……果子之类。冬月虽大风雪阴雨，亦有夜市……至三更，方有提瓶卖茶者。盖都人公私荣十，夜深方归也”。
——据《东京梦华录·卷三·马行街铺席条》等整理
材料二 从1914年到1919年，民族资本共设新厂矿379家，新投入资本1430万远。中国民族工业的迅速发展促进了工人队伍的壮大，1919年中国产业工人有二百万人左右。尽官民族工业在大战期间出现了短期的繁荣，但在整个社会经济中比重仍然不大，重工业的发展尤为微弱。大战期间民族资本在全国产业资本中的比重虽有较大的增长，但在1920年仍不足30%,外国资本占70%以上。
——摘编自汪敬虞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等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分析与唐朝相比，宋朝“市井”的新特点，简析宋代商人的社会地位。
(2)根据材料二，概括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在“1914年到1919年”发展的特征；简述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在此阶段发展中存在的主要不足，分析这一时期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对社会政治进程的主要影响
材料宋代皇帝都喜欢饮茶，并常将北苑（属福建）进贡的建茶赏赐给皇亲贵族、近臣与功臣。这一时期，比试茶品高低的斗茶风气盛行，经过丁谓、蔡襄等士大夫的倡导，逐渐传播到上层社会，最终成为一种清新雅致的茶道艺术。当时以福建建州为中心烧制出的各种瓷器称“建盏”。宋初，当地一些窑工技师在黑釉盏中有意加点白釉烧造而成的“鹧鸪斑”，是当时生产工艺中的新技术，“点试茶家珍之”。此外还有兔毫盏、油滴盏等种类，仅宋代建阳水吉一带就有龙窑99条，其窑炉的长度短则几十米，长则百余米，一窑的装烧量最高可达十万余件。
——摘编自杨静《宋代建茶的崛起与茶文化兴盛关系探论》
(1)根据材料，指出宋代福建建盏制造业发展的表现，并简析其原因。(2)结合所学知识，补充一项推动宋代建盏制造业发展的因素，并说明理由。
材料一 东晋谢灵运承袭祖父的爵位——康乐县公，在会稽经营家族庄园。他在《山居赋》中记载，“田连冈而盈畴，岭枕水而通阡……蔚蔚丰秫，苾苾香粳（稻米）”“兼有陵陆，麻、麦、粟、菽”，可做到“供粒食与浆饮”。庄园中由佃客（依附民）为之生产蚕桑麻纻，甚至还提到“六月采蜜”“亦酝山清”（酿酒）。
——摘编自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
材料二 宋代，“富者有资可以买田”，并“招募浮客（佃户），分耕其中”。政府规定“客户起移，更不取主人凭由，须每田收田毕日，商量去住，各取稳便”。一些田庄设存放借贷佃户财物的解库，“佃户乏时，举债于主人而后偿之”“秀州居民韦十二者，于其庄居豢豕数百，散市杭、秀间”。
——摘编自崔永盛《唐宋庄园和庄园经济研究》等
(1)依据材料一概括谢氏庄园的特点。(2)阅读材料二、提取信息，结合所学，分析宋代庄园发展折射出的时代特征。
材料一 《史记》曰“沿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隋唐时期，部分人对海洋的潮汐运动规律认识有了理性上的提高；宋元时期已有了升降舵和多副舵的运用，罗盘导航、天文定位以及航迹推算，使跨洋航海的宏愿与构想得以实现。15世纪的明初，开始了历时28年的郑和下西洋的航海壮举，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处于巅峰时期的表征，途经多国，在当时世界航海史上占据绝对的领先地位。郑和下西洋绘有20页航海地图，是中国航海技术与实力的具体体现。
——摘编自何国卫《论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技术基础》
材料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扩展国际合作空间，缓解中国与各国海上与地缘矛盾的重要战略举措。近年来，中国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的需求量与日俱增，中国在伊朗、沙特、伊拉克等国投资了大量油田和石油炼化厂。同时，西亚、北非的部分国家基础设施比较落后，基础建设方面存在一定合作空间。南亚作为“一带一路”的交汇地带，中国可以为南亚国家提供资金、技术，南亚国家的能源、剩余劳动力等比较优势也得到充分发挥。但众所周知，西亚、北非地区可谓是全球政治局势最为复杂、政治风险最为突出的地区之一、中国与西亚、北非地理位置间隔较远，有些国家交通设施仍不成形，存在极大的金融风险。由于南亚地区各国关系并不和谐，地域冲突、历史积怨等问题错综复杂，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中国想要连通铁路、公路、通信网络等设施具有很大挑战。
——摘编自毛立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机遇与挑战试析》
(1)根据材料一、分析中国古代开展“海上丝绸之路”所具备的条件，并理解郑和下西洋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处于巅峰时期的表征”。(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机遇与挑战。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古代和现代“丝绸之路”的共同核心精神。
材料一 《灵著录序》和《灵著录略》两篇文章，是重要的妈祖史料。《灵著录序》提到元代诗人张翥曾奉旨到湄洲妈祖祖庙代祀，得祖庙《灵著录》母本，致仕后汇订成编。另一篇《灵著录略》，著者林朝裕，作于康熙二十四年五月，是对张翥《灵著录》一书内容的概括，保存了《灵著录》的主要内容。《灵著录序》中“妈祖诞降”“海上灵迹”等是后来妈祖显圣故事的母本。如妈祖诞降湄洲，有“生而地紫”异象，自幼“变幻而秘法得”；能“席海以行”，即后来的“挂席泛槎”故事；“逝而见梦以祠”，即后来的“显梦辟地”故事；海上救护神迹即“怒涛济溺”“神助漕运”等故事。林朝裕在《灵著录略》按语中说妈祖“种种奇迹”及“褒赠”，早在宋元时期就“俱载《灵著录》”。《灵著录略》记载“天妃妈祖，林氏，出自吾族，毓诞湄洲，而神灵赫濯，利国济民”。曾祖统军兵马使林保吉，曾参加高平之战，“乘功而归，遂别业于莆阳之湄屿”。
——摘编自林龙锋，刘福铸《仙游郭坑林氏族谱与妈祖史料》
材料二 传说妈祖受到观音菩萨的超度而成为女神，有预测大海变化的能力，故而成为福建地区民众心目中的保护神。宋元时期，中国海商数以万计，虽然中小商人最多，但资产数十万乃至上百万的海商也层出不穷。据南宋刘克庄文集记载，“海贾归来富不赀（同“资”，财），以身殉贸实堪悲。”两宋以来的王朝政权多次因“护海神迹”而将福建地方社会的妈祖信仰纳入到国家礼制秩序当中。
——据王文钦《妈祖崇拜与儒释道的融合》等
材料三 妈祖信仰起源于北宋时期的福建莆田湄洲岛，大陆移民将其传入台湾后，在岛内各地进行了广泛传播，初步形成“福建祖庙、台湾开基庙、台湾分灵庙的三层关系网络”，奠定两岸妈祖信仰的谱系结构。
——游红霞《妈祖信仰铸牢两岸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基础与实践机制》
材料四 妈祖文化在国外传播的主要有三种途径：一是古代海上贸易，主要是海上丝绸之路沿线。二是福建、广东等地去海外的移民传播。三是当地华侨华人团体的积极推动。据陈尚胜《清代的天后宫与会馆》中的资料统计，总共159座天后宫会馆，其中闽商所建占105所，分布在广东、广西、云贵川、湖北、湖南、江西、山东、安徽等地。资料显示，全球有妈祖庙数千座，分布在40多个国家和地区，遍及南极洲外的所有大洲，信众超3亿人。
——摘编自林明太《妈祖文化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传播与发展》
(1)根据材料一中的史料探究妈祖信仰的历史，指出其史料价值。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两宋时期妈祖信仰兴起的背景。
(3)根据材料三四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妈祖信仰传播的现实意义。
材料一 忽必烈曾许诺宋降后杭州“宗庙悉许如故”。元军进城后，保护了城内各衙署，对宋太庙、四祖殿、景灵宫、皇宫内等建筑也仅收缴礼乐器物，建筑得以保存。忽必烈至元十九年，杨琏真迦等为发展佛教势力，夺占原南宋御前道教宫观为佛寺，重构杭州的信仰空间。两年后，元政府在南宋故宫遗址上“建大寺五”，原受元廷保护的杭州城郊天圜丘亦被毁建寺。杭州成为江浙行省省城后，杭城内原南宋官街改造、重建成行省街署与官员府邸，监察江南官员的江南浙西道肃政廉访司、大兴文教事业的江浙等处儒学提举司等，大体由南宋旧官衙改造而来，仍保持中轴对称、前堂后寝的布局。
——摘编自陈彩云《从国都到省城：元初对杭州政治空间的改造》
材料二 山东西南部的济宁城原为县级治所，元京杭大运河竣工后成为北方运河段的重要枢纽，是明代首批开设的7个运河上征收商品流通税的钞关之一，升级为兖州府下的州或直隶州。明中期后，土坯建起的外城城墙延伸着城市的防卫系统，鸡市口街、小纸店街、税课街、打铜巷等成为南外城街巷名。乾隆五十年，城内人口占济宁州31.8％，达15-20万。职业商帮中，出现了具有某些市民属性的社会组织和结构，参与当地修建寺庙、戏台、货栈，以及修缮城墙、码头、堤坝等。随着更多费用低、效率高的商船从事沿海南北贸易，济宁等山东西部运河两岸的城乡从19世纪中叶开始急速被边缘化。
——摘编自孙竞昊《明清北方运河地区城市化途径与城市形态探析》
(1)根据材料一概括元朝对杭州的改造历程。
(2)根据材料二，指出明清济宁城发展的表现，综合上述材料归纳影响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因素并予以说明。
材料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海运和造船业的发达，中外海上交通有了重大发展。从广州出发，沿马来半岛，经印度洋到达阿拉伯巴格达的海上中西航线已初步形成。这条被誉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有力促进了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这时期中国与外国的水陆交通、商贸、文化交流都超越了前代，并为以后隋唐时期中外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摘编自詹子庆《中国古代历史上册》
材料二 宋代是海外贸易得到空前发展的时期。较之前代，宋代港口广泛分布于北起京东路、南至海南岛的广大区域，数量有了明显增长。当时的贸易范围已远至红海沿岸及非洲东海岸。不但进出口的商品种类增加，而且贸易额也有所扩大，一个海商一次贩运的货物价值高达数十万贯。政府对海外贸易采取了鼓励支持的态度，“江海求利，以资国用”。
——摘编自杨宁一《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
材料三 明朝洪武三年（1370）政府实行闭关自守政策，禁止商船出海贸易，海上丝绸之路一度中断。郑和下西洋以后，海禁屡开屡禁。总的来看，明清政府对海外贸易的态度越来越保守。不过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形成一些新的航路，如通过马尼拉至拉丁美洲的航线便是这个时期由西班牙开辟的。
——摘编自蓝勇《中国历史地理学》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该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背景，并说明其影响。(2)根据材料二概括宋代海外贸易空前发展的表现，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其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在对外方面，明清政府的政策和同时期西方国家的不同之处。
材料一 宋太宗雍熙年间对海外贸易征税的措施是“大抵海舶至，十先征其一”。……宋代市舶征税的基本标准就是粗色和细色。细色是名贵香料、宝石等奢侈品，粗色是纺织品、木材、药材、食品等价格较为低廉的日用品。……宋元时期是对舶货进行物抽分，如日用品、选购品、特殊品和奢侈品等；并按照货物的数量按比例抽分，如宋太宗雍熙年间市舶征税的标准是“十先征其一”，“岁约获五十余万斤条株颗”。
——摘编自贾洁蕊《中国古代市舶征税向海关税的变迁及其财政意义》
材料二 明王朝所处之14世纪至17世纪，正是世界面貌发生急剧变化的时期。隆庆帝即位后，他接受了“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的教训，“隆庆改元（1567），福建巡抚都御使涂泽民请开海禁，准贩东西二洋。”……与此相适应，向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征税的制度渐趋完善。
据《东西洋考·饷税考》记载，当时的税收种类有：（一）引税。海商出海贸易，首先要到督饷馆领取文引，这就要交纳引税，实际上就是许可证税。这种税出自船主。起初每引税银3两，后来将原额提高一倍。（二）水饷。这是一种船税，按船的大小向船商征收。往贩西洋的船只宽1丈6尺以上者，征银5两。这实际上是征收的一种出口税。（三）陆饷。这实际上是商品进口税。商船回港后，按船上货物多少计值征税，“以货多寡，计值征输。”例如，万历十七年（1589）每百斤胡椒征银2钱5分。
——摘编自晁中辰《明代海关税制的演变》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从宋元到明朝市舶征税向海关税变迁的表现。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这些变化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