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关于宋代经济革命，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提供了不同视角，都高度肯定了宋代经济的发展。下表为部分学者关于宋代经济革命的研究观点与成果一览表。

——摘编自斯波义信《宋代商业史研究》

材料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了丰厚的中国茶文化，宋代作为中华茶文化的繁荣期，其兴盛与时代背景有着密切关系。北宋王朝结束了唐末动荡不安的局面，这一时期手工业及农业等各方面都得到了飞跃式进步，社会经济得到繁荣发展。在国家统治方面，宋代采取重文轻武的国策，文人地位空前提高，作为一种新的文化意象和审美意识情趣，茶得到了宋代政治家乃至文人墨客的垂青。同时宋代茶叶生产地区扩大、生产技术进步，把中国古代茶叶的生产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茶产量的增加与制茶工艺的进步，使得饮茶活动普及，饮茶之风在上自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中尽皆流行开来。

——摘编自刘礼堂，范钰翎，李敏瑞《宋代宫廷茶文化探究》

材料二   宋代特色茶文化促进了茶业经济的快速发展，致使生产和销售规模不断扩大，市场逐渐规模化，形成了相对完善的初级市场、中转市场和终端消费市场，并建立起相互协调、互为支撑的国内市场秩序，市场经济的繁荣也推动了宋代茶叶边疆贸易和海外贸易的发展。宋代茶业经济的发展在为政府提供巨额的茶利来源的同时，也通过茶马贸易满足了对战马的需求，维护了边境地区的稳定，增强了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成为维持汉族和周边少数民族友好稳定关系的纽带。

——摘编自孙达，王盈峰，张士康《论宋代茶文化特色及其在当代的传承》

材料一   杭州的水系比较发达，连通钱塘江和太湖两大水系，贯通中国南北的大运河穿城而过，境内水网密集，为农作物生长提供了充足的水资源。除平原之外，杭州还有一定面积的山地，极为适合竹木、柑橘、茶叶等经济作物的生长。靖康之变，北方国土沦陷，杭州成为南宋都城，迎来了发展的鼎盛时期，富饶而繁华的城市经济为杭州海外贸易提供了充裕的资源，每年前往杭州朝贡的外国使团络绎不绝。杭州的瓷器、茶叶、书籍、药材等畅销海外，国外进入杭州的商品主要有香料、珠宝、象牙等。

——摘编自邱靖《两宋时期杭州的海外贸易》

材料二   1517年，葡萄牙占据广州屯门（今香港屯门区），构筑炮台城濠。1521年，明朝海军进攻屯门，葡军不敌，大部被歼，余者逃回马六甲。16世纪30年代以后，广东已部分开放海禁，葡人重返广东沿海活动，“完全抛弃了任何武力对抗，转而在中国采取贿赂与讨好的政策”，于1554年以后获准租借澳门，进入澳门贸易，1578年以后，葡萄牙商人从明朝政府方面获准特许，每年春、夏两季到广州参加互市。这种直接对华贸易权是西班牙、荷兰及后来的英国人长期梦寐以求而最终仍不能得到的。葡萄牙人主导了远东的丝绸贸易，日本及部分欧洲市场所需的大量丝绸主要由葡萄牙人从澳门转贩。据估计，葡人的远东贸易利润为300%。

——摘编自庄国土《略论早期中国与葡萄牙关系的特点（1513—1643）》

材料一   唐代与西亚的经济文化交流虽然以陆路交通为主，但广州与阿拉伯的海上交通也发展迅速。唐朝政府鼓励海外商人来华贸易。海外商船到达广州后，就有管理港口的人来把船货搬进货栈，代为保管6个月直至本季风期最后一艘商船进港为止。他们从船货中抽取30%作为进口税，余下的交还物主。货物如为唐朝皇帝所购买，则按最高市价给价，且立刻开发现钱。对来华贸易的外商，如有犯法，在同国人之间（如阿拉伯人与阿拉伯人之间）依本国法律论处；在异国人之间（如阿拉伯人与新罗人或阿拉伯人与中国人之间）则依中国法律论处。在广州阿拉伯商人高度集中的地方，唐朝政府也准许他们自治、按伊斯兰教的法律行事。

——摘编自李金明《唐代广州与阿拉伯的海上交通》

材料二   自太平兴国元年（976年）创设榷易署以来，政府第一年即收入三十万缗，不久更增加到五十万缗。绍兴末年，广州、泉州市舶司由“抽买”所得利益每年达二百万缗。王应麟《玉海》卷一百八十六云：“海舶岁入，象犀、珠宝、香药之类，皇祐中五十三万有余，治平中增十万，中兴岁入二百万。”

——摘编自何崇恩《宋代外贸小议》

材料一   摩邻国在秋萨罗国（今耶路撒冷）西南，渡太（通‘大’）碛，行二千里至其国。其人黑，其俗犷。少米麦，无草木，马食干鱼，人餐鹘莽。鹘莽即波斯枣也。瘴（毒）痈（皮肤或皮下组织化脓性炎症）特甚诸国。

——摘编自【唐】杜环《经行记》

材料二   东非宋朝钱币出土统计表（单位：枚）

——根据马文宽《非洲出土的中国钱币及其意义》编制

材料三   1413年，郑和访问了“去中国绝远”的“麻林国”（今肯尼亚马林迪），1415年，“麻林遣使附船来中国贡献麒麟（长颈鹿）”，引起轰动。永乐帝（明成祖朱棣）极为喜悦亲往奉天门主持欢迎仪式，接受“麻林国及诸番国进麒麟、天马、神鹿等物”，并允许其在明朝境内交易。

——摘编自《明史·成祖本纪》

材料一   唐朝前期，包括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规定在唐朝统治地区，凡是各都督府治所和4万户以上的州，都可设置市场或市署，上“置市令一人，从六品上”，下“置市丞二人，正

八品上”；“置录事多人”，分别管理坊市的各项事务。

——摘编自《唐律疏议》《唐令拾遗》《唐会要》等

材料二   北宋时期的商业十分繁荣，东京汴梁城更是“商贾云集，店铺林立”的繁华景象，我们可以从《清明上河图》上清楚地发现，街道上人来人往，“摩肩接踵”，道路两旁的店铺鳞次栉比，热闹非凡。其他的地方大城市，也大体如此。

——摘编自方宝璋《宋代经济管理思想与当代经济管理》

材料三   到了明代中后期，读书人“科考不成”转而“驰骋商场”竟然也变得常见。因此，传统的政策逐渐向“恤商”“通商”转变。明代大开“捐纳”，设立商籍。商人们事实上通过缴纳钱财获得了社会地位，各取所需。

——摘编自曹琳《明代商人商业经营研究》

材料—   11世纪欧洲城市开始兴起，城市居民以移民和原住民为主，二者是以城市特许状为纽带确立的共同体。城市特许状是城市居民通过种种争取自治权的斗争，从封建主手中获得的契约，这意味着共同体的事由全体成员做主。12世纪，由于城市管理需要，罗马法在欧洲复兴；中世纪晚期，市民阶级形成，进一步推动了城市市民政治文化的生成，孕育了现代国家的雏形。特许状是一纸契约，赋予城市居民共同享有在本城经营工商业的权利。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市场意识等新的经济理念在城市诞生，现代会计、金融、公司制度等近代经济文化在中世纪城市得到初步发展。这促进了16世纪欧洲文明的凝聚成型。

——摘编自刘景华《中世纪城市与欧洲文明成型》

材料二   随着两宋城市的发展，一方面城市工商业发达，市井文化日趋繁荣；另一方面延续自南北朝隋唐而来的士人城居之风使得文人士大夫居城者明显增多。由此，士庶之间清雅文化与市俗文化之间呈现相互对立、相互渗透的关系，这构成两宋城市文化的基本格局。由于士大夫拥有核心政治资源，掌握着文化霸权的仍然是官而非商，市民阶层处在士人阶层之下，属于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的臣民。由于文化强势之最终仍有赖于政治资源，还衍生出不同行政级别的城市在文化地位上产生相应层级差别的有趣现象。两宋城市文化发展，承续并巩固了唐代以来文化资源集中于城市所带给专制国家在文化上前所未有的控制权，并从各方面影响着村落世界。

——摘编自包伟民《两宋“城市文化”新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