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宋代，许多传统的观点发生动摇，如邓馆指出“行商坐贾，通货殖财，四民之益也”；陈耆卿将士、农、工、商在社会上的作用逐一论述之后认为：“此四者，皆百姓之业，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易之者也”。儒家强调“重义轻利”，并且将先义后利作为利益得失取舍的一个原则。然而在宋代，更多的思想家认为利在义存，利亡义丧，没有离开物质财富的“仁义道德”。宋代，社会各阶层对财富产生了强烈的占有欲，人们为“一钱之争，至死而不悔”。上自皇帝、下至平民百姓，都参与经商以牟取利润。……宗室嫁女，也是找富家大姓以货取，婚姻不求门户，直求资财。国家也允许商贾中的“奇才异行”者应举，以至于“工商之子，亦登仕进之途”。
——摘编自孙金玲《宋代社会思想观念的发展变化及原因》
材料二：晚明时期，西方传教士接踵东来。为了找到传教的门径，他们往往介绍西方的天文历法、数学、地理学、火器制造等知识。与殖民者稍后而来的是美洲农作物，玉米的产量远比麦类高，番薯更是每亩可产数千斤。葡西殖民者围绕中国的商品开辟了商业航线，中国的出口商品以生丝和丝织品为主，而进口的只有少量香料之类的商品。由于出现这种结构性的贸易逆差，美洲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成为当时全球经济中的一道独特风景线。
——摘编自樊树志《全球化视野下的晚明》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社会思想观念领域变化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概括晚明时期中国社会出现的新变化，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其影响。
材料一 从西晋末年开始，北方人民为躲避战乱，大批流亡南下，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也充实了劳动力资源。“至于（南朝刘宋）元嘉末……兵车匆用，民不外劳，役宽务简……盖东西之极盛也。”
——摘编自人民教育出版社《普通高中教科书·中外历史纲要（上）》
材料二 宋朝商品经济非常繁荣。宋代除了当时最著名的都城汴京，成都、建康、镇江及扬州等众多城市因商品经济的发达而成为名噪一时的著名商业城市。据统计，唐代10万户的城市仅11个，北宋则多达40个。宋代城市坊市的格局已经打破，不再像唐代那样商业区和居民区严格分开，城市经营时间也大大放开。除了大城市外，宋代各地出现了许许多多的草市和镇市。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交子”成为商品流通中的主要货币形式。宋代海外贸易空前繁盛，不仅超越前朝而且也为后世所不及。
——上述材料均摘编自任崇岳主编《中国社会通史·宋元卷》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魏晋南北朝时期江南开发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概括宋代商品经济繁荣的表现。
材料一 宋元时期，福建丝织业发展迅速，特别是泉州，自唐代以来养蚕织丝成了当地风俗。泉州的绸缎曾作为中国皇帝送给印度国王的礼品。而海南在宋元时期所产沉香极为著名，甚至尤胜其他南海国家产品。北宋初年，市舶条例明令往来海南（甚至雷、化等州到海南）贸易的海船，以及福建出海贸易的船只必须到广州索“引”方可发船出航，“往复必使东诣广，不者没其货”。而南宋和元代也有相似条例几度出现。福建常赖广东“客米”从海上贩运接济，“唯广东船米，可利泉福”。而泉州、广州商船则“一色载金银匹布”往海南贸易香药，每船货值达一万余贯。海南与泉州通过广州交换货。
——摘编自许秀娟《宋元时期广东与海外的丝绸贸易》
材料二 宋代丝绸通过广州南海外传情况
| 国名或地名 | 今地 | 丝绸品名 |
| 占城 | 越南中南部 | 绢扇 |
| 真腊 | 柬埔寨 | 假锦、生丝 |
| 三佛齐 | 苏门答腊 | 锦绫、缬绢 |
| 单马令 | 马来西亚彭亨州腾贝林 | 绢伞、缬绢 |
| 凌牙斯加 | 北大年 | 缬绢 |
| 细兰国 | 斯里兰卡 | 丝帛 |
| 故临国 | 印度奎隆 | 缬绢 |
| 层拔国 | 桑给巴尔 | 假锦、红吉贝 |
| 阇婆 | 爪哇 | 五色绢、皂绫 |
| 渤泥 | 加里曼丹 | 假锦、建阳锦、五色绢、白绢 |
| 三屿 | 菲律宾 | 皂绫、缬绢 |
材料三 三佛齐、阁婆等国“务蚕织，有杂色绣丝、吉贝、绫布”。真腊国不事蚕桑，“近年道人来居，却以蚕桑为业。桑种蚕种皆自暹中来……迢人却以丝自织皂绫衣着”。
——摘编自【宋】赵汝适《诸蕃志》
(1)根据材料一、概括宋元时期海南、广州、福建三地之间贸易繁荣的表现，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2)结合所学知识，评述材料二、三中历史现象的联系。
材料 北宋出现了农民“轻乡危家，远出千里”的现象，大量客户迫于生计，频繁更换居住地点和地主。北宋实行募兵制，重点招募离开土地、心怀不满的青壮年，神宗时厉行募役法，招募“四方浮浪之人充役”。发达的手工业吸纳了大量的流动农民，而且多有人力密集的规模经营，其中以矿冶业最为突出。宋代农民有农闲季节从事商业的传统，农民失业之后“转客于市，佣力以食”“无田之人，多入城市开张店业”。首都开封因为机会多，“游手浮浪最多”。宋代社会流动而不郁积祸患，所以虽小乱不断，而未能酿成大乱，整体社会局势相对安定。
——摘编自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等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列举促成宋代人口“流动而不郁积祸患”的有利条件。
材料一 至宋，中国古代夜市跳脱开夜禁羁绊，首次以官方认可的身份跻身市场行列，它们较广泛地分布于北方、东南、川蜀（川陕）、荆湖、闽广五大区域的各级城镇。宋代夜市突破之前以酒楼、茶肆、歌、馆等为主要载体和以日市延伸为主的传统夜市形态，勾栏瓦舍、街市与摊贩成为与传统夜市形态并驾齐驱的主体形态，并且基本实现了由封闭式向开放式、由单一型向综合型的转变，实现了文化娱乐夜市由兼营、业余向主营、专业的转变，夜市消费人群由相对单一化、贵族化向多元化、平民化转变，形成了与近现代高度相似的夜市形态与景象，并使宋代成为中国古代夜市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型时期。
——摘编自张金花等《宋代夜市规模、形态与消费主体分析》
材料二 郑樵在总结唐宋之际婚姻观念的历史变迁时说，隋唐以前“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而五代以来“婚姻不问阀阅”。宋代门阀世族政治的消亡反映在人们的婚俗观念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向：士庶不婚的陈规被打破，婚姻重科举进士，婚姻论财等社会现象在宋代普遍出现，特别是世人嫁娶尤重钱财成为一时之尚，宋代商人以财买婚，通过与官僚、宗族、士人联姻进而跻身上层的例子可谓比比皆是。
——摘编自冯芸《宋代商人的社会流动与社会结构变迁》
(1)根据材料一，概括宋代夜市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指出与隋唐以前相比，宋时期婚姻观的变化，结合两则材料和相关史识，分析出现变化的原因。
材料一 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使汉朝了解了西域的政治和军事情况，同时还带回大量有商业价值的信息。此后，汉武帝发动了一系列战争，打击了匈奴的势力，使亚洲中部地区恢复了和平。随着帝国的扩张，商人和旅行者建立了广大的商业网络通道，在这些商路上交换的最主要的商品是来自中国的高质量的丝绸，历史学家把这些商路统称为丝绸之路。对商人和他们的商品来说，丝绸之路就是令人瞩目的高速公路；另外，商人、传教士和其他一些旅行者，带着他们的信仰、价值观念和宗教信念来到远方。
——摘编自钟羡芳、徐文彬《中国“海上丝绸之路”遗址点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形成机制》
材料二 宋元时期，福建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地位迅速上升。泉州、福州成为内连晋江、闽江，外接东南亚的重要港口，尤其是泉州在北宋朝廷设市舶司以来，“番货远物、异宝珍玩之所渊薮……号为天下最。”“番商”出身的蒲寿庚长期掌管市舶司，其家族垄断泉州香料海外贸易近30年，“以善贾往来海上，致产巨万，家僮数千。”至元代时，泉州已成为“东方第一大港”，与埃及亚历山大港齐名。泉州街头出现“市井十洲人”“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盛况。
——摘编自朱永清《“积贫积弱”抑或“造极之世”——民国以降两宋评价的嬗变与纠结》
(1)根据材料一、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汉代丝绸之路开辟的条件，并概括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文明交流的内容。(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元时期福建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繁荣的表现，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唐宋城市变革标志着中国 古代的城市在空间格局和制度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下表 )。
材料二 郑樵在 总结唐宋之际婚姻观念的历史变迁时说，唐以前“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宋代门阀世族政治的消亡反映在人们的婚俗观念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向:士庶不婚的陈规被打破，婚姻重科举进士，婚姻论财等社会现象在宋代普遍出现，特别是世人嫁娶尤重钱财成为一时之尚，宋代商人以财买婚，通过与官僚、宗族、士人联姻进而跻身上层的例子可谓比比皆是。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冯芸《宋代商人的社会流动与社会结构变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唐朝相比，宋朝城市发展的表现并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所学知识，指出唐、宋婚姻观的不同，并分别分析其产生的原因
材料一 东周时期，生产力显著提升，生产关系剧烈变化。当此时，诸家并出，百花齐放，儒尚仁义、道体无名、法兼势术、兵贵止……皆欲塑当世之秩序，焕华夏以新生，故而风云激荡，史称百家争鸣。其所争者，为济世之要枢；其所鸣者，为治平之大道。
——故宫博物院展览《何以中国·源·启蒙奠基》
材料二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汉书·董仲舒传》
材料三 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市民文化的兴起，宋代精神文化也呈现出世俗化的倾向……两宋在其三百余年间，始终受到来自北方民族国家的环伺紧逼，面临着生死存亡的现实威胁，故而民族意识应时而起，构成宋代文化的强烈底色。也因此，宋代文化注重实用，从根本上关注人怎样生存发展、国家如何安宁强盛。
——摘编自虞云国《略论宋代文化的时代特点与历史地位》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分别指出战国时期儒家和法家代表人物在“塑当世之秩序”方面所提出的主张，并用一句话概括百家争鸣对后世的影响。(2)指出《汉书》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概括材料二所反映的统治措施，并结合所学简述其意义。
(3)根据材料三，概括宋代文化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简要分析宋代文化呈现这些特点的社会背景。
材料一 宋代是我国海外贸易大发展的时期。由于统治者和社会经济（医药、染色、制瓷、调味等行业）对香料等货物的需要日益增加、国际贸易使宋王朝获巨额收入、陆上通道阻塞和造船业技术发展，宋政府一直重视发展海上贸易。宋太祖开宝四年（963年）在广州设立市舶司，后又先后设置了杭州、明州、泉州等八个市舶司，对商舶货物进行抽解和征税等。当时同中国发生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多达数十个，进口货物在400种以上，宋王朝在海外贸易方面的收入不断增加。宋英宗治平（1064-1067年）时，年收入为63万贯，宋高宗绍兴（1131—1161年）初，年收入增至200万贯，占当时全部收入的1/20。宋代及其以后，海路已经取代陆路而成为中外经济和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海外贸易的进口货物以香料、药材为大宗，出口货物以瓷器、丝织品为主，这条海上通道可称为“陶瓷之路”。
——摘编自王嘉《两宋海外贸易发展的社会基础》
材料二 唐前期，继续推行北魏以来的“均田制”。在此基础上，进行租庸调制，“有田则有租（田租），有家则有调（纳绢布等），有身则有庸（每丁每年服力役二旬，若不服役则纳布帛等代替）”。庸和调在整个国家财政中占据重要地位。唐中期以后，随着人口增加，土地兼并加剧，均田制急剧崩坏，租庸调制难以维持。“有幼未成丁，而承袭世资，家累千金者，乃薄赋之；又有年齿已壮，而身居穷约，家无置锥者，乃厚赋之，岂不背谬！”百姓举家逃亡，规避赋税，被称为“客户”。
公元780年，唐期推行两税法：以国家财政开支所需为总额，所谓“量出以制入”。所有民户在现居地登记，根据财产情况定户等，按户等高低交纳赋税，“户无主客，以见居为薄；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分夏秋两季征收，“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郡县税三十之一”结果“赋不加欲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贪吏不诚而奸无所取。自是轻重之权，始归于朝廷。”每户负担并未增加，但国家财政总收入增加，对户口的掌握也更为准确，“天下便之”。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等
材料三 北宋之初，宋太祖鉴于晚唐、五代十国时期的教训，认识到了藩镇割据的危害性，对节度使“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逐步收回了节度使的权力，由中央直接统辖州、府、军、监。这样，宋初的政府层级体制实际上又变成了州县二级制。但由于州、府、军、监数量过多，中央政府管理幅度太大，需要对管理层次进行调整，于是又在州、府之上增设转运使提刑按察使、安抚使和提举常平使，这些“使”的管辖区域也称为“路”。当然，宋朝设立的“路”并不是一级行政区，而是中央在地方的派出机构。各路官员均由皇帝直接任命，对皇帝负责，彼此互不统属。各种“使”只是在财政、刑罚、监察、仓储等方面分别履行某种单一职能，他们所管辖的“路”在区域划分上也并非彼此一致。故宋代的路只是介乎行政区域监察区之间的一种安排，而不能作为一级完整的实体政府切实地控制一个地方。从权力的分配来讲，可以把宋代的这种“条块结合”的政府层级体制称为二级半制或虚三级制。
——摘编自《地方政府层级改革研究》
(1)结合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概括宋代对外贸易发展的特点，并分析其影响。
(2)根据材料二，概括指出两税法改革的背景。
(3)根据材料三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地方管理措施所带来的影响。
材料 书院是我国古代一种特殊的民间教育组织形式，唐代始有其名，宋代是书院发展的黄金时期，比如宋代有四大书院之称的应天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和嵩阳书院。书院的主持人多为名师宿儒，他们既热衷于从事培养人才的教育教学工作，又积极从事学术理论的研究与传播。书院课程内容完全是由执教的山长、主讲教师确定，除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儒家经典外，部分书院还救授关于农田、治民、水利、算术、以及军事等一些实用技能型知识。书院的资金主要来自官府的赐田和赐币以及民间捐输，也有部分来自书院自营收入。随着书院影响力的扩大，政府也加强了对书院的控制，书院的官学化色彩愈加严重，从书院走出的学生主要还是参加科举。同治、光绪年间，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已经与科举合为一体的书院，也一并成为历史。
-摘编自刘河燕《宋代书院的课程内容及特点分析》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书院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书院兴盛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