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文献中有关婚姻习俗的部分内容
| 时间 | 出处 | 内容 |
| 先秦时期 | 《礼记·昏义》 | 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 |
| 汉代 | 《十三经注疏》 | 日生于东，月生于西，此阴阳之分，夫妇之位也。 |
| 魏晋南北朝 | 《北魏诏书》 | 皇族贵戚及士民之家，不得与非类婚偶。 |
——摘编自牛志平《唐代婚姻的开放风气》
材料二 唐朝初年，唐太宗等先后修订《氏族志》《姓氏录》，以官爵高下做等级，打压门阀士族。隋唐时期出现的科举制度能够让部分出身庶族读书人进入朝堂。社会风气也比较开放，妇女再嫁的现象比较普遍，而且对妇女贞节的要求相对比较宽松。唐代商人虽衣食无忧，但是唐律规定“当色为婚”，不可“异色相娶”，与商人联姻多是农民、手工艺者等庶人阶层。
进入宋代，随着商人阶层经济实力增长，婚姻价值观念变化，庶民、士人与商人联姻日益普遍。宋人笔记载：“近岁富商庸俗与厚藏者嫁女，亦于榜下捉婿，厚捉钱，以饵士人，使之俯就，一婿至千余缗”。到南宋时，由于政府的大力推行和倡导，对妇女贞节的要求开始趋严。
——摘编自安秀玲《浅析唐宋婚姻及其演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婚姻习俗所反映出的思想观念，并说明这些思想观念的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宋时期婚姻习俗演变的趋势，并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分析唐宋时期是中国婚姻发展史上重要的转型期的原因。
材料一 茶叶成为主要饮料是在唐宋时期，宋代产茶的区域较唐朝扩大一倍以上。据统计，北宋中叶种植茶叶的面积有80万亩，年产量约相当于今6万吨以上。当时饮茶成风，“略与饮食埒者”。甚至周边少数民族因饮食习惯而需要茶叶，推动茶马贸易的繁盛。
茶叶种植分为官营和民营。民营的种植户多半从粮食种植中分离出来，时人向神宗的报告谓：“今川蜀茶园，本是百姓两税田地，不出五谷，只是种茶，赋税一律折科，役钱一例均出。”
——整理自葛金芳《中国经济通史》（第五卷）
材料二 “以茶治边”政策是指我国古代封建王朝为加强对西北地区的统治，利用其茶叶经济垄断权对西北游牧民族实行的一项羁縻政策，是融茶法、马政、边政于一体的一种边疆统治政策。它在唐宋时期开始萌芽，至明代臻于完善。
明朝时实行税茶和榷茶垄断茶利，同时规定官买余茶的政策，从而集中了大量本色茶叶，这就为“以茶治边”政策提供了茶源。因此，朱元璋指出“盖制戎狄之道，当贱其所有而贵其所无耳”，即通过官定比价推行不等价交换，以达到控制西北诸族，“以茶治边”的目的。“令茶价涌贵，番人受制，而良马将不可胜用”，这种贵茶贱马的互市政策成为明代奉行不移的祖宗旧制。
——摘编自郭孟良《试论明代的“以茶治边”政策》
材料三 1662年葡萄牙的凯瑟琳公主嫁给英国国王查理二世，其嫁妆中就有一套中国茶具和221磅红茶。新王后不仅饮茶，还宣传茶的功能，在她的指引下，饮茶成为当时上层社会的时尚。但是由于茶叶价格昂贵(虽然价格在下降，但直到17世纪末，一磅茶叶的售价仍然相当于1名男仆一两个月的工资），直到17世纪末英国饮茶之风并不盛行。
18世纪初，英国大量进口茶叶，随之英国民众对于饮茶十分热衷。1755年一位到英国旅行的意大利人写道“即使最普通的女仆每天必须喝两次茶以显示身份。”到18世纪末英国人每人每天超过两磅，英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喝茶民族。
——摘编自关剑平主编《世界茶文化》
(1)根据材料一，概括宋代茶叶广泛种植的影响。结合所学简要说明宋朝中期在徭役征收方面的变化。(2)根据材料二回答明朝实行“以茶治边”以控制西北少数民族的原因，结合所学指出明朝中后期除实行互市外朝廷对北方蒙古族采取的措施。
(3)根据材料三，概括17世纪中期到18世纪末英国社会生活的变化，茶叶的引进使英国形成不同于中国的茶文化，结合所学回答中国茶文化的意蕴和英国茶文化的表现。
材料一 元代本着“损中国无用之费，易远方难制之物”的精神，鼓励商人从事海外贸易，其进出口货物数量和品种都倍于前代，且不断增长，呈现出繁荣发展的局面。据《大南海志》记载，元代前期经广州港进口的商品计有七类七十多种。元代后期，仅由四明（又名庆元，即今浙江宁波）进口的商品就高达二百二十四种，比元前期翻了三番。值得注意的是，在品种繁多的进口商品中，奢侈品的数量较前代有明显减少，而用于生产、生活的日用品比例大大增加。海外商品输入中国沿海港口以后，通过商贩们的转运，销往全国各地。
材料二 泉州作为元代最大的进出口港口，那里的各种货物堆积如山。江南最繁华的都市杭州，是元代最大的商品聚散地，政府在此设有市舶仓库，专门贮存从各地转运来的货物。杭州本身也是最多的消费城市，仅胡椒一项，每日销量竟达四十三担，每担重九十公斤。元大都（今北京）虽远离东南沿海贸易港口，但由于它是元朝统治中心，达官贵人、富商大贾云集于此。不论是政府，还是民间商贩，都将各国商品转运来此经销。当时的大都，凡是世界上珍稀的东西，几乎都能在这里找到，特别是来自印度的商品，如宝石、珍珠、药材和香料。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喻常森《元代海外贸易发展的积极作用与局限性》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元代海外贸易繁荣发展的表现。(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元代海外贸易繁荣发展的原因及其影响。
材料一 宋元时期，福建丝织业发展迅速，特别是泉州，自唐代以来养蚕织丝成了当地风俗。泉州的绸缎曾作为中国皇帝送给印度国王的礼品。而海南在宋元时期所产沉香极为著名，甚至尤胜其他南海国家产品。北宋初年，市舶条例明令往来海南（甚至雷、化等州到海南）贸易的海船，以及福建出海贸易的船只必须到广州索“引”方可发船出航，“往复必使东诣广，不者没其货”。而南宋和元代也有相似条例几度出现。福建常赖广东“客米”从海上贩运接济，“唯广东船米，可利泉福”。而泉州、广州商船则“一色载金银匹布”往海南贸易香药，每船货值达一万余贯。海南与泉州通过广州交换货。
——摘编自许秀娟《宋元时期广东与海外的丝绸贸易》
材料二 宋代丝绸通过广州南海外传情况
| 国名或地名 | 今地 | 丝绸品名 |
| 占城 | 越南中南部 | 绢扇 |
| 真腊 | 柬埔寨 | 假锦、生丝 |
| 三佛齐 | 苏门答腊 | 锦绫、缬绢 |
| 单马令 | 马来西亚彭亨州腾贝林 | 绢伞、缬绢 |
| 凌牙斯加 | 北大年 | 缬绢 |
| 细兰国 | 斯里兰卡 | 丝帛 |
| 故临国 | 印度奎隆 | 缬绢 |
| 层拔国 | 桑给巴尔 | 假锦、红吉贝 |
| 阇婆 | 爪哇 | 五色绢、皂绫 |
| 渤泥 | 加里曼丹 | 假锦、建阳锦、五色绢、白绢 |
| 三屿 | 菲律宾 | 皂绫、缬绢 |
材料三 三佛齐、阁婆等国“务蚕织，有杂色绣丝、吉贝、绫布”。真腊国不事蚕桑，“近年道人来居，却以蚕桑为业。桑种蚕种皆自暹中来……迢人却以丝自织皂绫衣着”。
——摘编自【宋】赵汝适《诸蕃志》
(1)根据材料一、概括宋元时期海南、广州、福建三地之间贸易繁荣的表现，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2)结合所学知识，评述材料二、三中历史现象的联系。
材料一
——据吴慧《从商税看北宋的商品经济》等
材料二 下表为宋真宗天禧年间代表性年份的财政收支状况
| 天禧五年（1021年）财政收支表 | ||||
| 品类 | 收入 | 支出 | 单位 | 单价（文/X） |
| 钱 | 2981 | 2974 | 万贯 | 770 |
| 粮（五谷） | 2983 | 3458 | 万石 | 400 |
| 绢 | l151 | 4268 | 万匹 | 1000 |
| 布 | 306 | 130 | 万匹 | 200 |
| 草 | 3000 | 3458 | 万束 | 20 |
| 丝棉 | 2316 | 2013 | 万两 | 75 |
| 财政收入 | 财政支出 | 单位 | 盈余 | |
| 汇总 | 6408 | 10633 | 万贯 | —4225 |
——据李伟国《宋代财政和文献考论》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宋真宗天禧年间政府财政税收所呈现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宋真宗天禧年间政府财政税收呈现上述特点的原因。
材料一 唐代与西亚的经济文化交流虽然以陆路交通为主，但广州与阿拉伯的海上交通也发展迅速。唐朝政府鼓励海外商人来华贸易。海外商船到达广州后，就有管理港口的人来把船货搬进货栈，代为保管6个月直至本季风期最后一艘商船进港为止。他们从船货中抽取30%作为进口税，余下的交还物主。货物如为唐朝皇帝所购买，则按最高市价给价，且立刻开发现钱。对来华贸易的外商，如有犯法，在同国人之间（如阿拉伯人与阿拉伯人之间）依本国法律论处；在异国人之间（如阿拉伯人与新罗人或阿拉伯人与中国人之间）则依中国法律论处。在广州阿拉伯商人高度集中的地方，唐朝政府也准许他们自治、按伊斯兰教的法律行事。
——摘编自李金明《唐代广州与阿拉伯的海上交通》
材料二 自太平兴国元年（976年）创设榷易署以来，政府第一年即收入三十万缗，不久更增加到五十万缗。绍兴末年，广州、泉州市舶司由“抽买”所得利益每年达二百万缗。王应麟《玉海》卷一百八十六云：“海舶岁入，象犀、珠宝、香药之类，皇祐中五十三万有余，治平中增十万，中兴岁入二百万。”
——摘编自何崇恩《宋代外贸小议》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朝政府对阿拉伯商人实行的政策。(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唐宋发展对外贸易的共同影响。
材料一 静江府城（位于今桂林市）在西南边陲的作用由唐至北宋初年的平定叛乱扩展为宋朝管控广南西路、平定叛乱、抵抗越南入侵、阻挡蒙古军队“斡腹之谋”等多种军事作用，其政治职能在两宋时期逐渐从军事职能的从属地位中分离出来。静江府城逐渐成长为地方行政中心，后来集广南西路赋税钱谷、刑法、市易、水利等行政权力于一身；其对内开始辐射整个广南西路，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并与整个宋朝经济的发展形成良性互动，对外沟通西南地区与国外的经济贸易。两宋时期，静江府城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发展教育事业，依靠桂林山水文化带动旅游业的发展，让广西山水文化名扬海内，后又通过文人墨客的诗词、碑刻和佛寺、道观的修建，赋予了广西山水更多的文化意境。
材料二 两宋时期，静江府城由单一的军事性城镇发展为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于一身的多职能复合城市，其城市职能演变过程中具有自己的鲜明特色。这与静江府城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有关，也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两宋时期大量人口南移、国内外整体战略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还与两宋时期社会整体发展密切相关。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聂定《宋代静江府城职能演变分析》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静江府城在两宋的发展特征。(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推动静江府城职能变化的原因。
材料一 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年)至宋徽宗大观三年（1109年），宋朝著籍户数由642万户增加到2088万户，人口峰值约11275 万，年平均增长率达9.2‰。宋代的住房形势较此前历代更为严峻，租房是宋人解决住房问题的重要手段，从官员到老百姓，都存在租房居住的现象，甚至军队也需要通过自己租房来解决居住的问题。租房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士兵们最基本的生活问题，但使士兵脱离了正常的军营生活，对士兵、对社会都造成了一些不良的影响。
——摘编自梅波《宋代租房现象研究》
材料二
| 第163条 | 政府所建房屋之租金，不可超过建筑费用和建筑用地总价数年利的8%；个人房屋之租金，不得超过地价所载土地及建筑物之总价额年息之12%；若原租金超过标准租金的，则按标准租金支付；若原租金比标准租金少，就按照原租金付款，出租人不可用任何理由加租。 |
| 第167条 | 房屋标准租金的实施时期：定期租约到期之后，承租人可按照原有条件继续租赁。 |
——摘编自《中华民国土地法》（1930年6月）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租房兴盛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概括南京国民政府房屋租赁相关立法的特点。
(3)研究表明截至1946年，《中华民国地法》仅在局部地区短暂试行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对此给出合理的历史解释。
古代的佣书
材料一 受雇于贵族官府、书贾书肆、富豪士人及寺庙道观，为人抄写书籍以接取佣金的职业在古代称为“佣书”。抄书是一种艰苦的劳动，理应得到报酬，但佣书者也会遇到迟付酬金和欠薪的现象。敦煌遗书中就有好几则经生书手在卷子末尾写下的对雇主欠薪的报怨：“写书今日了，因何不送钱。谁家无赖汉，回面不相看。”
《魏书·刘芳传》记载：“芳常为诸僧佣写经论.笔迹称善。”《北齐书·张景仁传》载，张景仁“幼孤家贫，以学书为业，遂工草隶，选补内书生”。《宋书·吴喜传》亦载：“喜少知书，领军将军沈演之使写起居注。”这些人或因佣书而知名，或因字写得好，而得以担当抄参加工作。
三国东吴的阚泽，在佣书中“所写既毕，诵读亦遍。追师论讲，究览群籍，兼通历数，由是显名”。北宋苏轼在谪居湖北黄冈时，以抄书为“日课”，仅《汉书》就抄了三遍，起初一段事抄三个字为题，次则两个字、到后来则一个字，将书的内容烂熟于心。以至于友人举题一字，“东坡应声辄诵数百言，无一字差缺。凡数挑，皆然”。
明清两代，官方组织编纂的大型类书《永乐大典》《四库令书》，就因卷帙浩繁，雕版、排字、印刷不易而采用车工誊抄。其中《永乐大典》的抄书手就达2669人，《四库全书》的抄书手也达3826名。据说《四库全书》的抄手每人每天要抄写1000字，每年要抄写33万字，五年限抄180万字。这些皇皇巨著渗透了众多抄书者的辛勤劳动。
——摘编自李明君《简论中国古代的“佣书”职业》
材料二 至宋代，由于印刷术的普及发展，版本书籍迅速增加并逐渐成为书籍传播的主要手段。但佣书业并非一蹶不振，而是依然兴旺，民间的文字往来、官私交书，大量需要专业的佣书。宋代佣书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代笔业务，即为顾客提供以应用文为主的各类文章、文字服务。宋代佣书创办有专业办理、代写涉官文书的商业店铺，这就是“写状钞书铺户”、简稿书铺。书铺的主要业务是涉官文书，包括代写上书文学、供词、诉讼状于、填写税钞，办理公证文书，为举人、官员承办各类文书等。正因作用如此之大，所以书铺遍及全国各州县，而且官府对此类业务有着严格的审批和管理。政府如礼部、刑部、吏部的某些职能“外包”与书铺代理，使书铺佣书成为国家机器里一个文书方面的编外辅助组。除涉官业务之外，民间社会生活的佣书业务更多。家庭类佣书比较高档，有较为固定的客户。宋代是契约社会，土地自由买卖，租佃发展导致的买卖、租佃土地契约发展，是农村的代表；房地产的发展导致房地产租售契约发展，是城市的代表。广泛存在的契约文书，需要佣书完成，佣书非抄录性的文书业务大量增多。
——摘编自程民生《宋代的佣书》
(1)根据材料一、概括指出古代佣书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对宋代佣书行业的新变化进行阐释。
材料 都城的居民主要是皇族、官绅地主阶层和一般的城居地主、房主、高利贷者、富商等。城市小手工业者、小商贩等贫下坊郭户，“家业”微薄，不足以影响全城收入结构。皇族、缙绅及城居地主的传统收入，多来源于贡赋和私租，而直接依附他们的官府役人、工匠、婢仆等人的收入，实际上是这类租赋的一小部分。宋代汴京收入中的各地上供米纲、绢帛纲、土贡，“全仰两浙苗米”。
北宋汴京界身巷的“金银丝帛交易之所”，“每一交易，动即千万”。其中多官僚商人，特别是那些凭借官势、辗转经销专卖物资和交引钞券者。吴自牧所云南宋临安“城内外不下数十处，收解以千万计”的质库，几乎都属于富豪之家。而这些官僚地主兼营放贷业的资金，无不植根于乡村农业之中。
——摘编自郭正忠《宋代城镇的经济结构》
(1)根据材料，概括宋代都城人群收入结构的特征。(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都城人群收入结构特征的成因。
